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感情，轻女性感情。莫舍和汤姆金斯指出，这些脚本使男性认为只有一部分感情称得上“阳刚”，这就是厌恶、气愤和轻蔑——也就是说，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人的感情。它们还使男人看不起“低等的女性”感情，譬如烦恼、怜悯和同情——正如固定的女性社会化使女人觉得那些“男性”感情——她们也被教导说，这些感情更高级（和男人一样）——高不可及。 把我们这一物种如此这般地一分为二，弄出一个“高等”的男性自己人群体，和一个“低等”的女性外人群体，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随后，又把人类的感情分为“男性的”和“女性的”，也很不简单。因此一切必须从儿童抓起，贯穿整个人生。正如汤姆金斯和莫舍所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使男孩女孩适应统治与被统治等级最成功的家庭里，对男孩和女孩进行的男性统治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化最明显：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在孩子伤心哭泣时不是安慰他们（培养同情），而是不理不睬，甚至因为哭泣而惩罚孩子（培养冷漠或缺少同情心）。 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最清楚地看到男孩子如何接受系统的教育，认为男人倘若表达“软弱”的情感（甚至有这种情感），就是奇耻大辱，这样的情感只能是“低等的”女孩或女人（或者同样低等的“娘娘腔”或“女里女气的”男人）的。因为强壮男人脚本里清楚地规定，男孩子们受到惩罚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感情，还因为这样做使他们变得“女里女气”，没有“男人气概”。 此外，男孩子们很快就发现，表现出“男性”感情是会得到奖赏的——女孩子和女人不能愤怒，但对男孩子来说，愤怒——用莫舍和汤姆金斯的话说——“是保证他们达到预定目标的工具”（也就是说，是有回报的）——从此不难看到，再次借用汤姆金斯和莫舍的说法，在男孩子身上，痛苦伤心造成的排遣不掉的强烈神经刺激，就转化为愤怒这种“男子汉”情绪。于是，男孩子经过一段时间就自觉不自觉地懂得，男人的文化脚本是：“‘别哭，坚强些，哭鼻子的人没出息’，以及‘别哭，发狂吧，让他们去哭吧’。” 为了进一步保证男孩子能够成为真正的“男人”，还教会他们鄙视恐惧和羞辱这些“女人的”情绪——他们永远不能承认他们害怕，永远不能认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莫舍和汤姆金斯强调，人们教男孩子厌恶，倘若他们有了“女人的”情绪，就要厌恶自己。最重要的是，人们教男孩子怀疑“放松的享乐”，莫舍和汤姆金斯说，这也是与女人及“女里女气的男人”连在一起的，因为“真正的男人”必须控制自己身上被人看不起的“女性的”一面，并且要竭尽全力地去控制他人。 于是，成功地社会化了的强壮男人最后剩下的惟一“享乐”，就是击败对手——不管这个对手是另一个男人还是女人。莫舍和汤姆金斯指出，在强壮男人“资源匮乏、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对他来说惟一的“强烈刺激”就是“胜利的欢乐或失败的痛苦”。他与女人建立“享乐的”关系时，寻求的也正是这种“强烈刺激”。 因此，男孩子在成年仪式上必须首先表明他不怕别的男人，而且能够在性上主宰女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强壮男人脚本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性不是双方的快乐，更不是关心，而是暴力统治。所以兄弟会（以及匪帮）常常要求男孩子在进入成年的仪式上不仅展示其凶猛和承受痛苦的耐力，而且要当着同伴的面展示他们对女人的性“力量”——直到最近才被定为暴力犯罪，而不仅是“男孩子的恶作剧”的兄弟会群j，就是这样的例子。 男人（和男孩）正是在这些男性团体——从军队和都市匪帮到运动队和兄弟会——中接受教育，学会了向外人（女人，或者“低等的”和（或）“危险的”男人）施展他们的力量。我们会看到，也正是在这些男性团体中，“得分”（也就是在性上征服女人）成为证明男人的男性气质所不可少的因素。 因此，我们再借用莫舍和汤姆金斯的话，对女人的“四f理论”——“找、骗、操、甩”——不仅“囊括了强壮男人的性哲学”，而且，参与群j和其他性征服、性马蚤扰或在男性朋友面前调戏妇女，或当着他们的面讲述这些事情，“使男性团体紧密团结，形成一种超级的阳刚的同志关系”——最终导致“社会的强弱分层掺入了性的差别，强就是男性气质，弱就是女性气质”。因为尽管强壮男人或男孩必须服从上级，因此在群体内可能接受服从的角色，但是对于“低等的”群体中的男人或女人，他们是决不会这样做的。＆nbsp＆nbsp
战争与两性战争
