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的估量错了。诗人根本不知道这种火中取栗的勾当，弄不好是要烫到自己的爪子的。他不但把手伸进锅里去，还在热锅里搅和，这不仅仅是不安分，而是很大程度上的利令智昏了。
可天真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热衷于仕途的谢灵运，以为有刘义真这把保护伞，毫无警惧之心。“大臣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兴太守。”
外放的黜降，未足以使谢灵运清醒。紧接着，刘义真为之说好话的结果，是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当散王了。如此严重的事态，谢灵运照样在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他还发明出一种登山用的旅游屐，一头高一头低，上下山时颠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见他并不把刘义真的没落当回事。太狂的人，往往失去正常人应有的感觉。
一直到大臣们设法把刘义真干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为帝。宫廷政变的斑斑血迹，这才使谢灵运意识到情况不妙，可他除在一些诗中用借寓的手法，流露出伤感情绪，并无任何收敛自己的措施；而且他马上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因为上台后的刘义隆还建康后，并没有惩罚他以前与刘义真交往的那一段，还不顾旧恶，征他为秘书监，“赏遇甚厚”，使他神魂颠倒，不但狂放如故，甚至益发地二百五起来，认为连帝王也不敢拿他怎样。
其实，刘义隆眼里的谢灵运，比喻得动听一点，墙上挂的一幅字画，蛋糕上嵌的一颗红樱桃，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而已。所有封建统治者看待文化人，都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分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赏花吟月，敬酒行令，奉旨赋诗，歌功颂德，谢先生的任务，不过是摆摆样子，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气象，陪着喝喝茶，聊聊天，开开心，解解闷，使得龙颜大悦，也就该打道回府。
诗人应该是聪明人，但也有不明细的时候。所谓御用文人，和给皇帝搓背捏脚、按摩挠痒的小太监们，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过是要让皇帝舒服罢了。但是，“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谢灵运以为闹闹情绪，甩甩架子，给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会对他另眼相待。这就是诗人在自讨没趣了，皇帝会在乎他一个诗人的去留吗，就算所有的文人，都患了虎列拉，死光了，刘义隆不照样当他的皇帝？
于是，一纸公文，将谢灵运解职回家，给了他一点面子，算是他请了病假。回到会稽的诗人，神经依旧，略无收敛之意，“游饮自若”，前面提到他一人出行，二百随从的逢山开路，遇水塔桥，吓得地方当局以为来了什么叛军。要加以防范的旅游，就是他在回始宁后发生的事。结果“为有司所纠”，“坐免官”。发配岭南，到那里以后，狂如故，又被他的反对派狠狠奏了一本，诬告他“买兵器，结健儿”，要谋反，皇帝这回真的恼火了，“诏于广州弃市”。
司马光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诗人只活了四十九岁，正是创作旺期，把脑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么折腾，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树敌，只是写他的山水诗，当他的头牌诗人，也许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但他心太野，手太长，想得到的东西太多，结果什么也得不到，不但得不到，自己还把脑袋放到断头台上。
那个赞赏过谢灵运的梁简文帝，在《诫当阳公大心书》里，对他儿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为人和为文的观点：“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所以，诗人要狂，无狂也就无诗；只有狂，才能促使灵感爆发，意兴升华，才能出现词句的沸腾，智慧的闪光。但切不可太狂，尤其不可傻狂，更不可狂到诗外。所以，凡为诗人者，小狂风雅，中狂讨嫌，大狂送命，这笔账还是真要好好算一算，看怎样一个狂法，更划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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