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们的工作情景，真可令人别生遐想。 吴歌小史话当年，往事如烟已杳然，试唱吴声白苎曲，风流千古在江南。
越来越性感的杂志（图）
报纸要煽情，杂志要性感，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性感当然不能只靠美女封面——尽管这也是十分必要的，如前所述，还要靠性感的话题。这些性感的话题通常会被印的封面上，这些话题的文章被称为“封面文章”。 时尚杂志有一些特征。例如，它们的思想性越来越浅，而给读者的视觉感受则越来越美。那些性感的话题，实际上不需要认真深入地谈论，需要的只是“它们正在被谈论着”这个事实本身——因此这些文章的标题必须被印在封面上。杂志指望读者从中得到的享受，只是谈论这些话题的过程——因此必须配上越来越多、越来越美的插图。沿着这个思路，推进到极致，就出现了《视觉》这样的杂志——图片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文字反过来成为点缀，而且往往一无可观。 这些越来越性感的杂志，很适宜被置于小资客厅的茶几上，而不是学者的书房里。一个（或一对）时尚的小资，优雅地阅读着一本这类的杂志，被想像成一幕动人的场景。这些杂志的策划、编辑们——往往他们（她们）自己就是小资——则努力从杂志这方面帮助营造这幕场景。
《花花公子》的兴衰（图）
杜渐 《花花公子》（《ply boy》）可以说是美国杂志界的一个奇迹，据说全盛时期每期销数达800万份，目前由于种种原因，销数已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但目前名次仍居全美国杂志的第12位。它在外国出了9种外文版，拥有2500万读者，所以，这样一份刊物的影响力是不应低估的。 这份杂志的出版人海夫纳从1953年10月创刊起，就开始盈利，至今已拥有财产达2亿美元的金圆王国——花花公子企业。但又有谁知道那一期创刊号上他连出版期数都不敢印，怕印出后没有销路，根本出不了第二期呢。海夫纳自大学毕业后，曾做过文书、推销员，甚至专门为杂志写感谢信，总之郁郁不得志。后来他立志要创办一份新杂志，他说：“我希望出版一份给城市知识分子看的娱乐杂志，以漂亮姑娘的照片作封面，可在开始时保证一定销路，但这份杂志必须有格调，等以后银行有存款后可以提高杂志的素质，减少美女照片。”这个主意在50年代的确是相当大胆的。他找了几个朋友，真的把这份杂志办起来了。“花花公子”意味着高水平的生活、狂野的集会、醇酒美人，这正是城市知识分子刊物要反映的内容。于是《花花公子》的刊名就诞生了。 杂志第一期用500元买了一张“性感小猫”玛莉莲·梦露的照片作封画。结果这张照片使玛莉莲·梦露出了名，《花花公子》也一炮打响。海夫纳说过：“这张照片对我们杂志的帮助，绝非金钱可以衡量。”这本新杂志创刊号就销了53991本。 从此以后《花花公子》的销路扶摇直上，到1972年每月销数高达700万份。海夫纳这时对刊物的内容大加整顿，增加了严肃的内容，提高了素质。他付出全美最高的稿费，故大批著名作家，如史坦倍克、海明威、英洛维亚、阿西摩夫的新作品都曾在《花花公子》上最先发表，每篇主要文章或小说最少付15000至25000元的稿酬，每期的制作费用高达二三十万美元。 《花花公子》为什么会一纸风行？这是同美国在50年代的社会特质分不开的。随着美国中产阶级兴起，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也颇为盛行。《花花公子》所提倡的正是适合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那一套。有一个评论家曾指出：“《花花公子》提出了强烈而无法抵御的呼吁，打动了亟欲建立自己个性、奠定自己生活方式的青年。年轻一代不愿和别人一样，他们希望能表现自己，要有自己的个性，他们有自己对音乐、衣食住行的一套独特见解。他们希望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那么他们从哪儿获得引导呢？自然是《花花公子》了。” 什么是“花花公子”？这份杂志回答这问题时说：“他是一个无所事事、追求时髦的寄生虫？决不！