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一份强烈的热衷，和绝不掩饰的关爱，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在李白的作品中，触目皆是谢朓的名字：
三山怀谢朓，水澹望长安。
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情。
曾标横浮云，下抚谢朓肩。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
青山日将暝，寂寞谢公宅。
高人屡解陈蕃榻，过客难登谢朓楼。
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
宅近青山同谢朓，门垂碧柳似陶潜。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李白对谢朓的这段不渝之情，实在让我们感动。于是，我就不禁质疑曹丕的“文人相轻”说。中国文人，是不是如鲁迅先生一论，二论，直到七论“文人相轻”那样，已是无法治愈的痼疾？其实，或许不应该完全如此。譬如我们在杜甫诗《春日忆李白》读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不感觉到那是一片真心的赞许吗？同样，在李白诗《戏赠杜甫》读到：“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不体会到那是多么深厚关注的友情吗？
也许今人失去了古人的宽容，敦厚，大度，包涵，如今在文学界同行中，几乎很少能感受到类似的温馨。难道，一定效法狼群的生存法则，才是文坛的相处之道吗？后来，我渐渐地悟到，真正的文学大师，是一个绝对充实的文学个体，惟其充实，就自然稳固；惟其稳固，所以坦然。我们当今这些文人，之所以小肚鸡肠，针尖麦芒，互不相让，势不两立，很大程度在于浅薄，在于虚弱，在于浮躁，在于空乏，在于不知天高地厚，在于实实在在没有什么斤两上。惟其没有分量，就轻；惟其轻，也就觉得别人比他还轻。老百姓爱说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确实是当下这类文人的真实写照。
回过头来看这些年，那些刺刺不休的口舌，那些鸡毛蒜皮的分歧，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陈年旧账，那些狗咬狗一嘴毛的无名官司说到底，所谓文人相轻，究竟有多少文学之争，那真是天晓得的。
李白对于谢朓，还不完全是梁武帝萧衍那样“三日不读谢（朓）诗，便觉口臭”的艺术上的认同，而是人生命运上的惺惺相惜。这里面既有感悟上的相通，身世上的类似，抱负上的一致，而且，那位爱恶作剧的上帝，在他们周围，安排下的王八蛋之多，不是一比一百，而是一比一百五十，在倒霉的际遇上，也是如出一辙。
清人王士禛论李白，有句名言说他“一生低首谢宣城”，倒是准确地把握住这位大师对于谢朓始终如一的崇敬。根据李白的人生哲学，“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大才，应毫不客气地大狂。不大狂，对不起大才，不大狂，也出不来大才，不大狂，你可能一下子就被嫉妒你的那一百五十枚王八蛋掐死在摇篮里。在他看来，才和狂如火药之与引信，狂因才，敢离经叛道，破旧立新，才因狂，能神驰八极，灵感升腾，只有这样才能爆发出惊天地泣鬼神之诗歌之文章。
谢灵运很狂，这一点，与李白相似，但谢朓却并不狂，这一点，与李白不同。谢灵运在刘裕篡晋，改朝换代以后，馀荫尚存，袭祖职为康乐公，有本钱狂，有资格狂。谢朓的母亲，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就冲这点家族背景，也不是无可狂，狂不了，如果想狂的话，足可狂过谢康乐。李白最为谢朓扼腕痛惜者，就是他不能狂，更不敢狂。
我想，具有胡人豪放性格的李白，如果能与这位贵族子弟促膝谈心，肯定会鼓动他，前辈，你是用不着如此谨小慎微讨生活的。但谢朓也有理由，不足百年，谢氏家族中太多的刀下之鬼，那一颗颗砍落下来的头颅，那一腔腔喷射出来的血腥，他能不胆小畏事吗？他能不谨慎行为吗？这可能是作为诗人的李白，特别同情谢朓的一点。做人做得如此之累，那么做诗，能不自设藩篱，自立屏障，自行规范，自我作践，将灵动鲜活的诗形象，约束成罐头里的沙丁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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