既然这种男性脚本是从古代武士社会流传下来的，也就难怪在以训练杀人为目的的地方：军队，我们能够最清楚地看到进入se情的男性暴力如何激发了战争和两性战争。在整个统治关系历史上，军队（不久前仍被视为贵族的惟一高贵的职业）训练男人，使他们不仅要杀那些“危险的”和“劣等的”部落的人，而且要杀自己的同胞，倘若当权者认为这些人威胁到他们的统治的话。因此，过去和现在都必须教这些男人不要屈服于那些“软弱”的情绪，譬如同情、怜悯和关心。除了使用对“真正的”男人最恶毒的污辱——倘若他们这么做了，他们简直就像娘儿们——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教男人压制这些情绪呢？此外，除了系统地把残酷和暴力与性和女人连在一起，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训练男人，让他们真正喜欢那些可怕的事情呢？ 当然，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并不是说这一切都是军事或政治战略家们坐在那里有意策划出来的。可事实就是，根据社会科学家威廉？阿肯（willim rken）和林恩？多布罗夫斯基（lynne dobrofsky）在研究美国军事训练时的观察，直到现在，“男性气质与暴力以及男性气质与性的关系，在正规和非正规的军事社会化模式中，仍占主导地位”。 他们发现，在步兵营的训练中，“军规用荫茎与力量的联系，对新兵进行羞辱和警示，新兵必须一手持枪，一手握裆”，大声说： 长官： 这是我的长枪 这是我的短枪 这杆用来作战 这杆用来寻欢！ 空军飞行员把以女性名称命名的战斗机，譬如“贝蒂？布伯”上的控制杆叫做“快乐棍”（俗语中对荫茎的称呼），同样，步兵的专用语中也把性与暴力相联系。这两者的关系实在太紧密了，就连那些在人的胯部这样的高度爆炸的炸弹，也经常取女性的名字，譬如“弹跳的贝蒂”，利用了男性对阉割的普遍恐惧——也使男人对女人的暴力统治合理化了。 阿肯和多布罗夫斯基说，在基础训练中，男人系统地接受鼓励，将性征服视为男人气概——用他们的话说，视女人为“男性性服务的工具”。男人当然要用同一套词语来谈论性暴力和军事暴力——又刺激又好玩。打老婆和对妇女的其他形式的暴力，当然也就从古至今是军队家庭里的主要问题。 我并不是说军队里的所有男人都虐待妻子，也不是说所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男人都成功地成为两性战争、甚至一般的战争中积极的斗士。但是，军队的脚本将“真正的男性气质”与暴力和征服（包括性征服）联系起来，无疑是通过战争和两性战争维护统治关系的等级。有一些男人也确实将这种脚本内化了，他们学会了蔑视所有与他们被教导视为软弱或女性的东西，而且压抑自己身上的这一方面——也就是爱与同情，甚至对自己的同情——并且将性等同于野蛮的征服，甚至杀人。 倘若我们读读一些最新出版物的节选，这一点就变得非常明显了，作者都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个交战国：德国和美国。他们揭开旧伤疤，给我们看那种可怕的男性社会化，它将暴力和残酷系统地与性和女人联系起来。 这些材料让人不忍卒读，因为它们暴露了作者的兽性。这些人的确是恶魔，他们丧失了人性，无法将其他人看作有生命、有感觉能力的存在，无视他们的痛苦。那些德国人就是杀人魔鬼，克劳斯？斯韦莱特（klus theweleit）在《男性幻想》一书里对他们的作品做了仔细分析。他们是纳粹志愿军的精英，1923年至1933年间成为希特勒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的核心——这支精良部队不仅在短命的威玛共和国时期在德国搞恐怖主义，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恐怖活动中，包括希特勒对上百万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或被视为异己的人的杀害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这些人写到女人的肉体（更确切些说，是女人的性部位，他们就是这样描述妇女的）时，毫不掩饰他们的厌恶和鄙视。斯韦莱特写道，对他们来说，女人的性感是“兽性的”、“危险的”，会“夺去他们的性能力”——对他们的男性气质是一种威胁，而且常常危害到他们的生命。在许多故事里，他们杀死女人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其实，有关志愿军的故事提到性茭，大都也要提到死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女人的死亡）。即使在极少数例外中，譬如，贝弗科隆中尉与红色玛利的故事，闪现了一丝人与人的关系，最后的结局却仍是这样。“可怜的贝弗科隆若要施行他的仁慈计划，就必须谨慎从事。”可是，他的“仁慈计划”也不过是辜负爱人对他的信任，从而欺骗她说他会救她，好让她不用整夜担惊受怕而已——清晨，她信任地、双眼充满希望地看着他，他却命令手下朝她开枪。 从有关志愿军的这些文字里，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性关系在他们的头脑里与战争中的搏斗完全一样。在这些故事里，女人和男人的惟一关系，也的确是建立在男人的残酷和暴行之上的，建立在男人对女人的棒打、鞭笞、烧灼、践踏、枪击之上，以及撕裂女人的肢体，尤其是女人的性器官、臀部和胸部——或者，如斯韦莱特所说，建立在将女人的躯体弄成“一堆血肉模糊”的行为之上的。 正是这一过程——“心满意足地看着女人变成血肉模糊的一堆”——斯韦莱特说，“似乎带来了”这些男人寻求的“真正满足”。 “好像有两种男性冲动以同等的力量在撕扯着女人，”斯韦莱特写道。“一种力量想要推开她们，把她们推得远远的（防卫）；另一种力量想要穿透她们，把她们拉得近近的。这两种冲动似乎同时在杀戮中获得了满足，这时男人推开了女人（夺去她的生命），同时又接近了女人（用子弹、刺刀、棍棒等物穿透她）。”