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王衍是一个空手道，作为文人，无著述；作为名士，无名论；作为官吏，无建树；作为谈客，无高见。无足称道，狗屁不是。说的“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鲁迅说的“空头文学家”，北京人说的“瘪皮臭虫”，上海人说的“空心汤团”，就是这班人的真实写照。但他善于炒作，善于拿捏，善于借风使舵，善于拉帮结派，再凭那一张嘴，手持麈尾，坐而论道，口吻生花，却能炒出极高的威望，极盛的声名。
您不得不服，这世界就属于能吹牛皮的人。
那时，洛阳城里，他的知名度，总列排行榜首位。《晋书》称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声名籍甚，倾动当世，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晋诸公赞》曰：“夷甫好尚谈称，为时人所宗。”《晋阳秋》曰：“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鉴识。”《世说新语》举了一个例子：“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看看，他还挺忙，挺拿搪，挺端个架子。”
名人崇拜，是中国人在封建社会里，磕头磕久了以后，落下的一种仰脸看人的毛病。空手道们就吃准了普通人对名流的仰慕心理，所以，出名，邀名，炒名，争名，不择手段，不管好歹，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能有名，削尖脑袋也干；名是无形资产，与有钱者，与有权者，同起同坐，不相上下。本是无足轻重的王衍，因为有了这份虚名，成了洛阳城里拥有话语霸权的那摩温。
当时的士流后进，文苑学子，一是相当的贱骨头，二是被他唬得够呛，很在意他的褒贬，很买他的评论的账。就像时下的年轻作家，非要请名人写序，请名评论家鼓吹一样，哪怕掏大把的审读费也在所不惜。王衍半点不谦虚地认为自己有品评识鉴的特权，“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因此，成语中的“信口雌黄”，也作“口出雌黄”，也是因他而来。
说到底，他的背景实力也相当可观：一，出身于琅琊王氏这个贵族门第；二，被人艳羡为“琳琅串玉”的王戎、王澄、王敦、王导，或掌握要害，或占据要津的实力，是他的从兄从弟，皆为羽翼；三，他老婆郭氏是皇后贾南风的娘家人，炙手可热；四，他小女儿惠风又嫁给皇太子司马遹，未来皇上的老丈人。就凭这些，也使得他的腰杆更硬，口气更冲，放屁更响，话语霸权更甚。如果他曾在美国爱荷华，或别的什么大学厮混过两天，曾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休息厅品尝过咖啡，那大家就得将他供起来了。
他还用得着当官吗？拥有这一份话语霸权，也就足够足够了。
君不见今天之文坛，那些小八腊子，甚至还不如王衍那样拿得出手呢，或追屁族写几篇鸟评论者，或叮屁族抓大头敲竹杠者，或闻屁族直奔绿罗裙下者，即使有一丁点话语权，谈不上霸，不过是虎牌万金油罢了，也是要用够用足的。一个个，谁不是油头粉面，脑满肠肥，像猪八戒到高老庄招亲似的，得意忘形，神气活现。但是，王衍与上述诸君不同，他是个大牌人物，他是个不甘寂寞，不易满足的大玩家，玩名士，玩麈尾，玩清谈，玩黄老的同时，他一刻也不闲地玩乌纱，玩权术，玩政治，玩官场。
所以，此公可是大错而特错了。
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好做什么，最好不做什么，是要有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好在磅秤上约约自己，毛重多少，净重多少，去皮以后，减去蚀耗，知道几斤几两的实数，在哪个量级，做多大事情，这才心里有数。
为文，就老老实实爬格子；为官，就兢兢业业等因奉此；为车夫，就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为小萝卜头，就永远看着上司的眼色行事。王衍，奢谈黄老，天花乱坠，是他的强项，当官作吏，率兵打仗，是他的软肋。黄老这一套，练练嘴皮子是可以的，指望治国平天下，就非坏事不可。
后来，我也悟过来了，凡文人，一旦弄不出文，或弄不好文，就只有染指权力一途。因为当这个长，当那个长，是无师自通的行业，用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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