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于统治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那总的说来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份；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表现了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那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北族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我们可以说是他们灵魂深处的“衣冠家国”的民族情节，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其实质意义还是为了护卫中华文明。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馀力的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像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止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画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惧。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庆功宴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馀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以便社稷。’”终其一生，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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