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想见胡服骑射，好战尚武，游掠虏获，以掳劫剽夺为生的拓跋氏，早期侵入中原，是如何的暴虐残忍了。因为文化特别低下的原因，便专注于破坏和毁灭。所以，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拓跋氏，后来成了统治者，汉人在背后仍称他们为“索虏”。上面所说的那个韩凤，他要杀将起来的时候，肯定是寸草不留。
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浩劫，都是由外来的低文明的民族，和无文化的农民，以及帝国主义的雇佣军所造成的。“文革”期间，凡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以痞子先锋自居，打倒一切者，以读书无用论，大串连点火烧荒者，以知识越多越反动，折磨知识分子者，与拓跋氏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不过大同小异罢了。
由于崔浩将汉族的政制和刑法引入北魏，经济上由游牧向农耕发展，拓跋氏一旦从马背上下来，便很快地被汉化了。征服者反过来为被征服者的优势文化所征服，中国历史上这幕常见的话剧，不厌其烦地又搬演了一次。
到了魏孝文帝元宏，走得更远，连自己祖宗的姓氏也改了，拓跋改为元，实施了全盘的生活上的中原化，甚至禁止用胡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禁止穿胡服，“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而且“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以上均见《资治通鉴》）。直到这个时候，拓跋氏政权才完全摆脱了早先的落后愚昧状态。
而且，还要将山西大同的首都，迁到洛阳去，那些贵族死赖着不走，其中的坚定顽固保守派，过去凭藉武力，为所欲为，如今却要受汉人官员的制约。嫉恨文明的同时，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劣强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在“文革”期间受辱于无知的群众，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嫉恨不已。好一点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一点的，就是敌对仇视，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伏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的相对稳定。若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兵荒马乱，遍地哀鸿，征战厮杀，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齐喑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唯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但求活命，哪里还有功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所以，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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