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遥游，常酩酊醉，作颓废状，讲求清高，崇尚无为，终日空谈，语必黄老。反映在文学上，便是锺嵘批评的那种“理过其辞，淡而寡味”的玄言诗。而谢灵运始兴的山水诗，则是对这种空泛诗风的一次反拨，他用他的大量作品，来实践他的文学主张，蔚然形成风气。谢灵运在人品上，确有许多值得异议的地方，但在文坛上，却从来不用非文学的手段扳倒别人，或咬谁一口来突出自己。
年轻时，谢灵运也是个恃才自傲，自视甚高，曾经是一个“好臧否人物”的人物。后来，经他叔叔的劝告，“言论自此衰止”（《宋书谢瞻传》），就用自己的大量诗歌来证明他的存在了。作家，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光在那里不断地发表宣言，要大家奉之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作品来佐证自己文学见解，说到底，不过是一些文学瘪三罢了。
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曾死绝的恶习，夸夸其谈，满口飞沫，天花乱坠，云山雾罩，别人全不是，就他是，或者，先说自己不是，然后派别人的更不是。魏晋人尚空谈，至少还有清雅飘逸的器识、洒脱不羁的风度、通脱豁达的悟性、可资鉴识的智慧。当今一些文学恶少身上，除去那张大嘴，和一堆泡沫语言外，还有什么呢？
谢灵运的狂，是建筑在他的文学本钱上，别忘了，他还拥有别人所没有的物质财富。晋人南渡，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社会未变，诗人恰巧生在了顶尖儿的王、谢豪门，那时还未呈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苍凉景象，这就注定他是个纵情享受，逍遥自在，姬妾环绕，僮仆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儿。谢灵运一出世，就和权势、金钱、名望、家族力量联结在一起。《南史》说他：“性豪侈，车服鲜丽，衣服多改旧形制，世共宗之。”这个华丽家族所拥有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更促成他那些可爱而又可嫌的诗人毛病，如果不加检点的话，只能往负面方向加剧发展。《宋书》称他“为性偏激，多愆礼度”，“博而无检”，正是这些性格上的弱点，使他很快地狂到了生命的终点。
刘裕篡晋后，不得不买这些名门世家的账，仍让谢灵运袭其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由于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背景，而拥有的身份、地位、权势和财富，很容易养成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傲慢。这倒也罢了，但跟皇次子刘义真，成了关系匪浅的铁哥儿们以后，就不再是那个自由不羁、放任奢豪、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的名士派，而是一个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出则进入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的特权人物。
就以他在会稽的始宁墅而言，据他所作《山居赋》的介绍，园中有两座山，山与山间有河流，“自园之田，自田之湖，泛滥川上，缅邈水区”，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规模。“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四。这样的奢靡浮华，享乐无厌，行为不检，扰民滋事，谢大诗人的狂也不免太过分了。
狂狷，也是文人性格的一种，但无节制，便会膨胀，他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仅仅是阔绰的生活现状，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发热起来，渐渐不安于位，“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愤”。
中国文人，十之九自称清高，但真清高者少，假清高者多，说是不想做官，其实，每晚都在做“学而优则仕”这个永远的梦。有的人，甚至像年轻寡妇盼着再醮似的急不可待，忍不住要去染指权力。像谢灵运这样自以为是的精英，东宫太子身边的亲信，问鼎中枢，更是其朝思暮想的一件事。其实，诗人不适宜搞政治，最好的状态，就是做诗，一旦想得到诗以外的东西，常常会出问题。
于是，他插手刘宋政权的最高层的接班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能够得到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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