他可以是一个思想敏锐的生意人，可以是一个艺术工作者，一个大学教授，建筑师或工程师。他可以属于各行各业，只要他具有某种观点便行了。他不会把生命视为眼泪，而是幸福的时光，他必须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他必须是个敏捷的人，警觉的人、有鉴赏力的人，可以摆脱逆境的人，这种人才配称花花公子。” 海夫纳对这本杂志的要求很高，“每月游伴”的摄影专栏，选用的美女年龄限制在18岁至21岁，而每一个入选的姑娘必须有chu女的气质，健康而丰满，过去从未登过裸照，也没当过无上装女郎或脱衣舞娘，一定不是吸毒者或酒鬼。摄影家从街头、大学校园、海滩等处找寻摄影对象，也有些急于成名的姑娘毛遂自荐。因此《花花公子》的“每月游伴”个个都有青春气息，受到欢迎。当然，《花花公子》每期大量刊登裸照，反映出把妇女当作玩物的意识，虽然海夫纳自称支持妇女的解放。 这类杂志的阅读，有时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表演性质。据说，在上海的地铁二号线（这是通往浦东金融商务区的交通大动脉），每天上下班时刻，车厢里就几乎成为白领·小资的天下，而这些人手里拿的杂志或报纸，和他们的服饰打扮一样，是不能不讲究的：不能落伍，不能没有“品位”，也不能太惊世骇俗。 性感、时尚等概念，正在迅速扩散到越来越多的杂志身上。就是那些传统的科学普及杂志，也在潮流的冲击下，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朴素和理性的外表。这使我想起多年前在北京遇到的一件真事：有一对小夫妻感情有些问题，有一天妻子和她的闺中密友谈起此事，密友建议她改变不修边幅的豪迈风格，将自己修饰打扮得柔媚些，漂亮些，情形也许会有改善；那妻子当即就去了美容院，并烫了新的发型。那天我恰好遇到她，见她如此焕然一新，不免就恭维了几句，问她何以会如此，她说是朋友建议的，目的是改善和丈夫的关系。但是她和丈夫的关系，究竟能不能因为她善加修饰而改善，她当时自己也没有信心。现在，那些科普杂志就是那个困惑的妻子，它们猜想丈夫——这里正好对应读者——或许会因为自己打扮得性感漂亮而回心转意或唤起激|情，于是就纷纷改版，一夜之间从村姑或女中学生变成性感女郎。但是这样的努力是不是有效，尚在未定之天。 杂志上的广告，也是使杂志性感起来的一个因素。以前大家思想比较保守，总认为杂志上的广告必须和杂志主题有同类的关系，比如科普杂志上做望远镜的广告、读书杂志上做书籍的广告，才是合适的。现在早已打破这种人为的约束，就是科学普及杂志，也可以做女性化妆品或内衣广告——惟一的痛苦是不太容易得到这类广告。这类广告既能使杂志增加收入，又能使杂志增加性感，真正是“双效益”的广告啊。
无处不在的性感——se情文艺（1）（图）
se情与情se 除了古人没有摄影、录像带、影碟等技术手段之外，se情文艺的情境古今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文字（小说、诗歌等）和视觉形象（绘画、影视等）是se情文艺的载体。se情文艺一直受到政府的禁止和道德家的声讨，却一直在暗地里大有市场。 关于se情文艺的界定，对se情文艺可以容忍的限度等问题，依然是争论不休和尚待解决的问题。 收集和欣赏se情文艺，是文人的传统爱好——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当然不是每一个文人都如此）。中谈到周作人、刘复等人热心收集民间滛秽歌谣，这在中国文人中是有传统的，明、清上大夫中热衷于搜集、编辑和欣赏se情文艺的，大有人在。欣赏se情文艺给他们带来快感，在一些民间歌谣集的序跋中，可以看到对这些快感的表达： 其间四时风景，闺怨情痴，读之历历如在目前，不觉腹中多时积块豁然冰释矣。……虽未足动雅人之兴，亦足以畅叙幽情。（《白雪遗音》高文德序） 批阅之余，不禁胸襟畅美，而积愤夙愁，豁然顿减。……而其中之词意缠绵，令人心游目想，移后忘倦，其亦可以步碧城十二阑干之后尘乎！泉乃恍然日：词无深义，文有别情，吾辈在异乡中可籍以畅叙幽情，岂非小快大乐之一助耶？（同书又序） 这还只是对民间情歌而发，读后感中强调一个“畅”字。