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在统治者的眼里，这些头角峥嵘、舞文弄墨的作家、诗人，虽形形色色，帮帮伙伙，好好坏坏，长长短短，但究其政治态度分类，无非三者：拥护皇帝者；反对皇帝者；间于其中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者，这其中又有拥护多些，反对少些，或反对多些，拥护少些的区分。第一类，好办，成为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饵之以利，赏之以名，随班唱和，装点斯文；第二类，也好办，言论获罪，文字有狱，焚书坑儒，箝口结舌。不过，此两类人加在一起，在全部知识分子中，不占多数。
所谓“两头小，中间大”，就是指处于这中间状态的这大多数，为历来统治者最感头疼麻烦的一拨。重了不是，轻了也不是，除了独夫民贼，统统地杀，整个社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总是不正常的政治现象。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强烈，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很自然地与大多数老百姓的心气相通，若不仅止于腹诽的话，必有许多令帝王挠头的事发生。
虽然从秦始皇起，所有杀知识分子的帝王，都会背上千秋万代的骂名，但好像也从未罢手过，照杀不误。曹操是文人，当然更知道文人之杀不得，但是，当他曹氏统治的安危受到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就要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到这时候，他无法手软，于是乎，还是得诉之于杀头这一招。所以，文人在与统治者的这场老鼠逗猫的游戏中，输牌是早已注定的。
曹操猜疑成性，尤其好杀，《捉放曹》里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也颇教人胆战心惊，但对那些惹恼了他的文人，一开始，倒是尽量避免采取铁血政策。譬如，公元198年干掉祢衡，他宁肯用“借刀杀人”计，也不开杀戒。
祢衡是个颇可笑的角色，他死的那年才二十五岁，小伙子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躁动状态。要用现代医学观点看，这位文学新秀，恐怕还有一点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征。大概一个作家，自负其才，不如其愿，长期郁闷，必然会憋出来这股邪火。他来到许昌，以求闻达，本以为京华冠盖，一律要向他脱帽致敬。结果，很失望，失望之后，经人唆使，无事挑事，没碴找碴，站台开骂，逼得统治者祭起刀来。
当代有些作家也患这种祢衡病，出道后写出几篇东西，立刻自我膨胀，立刻感觉失衡，立刻不知天高地厚，东南西北，立刻唁唁然如狂犬状，连爹娘都不认。祢正平也是如此这般地到了许都，一是他看不上大家，二是大家也看不上他，“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后汉书文苑传》），那张名片，在口袋里揣烂了，连烫金的名字也磨掉了，无人买他的账。所以，他心理更趋变态，狂病也益发加剧了。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阿瞒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培植曹魏势力。他的对立面，也就是陈寅恪所言的那些拥戴汉室、尊崇儒学的士大夫阶级，自然也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孔融是这个营垒里的一个马首是瞻的人物，一直是曹操的反对派领袖，经常聚着一帮人，抨议时政。现在来了这么一位急先锋，当然要引为知己，赶紧给汉献帝打了个报告，把祢衡推荐上去。孔融在奏章里，将这个年轻作家，吹得天花乱坠，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而祢衡本就忭急躁狂，这一捧，更加谵妄失常。他说，在许都，除了“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谁也不在他眼里了。
鲁迅在《骂杀与捧杀》的文章中说，用“捧”来整死一个人，比“骂”还来得有效些和致命些。这话果然不错，这些年来一些中青年作家，很快红起来，很快暗下去，很快声名大噪，很快烟消云散，就因为被捧得神魂颠倒以后，屁股坐不到板凳上，忙着吊膀子，忙着争乌纱，文思枯竭，灵感梗阻，不但写不出什么，连屁也放不出一个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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