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需求或不足需求（这是所有动物所共有的）到更高级的需求，他称之为“自我实现”的动机——他认为，这是“人的本质”的潜在性。社会心理学家戴维？洛耶以达尔文关于道德感的起源和发展的观点，以及现代大脑研究为基础，建构了一种新理论，认为我们这个物种的潜力是向着他所谓道德敏感性在逐渐进化。 我得说，这些学者的观点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其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后者将我们控制物理和社会环境的能力视为进化的顶峰，并以此来美化19世纪那些残酷的工业家的“成功进化”。他们也不同于那些先验理论家，譬如泰哈德？德？查尔丁（teilhrd de chrdin），这些先验理论家们认为，在进化背后是神预先设定的计划。譬如星相家埃利克？蔡森就曾说过，“不要说宇宙的进化在技术上受智慧的或有头脑的宇宙神的指引，”在他看来，“智慧这种现象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按照宇宙的进化而发展的。” 但是，这些学者并未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纵观地球上的生命发展史，确实可以看到从早期到晚期的变化——我们这个物种对他人的敏感，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审美感受性，以及我们的爱，就是最突出的例子（这也正是文化转型理论的研究领域）。 然而，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已经看到，在一个以统治关系而不是伙伴关系为主的社会里，倘若将这样的系统——这种系统是以强力和对痛苦的恐惧为基础的等级制度——维持下去，就势必要扭曲和扼杀这些潜力。因此，统治关系模式并不仅仅是在简单的生存意义上不适合于我们这个高科技时代。无论一个社会的科技发达与否，维持统治关系系统的要求与我们这个物种充分发展的要求也是相抵触的。 倘若人类性的进化和儿童的长依赖期果真造成了人类独有的对联系的强烈渴望——并由此产生了人类从爱和被爱中得到的巨大快乐——那么，一个以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为主的社会组织，就更符合我们的生物进化。倘若这果真是西方文明进化的最初方向——从神的形象中可以看出，那里几乎没有夺取生命的形象，给予和养育生命被视为神圣——那么，我们也应该能够迎接当代个人、文化和社会的根本转型中的挑战。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一定能成功。根深蒂固的文化模式和制度阻碍着转变的发生。此外，现代进化论的一条基本信念，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并非是预先注定的；一个物种的外形并非只有一种可能；一个物种是存活还是消亡，也没有定数；同样，人类文化进化的方向，也不是必然的。 今天，我们身边那些牢固树立的信念和制度已经受到挑战，旧的统治关系系统正在使我们分裂，使我们走向混乱。但这并不是说一定会出现新的伙伴关系文化。文化转型理论认为，在社会分裂或系统极度不平衡的时期，社会和意识形态就有可能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另一种结果。统治关系系统有可能重新组合自己，它们貌似采取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形式，其实不过是篡改了一部分伙伴关系因素，却仍然保持旧有的基本构型，统治和征服能得到社会和经济上的好处，痛苦被理想化，甚至被神圣化。因此，和所有系统分叉一样，不同社会组织的出现，需要的不仅是不平衡。这时需要足够的转折性变化的节，以便形成非线性动力学所谓新的“吸引子”，能在系统尚处于变化时，在一个新的基本构型中对之进行重构。 在今天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急需改变我们的制度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但是，要想成功地利用这个充满危机和机遇的时期，完成从统治关系模式向伙伴关系模式的转变，使之成为最重要的文化吸引子，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我们不仅要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建构它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教育制度，而且要研究它如何建构自己的基础，如性、性别和精神——甚至它如何利用苦乐来维系自身。 在这里我要说，根本的改变必然带来许多现有信念和制度的解体，因此，当代为完成从统治关系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向伙伴关系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转变的斗争，也必然会带来痛苦——我在后面还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我还要说，即使我们真的抛弃了一个严重地依赖痛苦才能维持得下去的系统，我们也仍然会有痛苦。 痛苦与快乐都是进化和生命的一部分。有时痛苦也是非常有用的，它不仅是对我们必须听从的警告，而且是个人和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但是，在统治关系系统中，我们甚至无法为了这样的目的而充分利用痛苦，因为长期痛苦的一种结果，就是使感觉和感情变得迟钝麻木。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说我们不能再否认我们的痛苦，说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痛苦的原因之一。的确，接下来可能会有痛苦，可更多的将是开心，甚至好玩。 当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甚至改变我们对肉体、性、权力、快乐和神圣的看法——这种挑战非常严峻。但是，倘若说进化中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变化。变化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进化，不论是生物的还是文化的进化，都是如此。这本书以下的部分只是这个创造性历险中的崭新篇章：精彩而有趣的故事，女人和男人如何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地努力创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爱的方式。＆nbsp＆nbsp
