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
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玉真公主《别馆苦雨》）
好容易走了驸马爷张垍的门子，以为能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哪知权力场的斗争，可不是如诗人想象的那样简单。他两进长安，兴冲冲地来，灰溜溜地走，都栽在了官场倾轧，宫廷纷争之中。大概，一个真正的文学家，政治智商是高不到哪里去的；同样，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其文学才华，总是有限，这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事。不错，英国的邱吉尔获得过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其说奖他的文学，不如说奖他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一生，来得更确切些。驸马将李白扔在了终南山里那位道姑的别墅里，再也不理不问。细雨蒙蒙之中，希望渺渺之时，能不发出感叹系之的悲鸣吗！
曾用毛与皮的关系，比喻知识分子的依存问题。封建社会中所谓的“士”，也是要考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李白为了找这块可以附着的皮，第二次进了长安。这回可是皇帝叫他来的，从此能够施展抱负了，虽然，他那诗人的灵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能完全适应这份新生活，只好以酒度日，长醉不醒。而李隆基分派下来的写诗任务，不过哄杨贵妃开心而已。无法参预朝政，得不到“尽节报明主”的机会，眼看着“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最后，他只好连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也不干了。终于打了辞职报告，卷起铺盖，告别长安。
本来他以为从此进入决策中枢，一显才智。可在帝王眼里，供奉翰林与华清池的小太监一样，一个搓背擦澡，一个即席赋诗，同是侍候人的差使。也许，他未必真心想走，说不定一步一回头，盼着宫中传旨让他打道回朝，与圣上热烈拥抱呢！我们这位大诗人，在兴庆宫外，左等不来，右等不到，只好撅着嘴，骑着驴，出春明门，东下洛阳，去看杜甫了。
这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出世与入世，在野与在朝，又想吃，又怕烫，要不吃，又心痒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也是历代统治者对文人不待见，不放心，断不了收拾，甚至杀头的原因。
第二次漫游，李白走遍了鲁、晋、豫、冀、湘、鄂、苏、浙，公元753年，在安徽宣城，又写了一首感到相当失落，但仍不甘失落的诗。
青春几何时，黄鸟鸣不歇。天涯失乡路，江外老华发。
心飞秦塞云，影滞楚关月。身世殊烂漫，田园久芜没。
岁晏何所从，长歌谢金阙。（《江南春怀》）
也许，一个人的性格可能决定了他的命运，同样，一个人的命运也可能支配着他的心路历程。十年过去，无论他兜了多么大的圈子，从那首“浩歌待明月”，到这首“长歌谢金阙”，轨迹不变，仍旧回到最初的精神起点上去。
真为我们的想不开的诗人痛苦。老先生啊，文学史记住的是你的诗，至于你的官衔，你的功名，那是一笔带过的东西，即使写在悼词里，光荣、伟大、正确、英明、雄伟、辽阔，一直到呜呼尚飨，全写了，又如何？念完以后也就完了，没有一个人会听进耳朵里去。但是，人们却能记住你的诗。所以，一看到我的许多同行，忙忙碌碌，甚至蝇营狗苟，谋这个职务，求那个差使，得着，欢天喜地，得不着，呼天抢地，我就想，有那精神和时间，写点东西该多好？不写东西，躺在草地上，四肢撑开，像一个“大”字，看天上的浮云游走，又该有多自在？
文人得了官场病！也就没治了！
我一直在思索，若是他死心塌地的去做他的行吟诗人、云游山人、业馀道人，或者大众情人，或者长醉之人，有什么不好？可他总是心绪如麻地往长安那个方向眺望不已，难道他还看不出来，那个不可救药的李隆基，已离完蛋不远了吗？就算朝中的清醒者，聘他回长安施展治国才能，坐在火药桶上的李唐王朝，引线已经点燃，开始倒计时，他能阻止这场帝国大爆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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