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刘宋时期的谢灵运，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曾经说过，天下文章的才华，一共只有一石，曹植占去八斗，他自己得一斗，馀下的一斗，便是古今文人共分了。
谢客这样说，大有溢美之嫌；但他自认能得十分之一，倒也不是故作谦逊。他很狂，狂得让人讨厌，然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他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他的诗，他的文，他的画，称量起来，一斗之才，也还符合事实。
正因为这点才，谢敢十分的狂。现在有些人没有什么才，只不过一点小聪明，因缘时会，写出一点小东西，便眼睛长到头顶上去；其实，不过是可怜的傻狂。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凡有点真才华的文人，都少不了程度不同的狂，但谢客的狂，太厉害，太过分，最后，付出砍头的代价。
临刑那一天，他还来劲，提出一个绝对属于诗人意气的要求，希望将其胡须剪下来，施舍给南海祗洹寺，作为塑维摩诘罗汉像时用。这位大诗人，出身王谢世家，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谢家子弟，皆风流蕴藉，令姿秀群，而谢客尤富阳刚之美，那部于思于思的大胡子，倍增丰采，令人心仪。一直到唐代，他的胡子还在罗汉塑像上完好保存。唐中宗的安乐公主，是个霸道而且淫乱的女人，“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馀，遂绝”（韦绚《刘宾客嘉话录》）
谢在剪须的同时，还写下一首绝命诗：“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
诗中所说的“斯痛久已忍”，绝对是这位贵公子的个人看法。其实，他很不能忍，而且根本不懂得忍。要懂，也就不那么狂了。他的一生，寻衅，闹事，犯狂，裹乱，始终不肯安分，不停折腾，最后，把未想深究他、但也不想跟他玩的宋文帝刘义隆惹火了，只好脑袋搬家。
谢灵运之死，算不上文字狱，因不是由文字获罪。他是太热衷政治，热昏了头，卷入刘宋王朝的最高层的权力之争中，最后随着废为庶人的皇兄刘义真，一块成为输家。在帝王眼里，一个山水诗写得极漂亮的诗人，算个屁！将他逐出建康，谪放广州，在那里，还狂，地方当局随意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将其弃市。
诗写毕，赴法场，刀起处，人头落。这一年，是元嘉十年（433），谢灵运仅四十九岁。他要多活几年，其成就一定大大超过才高八斗的曹植。诗人，是文人中的特殊一族，我认识的一些写诗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可爱也可嫌的毛病，说不出在什么地方有与凡人不同之处。所以，诗人之死（当然不是全部），也往往有别于常人。好像诗人死得和大家差不多的话，就俗了。倘不将其死，死出新鲜花样，对不起广大观众和读者似的。这样，俄罗斯第一诗人普希金，死于决斗；第二诗人莱蒙托夫同样，也死于决斗，就不值得奇怪了。事实也证明，你也许记不住他们的诗句，可记住了他们的死，这种奇特方法的死，比他们写过的那些诗，更加脍炙人口。
这两位外国诗人，一因老婆被别人睡了，绿帽子戴得很不舒服；一因面子上很觉坍台，被贵族奚落得颇不受用。“斯痛久已忍”的爆发，很容易趋向极端。要是碰上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就不会有这种过激反应，我当“右派”二十二年，一条随便什么样的狗，都趴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又如何？不也强忍下来。可俄国诗人咽不下这口鸟气，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拔出枪来，向对方叫阵。写诗是诗人的强项，玩枪（包括玩政治）未必就是高手，一按扳机，人家毫毛没掉一根，自己却当场饮弹身亡，死便成了诗人最后的一首诗。
比之洋诗人，国产诗人要孬种一些，从古至今，敢于诉求于决斗，来解决“斯痛久已忍”者，绝无仅有，甚至如谢灵运，跟最高当局来一个公然不买账者，也颇为罕见。说来可怜，中国文人习惯于自杀和被杀，宁肯磕头如捣蒜，缺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宁肯写检查把自己描绘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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