意识革命与性革命
20世纪后半叶，人们开始谈论意识的革命：谈论我们的世界观的巨大改变。有些人认为，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导火索，它使人们对核灭绝有所警觉。另一些人则说，所有这一切的起因，乃是第一张从外层空间拍摄的地球照片，我们的星球如此美丽，又受到如此之大的威胁。还有一些人说，是技术、社会和经济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将我们推入一个“后工业”世界。 这一时期人们对性的看法和行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媒体对此大唱赞歌，称之为性革命。还有家庭结构的根本变化，妇女运动的复兴，全世界的妇女都在反抗僵化的性别角色和两性关系及由此产生的五千年男性统治的堡垒。 这些都是重要的变化。但是，它们只是一场更宏大的戏剧的一部分，只能在更广大的现代历史、甚至意识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因为，我们将会看到，我们逐渐从数千年来有记载的或统治关系的历史对我们身心的麻醉中觉醒过来——就像从漫漫长夜的噩梦里醒来一般。而这些变化，只是我们觉醒的最初阶段而已。 其实，意识的这些变化——人们对自身，对他们的关系和世界的看法的变化——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中世纪末期就已经在西方开始了。但是，直到工业革命后期，这些变化的速度才得以加快。工业革命带来了技术和经济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迫使人们不仅改变了工作习惯，而且改变了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如此根本的变化，又需要新的社会结构，以及对许多长期树立的“真理”的重新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今天的那种倍受诽谤的启蒙，那时认为不可避免的许多事情——譬如奴隶制，国王的神赋统治权，妇女的性威胁着男人的道德和精神健康的观点——开始受到重新审视，并且被推翻。 总之，三百年前标志着现代社会开端的重要技术、经济和社会变化，也为迅速兴起的伙伴关系复兴运动拉开了序幕，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因为倘若站在文化转型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西方现代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在复杂的潮流和逆流下面，隐藏着日益强大的伙伴关系和同样顽固的统治关系之间的尖锐斗争。我们也会看到，这不仅是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斗争，也是而且一直是性、性别和家庭关系的斗争——其共同的线索，就是对建立在等级之上的制度提出挑战，而这些等级归根到底又是依靠强制以及对痛苦的恐惧得以维系的。 倘若这一点还不明显，那是因为我们所学习的现代史，仍然是只注重男人在所谓公共领域中的关系之故。但是，倘若我们不再将亲密关系视为纯粹偶然的关系，并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现代史，就会出现一个更宽广、更现实的画面。我们便会看到，我们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男女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和其他成|人）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这种越来越强烈的意识，正是现代人认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可以发生根本变化的意识的组成部分。我们也会看到，这些亲密关系的变化不仅是基础，而且在许多方面比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更为重要。 因为，即使我们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公正、更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倘若我们无视私人关系——其实这些关系并非是“私人的”——我们还是不能得到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实现以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和相互信任为基础的真正的爱与平等的亲密关系。＆nbsp＆nbsp
现代史和亲密关系史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人类对联系的需求——对爱和信任而不是强制和恐惧痛苦的纽带的需要——遭到了扭曲和压制。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要维持下去，只能将男女关系变为“两性战争”，其中妇女被视为低于男人，并且对男人有害，因而只能通过亲子关系中的虐待和暴力，让男人和女人都接受统治，并对之习以为常。 但是，对联系的渴望并未因此而消除。有时，它会冲破一切阻力，奇迹般地得到实现。在更多的时候，它表现在无声的或不那么无声的绝望中，在许多浪漫诗歌和歌曲中挥之不去，甚至在强烈的痛苦中也是如此。有时，它又倔强地甚至激烈地出现在我们的所谓精神探求中，存在于东西方以追求与神结合或合而为一为主旨的神秘主义中。 但是，直到现代，人类寻求联系的渴望才统一起来。当新技术动摇了根深蒂固的习俗、信仰和制度时，就逐渐出现了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运动，这些运动在近几个世纪对暴力和统治作为人类惟一关系的观点，提出了强烈挑战。 18世纪，最重要的民主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曾经提出，要以建立在责任和信任之上的自由选举的代议制政府，取代数千年来以强制和恐惧统治的专制君主。