对于更多的se情或准se情作品，欣赏者和辩护者们又强调“古已有之”： 孔子编辑《诗经》而不删去其中的《郑风》、《卫风》（里面大多是情歌），是欣赏者和辩护者经常祭出的法宝，尽管这其间有那么一点偷换概念——《郑风》、《卫风》中的诗歌无论怎样大胆讴歌情爱，毕竟没有像明、清se情文艺中那样直接描写性行为。如果《挂枝儿》、《夹竹桃》中那些se情歌谣让孔子见了，他是否还会保留，恐怕还很难说。 se情文艺无法禁绝，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人性的弱点——人类有情欲，而且不能不寻求情欲的满足。这一点人所共知、本无烦举例，但是看一看《金瓶梅》作者诸候选人之一屠隆的自述，可以加深理解。屠隆说他曾试图“治欲”，即克制、禁绝自己的情欲，但终归失败： 又三年治欲，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乃知其根固在也。……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日：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故难去也。（《白榆集》卷九“与李观察”）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认为男女情欲是有生理基础的。男女之欲既“治”不去，计将安出？一条路当然是纵情声色，满足情欲；屠隆本人就是因“滛纵”罢官的。另一条路就是se情文艺——欣赏或创作se情文艺作品，也可以使情欲有所宣泄。有的学者从这封信上看出屠隆的“改悔之心，破迷之意”，认为这才是他创作《金瓶梅》的动机，这恐怕未免牵强。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屠隆上面的话还真有其深刻之处——人类之有情欲是生物学上注定的，回避不了。但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满足情欲毕竟要受很大限制，这时se情文艺就可以发挥其特殊功能了。现代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对这一问题有如下解释： 出路在于窥滛狂症——这里取的是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这个办法一直被广为采用。就其严格意义而言，窥滛狂症指的是从窥探他人的交媾中获得快感，但从逻辑上讲其词义可以扩大，从而包括对于一切性活动作壁上观的兴趣，几乎整个人类都乐此不疲。他们观看、阅读、收听这一类活动，电视、电台、电影院、剧院以及小说等大多跟满足这一要求有关，杂志、报纸以及日常谈话在这方面也大显身手，这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行当。……这方面的需求是如此的巨大，以致我们不得不发明出一些特殊替身——男女演员——让他们为我们表演性行为的全过程。他们求爱，结婚，然后换一个角色，隔几天再求爱，再结婚。就这样，可供窥视的东西层出不穷。……我们的窥滛活动从生物学角度看是不正常的。但相对而言，它有益而无害，因为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对性的好奇感，而且避免使人们卷入可能威胁对偶关系的婚外性关系。（d. morris:《裸猿》，余宁等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版，56页） 这就为se情文艺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较能言之成理的说明，有助于从根本上理解人类为什么会欢迎se情文艺或至少是准se情文艺。 “se情文艺”这个字眼本来并无贬义，人们乍听之下产生的贬义感觉，其实是道学家们长期口诛笔伐造成的“语境”所致。而且要对se情文艺作出界定也是极为困难的，精确的界定是不可能的。在se情文艺和没有任何性意味的文艺作品这两极之间，又是一个连续谱，期间有着无数逐渐变化的情形，特别是那些“准se情文艺”作品，范围可以非常宽泛。比如上古之时先民在石壁上作岩画，其中不乏男女交媾、人兽|交媾和棒棒勃直挺出的男性形象，用后世的眼光观之，此非se情文艺而何？而如今那些聪明的作者、编辑们，则巧妙地将“se情”改为“情se”，使情况变得更容易被各方面接受。 推想先民的“创作动机”，亦不过“行者歌其选，劳者歌其事”而已，对于迄今仍流传于民间的各种猥亵歌谣，尤应作如是观，所谓反映生活也。对于历史可以有讲史小说，对于探案可以有侦探小说，对于商业可以有商战小说；凌烟阁上可以画功臣，纪念碑上可以刻大战，等等等等，都不过是反映生活，描写生活，以增进其“文化”而已。而人类天生有情欲，靠性茭才能繁殖后代，这件事比之探案或商战，立功或战争，不知要重要多少，何独不能笔之于书籍、施之于绘画、形之于影视？
无处不在的性感——se情文艺（2）
可知se情文艺的功能远不止于缓释性张力这一项，它还有更广泛也更持久的功能。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多元和宽容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性张力会逐步减弱（但在文明社会中它永远不可能等于零），但se情文艺的使命不会到此完结。今日欧、美各国社会中，人们承受的性张力无疑远远小于明、清时代的中国人，而se情文艺在这些国家里依旧繁荣，原因正在于此。
黄|色的由来（图）
我们今天经常用“黄|色”来指称带有明显se情意味的的东西，对此大家已经约定俗成。一样事物只要被冠以“黄|色”二字，往往就是“扫”和“打”的对象。而在中国古代，黄|色却是极其高贵的色彩，是皇家御用的，平民百姓还不准用呢。这中间的变化转换，主要是受了西方的影响。 1894年，英国创刊了一家杂志，名字就叫《黄杂志》，一批有世纪末文艺倾向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画家等，围绕该杂志形成一个被称为“颓废派”的文艺集团。他们的作品，有时带有一点se情意味，但不能算滛秽。 然而第二年4月3日，当时极负盛名的英国剧作家王尔德（），因同性恋的罪名遭到逮捕。而逮捕他时的一个小插曲，使得《黄杂志》名声大受损害。当时报纸上说，王尔德在被捕时胁下还夹了一本《黄杂志》，于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杂志和王尔德同样是不名誉的，第二天就有人到《黄杂志》的出版商门前示威，用石头将橱窗玻璃砸得粉碎。 其实王尔德被捕那天，胁下夹的书是法国作家比尔·路易的小说《爱神》，碰巧这本小说和当时法国的许多廉价小说一样，也是黄封面的。这种小说称为“yellow book”，也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黄杂志》也好，“yellow book”也好，都使得“黄|色”与性、se情、恶俗等等概念发生了联系。但就在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报业，则另有一番“黄|色”景象。 当时纽约的《世界报》和《日报》，为了发行量而展开疯狂竞争。先是j.普利策买下了《世界报》，用绘声绘色、耸人听闻的报道和对政治腐败的攻击，赢得了全美报纸的最大发行量。1895年矿业巨头之子赫斯特买下了《世界报》的对手《日报》，他所采用的手段更是变本加厉，甚至把专为《星期日世界报》画极受读者欢迎的连环漫画《黄|色小子》的画家也挖了过来。当时两报广泛采用通栏大字标题、彩色连环画、大量图片等等手法，竭力迎合读者。这段时期被称为“黄|色新闻”时期。 这就是西方的“黄|色”──se情也好，媚俗也好，都被认为是低级的东西。
化se情为学术
se情文艺容易招惹麻烦，可是se情文艺又是那么的招人喜欢，怎样才能畅快地欣赏、谈论se情文艺而又不招惹麻烦呢？光是将“se情”改为“情se”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这两者所指称的作品毕竟是有区别的，“情se”所对应的，大致只能是准se情文艺。要想完全解决问题，还得另觅途径。 也许是明清之际文人编辑民间se情歌谣集的做法提供了灵感，聪明的现代学者想出了一个绝妙的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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