也就是在那个世纪，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哲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解除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在下一个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建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描述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国家将消亡，一切权力归人民。这个世纪，弗里德里希？道格拉斯、索杰纳？杜鲁斯及其他反种族主义斗争的领袖，对“优等”种族就应该统治、剥削甚至奴役“劣等”种族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也是在19世纪，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cdy stnton）、赫德维格？多姆（hedwig dohm）、马蒂达？乔斯林？盖奇（mtild joslyn gge）、埃米琳？波克赫斯特（emmeline pnkhurst）和其他一些重要的现代妇女运动哲学家，就描绘了一个社会，那里人类男女两性不必再被迫接受统治和被统治的等级。 19世纪的废除黑奴运动与和平主义运动，20世纪的反殖民运动、民权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其目标都是要建立没有痛苦的统治和剥削制度。18、19和20世纪还有一些目标相同但规模较小的运动，追求平等仁爱的婚姻，抛弃——通常要顶着世俗和宗教的巨大阻力——长期以来对儿童的痛苦惩罚。换言之，这些运动虽然从未出现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但是，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强制和恐惧支持下的政治、经济和种族等级的残暴和不公时，也逐渐意识到强制和恐惧支持下的亲子关系和男女关系的残暴和不公，虽然后一种意识来得更慢一些。 我们已经看到，有史以来，男性家长就对女人和孩子有着绝对的权力，有时甚至是生杀予夺的权力，这已经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男人对违抗丈夫命令或被怀疑行为不检点的女人的惩罚，只是被看作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对儿童的体罚——经常采用极端残酷的形式——不仅被认为有必要，而且按某些宗教著作的说法，这还是上帝的旨意。 这并不是说，经过根本重构之后，在第一编里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家庭就毫无关心和亲情可言了，即使在最严格的统治关系家庭里也不会是这样。我们在第一编已经看到，即使在古代残酷的男性统治社会里，也有真心相爱的男女。那里也肯定有以养育孩子为乐的慈爱父母。其实，我们这个物种倘若在婴儿期离开了一定的关心和照料，根本就无法存活，因此关心和照料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这些家庭里，关心和照料无疑是以服从权威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了对某种痛苦具有恐惧的色彩。无疑，也诚如弗朗西斯和约瑟夫？吉斯在《中世纪的婚姻与家庭》中所说，“夫妇具有同等权威，孩子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平等的家庭生活地位，这是现代发明”——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再发明，因为这句话只能针对有记载的或统治关系的历史而言，而且没有考虑同时代某些部落社会中的更为伙伴关系的家庭。 而且，直到近代（许多地方甚至至今），暴力仍是所谓“传统”的育儿方法的中心——通常还声称这是为了良好的教育。对这种形势的严重性和普遍性，人们众说不一。但是，我们都知道，孩子倘若不服从，就对其肉体施以严厉的惩罚，有时甚至是为了让孩子改正大人认为不对的行为，也会这样做，这在家庭和学校里都很普遍。 缠裹婴儿的残酷习俗原本是游牧和放牧民族穿越不毛之地时的不得已“举措”，可是在德国居然到1864年时还很流行。亨利？梅休在《从今日萨克森尼毛布看德国的生活和习俗》（1864年）中写道，到19世纪，仍有一些地区将婴儿“用天知道多少疋布缠裹起来，从脚紧紧缠到脖子”，弄得跟木乃伊似的，一天只松一次绑，至多两次。而这种缠裹（以及肉体在屎尿里却动弹不得的煎熬）还不是通过伤害使孩子就范于严格限制的惟一方式。劳埃德？德？莫斯悲痛地记载了“其他常用的限制手段”——譬如，那个“可怕的折磨机器”（一位妇女这样称呼它），她小时候“背部牢牢捆在一根钢条上，脖子上带着一个钢项圈”。 根据詹姆斯？托马斯？弗莱克斯纳说，就连马沙？华盛顿（mrth wshington）也觉得弗蒙特山的女孩子应该带钢项圈，使头抬起来，可见这样的残酷并非只有少数特别恶毒的人才施行。拉斐尔？谢克研究了德国从1740年至1840年间（那时已经有人怀疑这些做法的正确性了）出生的70个人的自传，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在学校和家里，严酷的体罚是家常便饭（有些人甚至提到他们的兄弟姐妹被家长或教师施暴致死）。 也就是说，大量资料表明，这种暴力不是偶然的个人病症，而是一种社会病症——确切些说，是维护统治关系制度所需要的病症。人们从幼年时起就有对肉体痛苦的恐惧，以此使他们服从权威。教育孩子听话和顺从是家长的职责，这种观点已根深蒂固。坎伦？泰勒（knren tylor）在研究19世纪的波士顿和墨尔本的育儿方法时发现，有些人那时虽然已经对日常体罚孩子在教育中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然而就连他们也仍然支持杀一儆百式的惩罚——“让孩子们知道，父母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有人提出了比殴打稍好的“变通措施”，让父母将孩子捆在椅子上，或用热茶烫孩子的手指，使他们养成“听话的习惯”。 很多资料都记载了暴力或虐待性育儿方法的流行。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譬如菲力浦？埃利斯、劳埃德？德？莫斯和爱德华？肖特——描绘了这方面的黑暗，让人觉得父母似乎对孩子的痛苦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列举的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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