最后他总结道： 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她的美才能得到容忍并且似乎受到欣赏。她的性的“红玫瑰”只有在她死去、被支解、被打开的肉体的伤口上才能绽放。美妇人使这些男人激动的因素是内在的，在她的皮肤以下。这些杀戮看起来就像补救措施，它们改变女人的假像，使她们“真正的本质”暴露出来给人看。 那么，这种“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血肉模糊的一堆”。因为在这些统治关系的幻想里，在现实中也常常一样，妇女的肉体和妇女的性不是让人联想起生命和快乐，而是毁灭后的“血肉模糊”，是残酷和统治的“满足”，最终是肉体的腐朽，是死亡。 另一群很不一样的人也写了同样的主题：美国空军第77战术战士中队（tcticl fighter squdron）年轻的飞行员们，在半个世纪以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赌博者的歌曲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本书“集中了我们75年的传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歌，以及我们的游戏”。这本75年军事传统歌曲集中有一首叫做《我操了一个死妓女》。开头的一段是这样的： 我在路旁操了一个死妓女 我马上知道她是一个死妓女 她的肚子没有皮 她头发掉了成秃驴…… 另一首歌被作者称作《这些蠢事，让我想起你》。歌词中有这样的话： 出租车上那一枪放得实在差， bi上尽是大大小小梅毒留下的疤， 这些蠢事让我想起你。 在这些歌里，女人的肉体也是让男人既兴奋，又讨厌。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和在纳粹的幻想中一样，女人不过是一堆肉——比这更坏，是一堆让人厌恶的肉，腐烂变质，没有生命，像第一支歌里所唱的那样。总之，正如琼？史密斯（jon smith）在其杰作《厌女症》中所指出的，这些歌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作生命和快乐的象征。 而且，倘若看一下另一首歌《天上的操bi者》（讲述强jian一个“斜眼表子”的故事），就会发现这些歌总是把性与暴力——具体说，与男人对“敌人”（女人）的暴力统治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只有死人的荫部是甜蜜的。＆nbsp＆nbsp
男性幻想与非人的现实
面对这样的恐怖，人们会说这些幻想是心理变态，是大脑面对战争的恐怖进行自我保护的产物。但是，这些幻想并非野蛮的法西斯分子所独有，也不是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所独有。在黄|色书籍、电影和录像带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幻想：妇女被捆绑，被加上索链，被刺伤，受到性折磨，等等。这些书籍、电影和录像带如今在全美国，在全世界，大批大批地卖给男孩和男人。倘若想看这些东西，甚至都不用到滛秽品商店或成|人影院（这些地方和军队一样，只对男人开放）去，许多报摊上的黄|色杂志里就有。 人们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滛秽品，是肮脏的大脑的产物。可是在事实上，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充斥着对妇女的se情残酷和野蛮，对此我们已经见惯不怪了。 我们可以在电影里看到它，在美国各地的剧院里看到它，并可从中看到世界，看到男人对女人的强jian、鞭笞、捆绑、折磨和杀害。这些东西被成批地推向市场，供人娱乐。这些电影不是在se情场所里，而是在大街上的剧院里放映的——阿尔弗莱德？希奇科克的褒贬不一的妇女谋杀片《精神病患者》（这是“砍杀者”影片的鼻祖）；萨姆？佩金帕（sm peckinph）对妇女遭到的殴打、鞭笞和强jian不厌其烦的描述；票房价值极高的《链锯屠杀》和《亨利：一个系列杀手的肖像》（教你在性谋杀后如何逃脱，让人毛骨悚然）——没完没了地把男性暴力与性拉在一起。经典影片也不例外，譬如卢道夫？瓦伦提诺的《酋长》。那些具有“强壮男人”形象的电影明星，像汉弗莱？博加特、马龙？白兰度、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杰克？诺科尔逊和阿诺德？施瓦辛格（都是扮演又打又杀，或以其他方式强犦妇女的角色而成名的），都是比较婉转地但同样有效地进一步传达了这一信息，即：性和暴力同在。 将性与暴力和统治连在一起的音乐录像，更是电视台最普通的生财之道。儿童和成|人每天坐在家里的电视屏幕前，就能看到成千上万的谋杀、殴打和其他野蛮行径。在这些行径中，男性气质就等于暴力和统治。还有其读者数以千计的小说，譬如布雷特？埃斯顿？埃利斯的《美国精神病患者》，书中的主人公寻找性刺激的方法，就是割去一个女人的手指，往她的荫道里灌酸液，割断她的喉咙，最后当着另一个女人的面，锯下她的脑袋，然后把他“硬得发紫的家伙放进那具尸体满是血污的嘴里”。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还只是孩子，听的录音带也毫不逊色——譬如，像“生龙活虎队”之类的歌手录制的录音带（他们在1989年录制的《他们想要肮脏的东西》中就涉及到性暴力，歌词里净是“捣烂你的bi”、“打断你的脊梁”和“我要看你放血”，却被认为“不下流”）；nw（他们在一首名为《叩击声》的歌曲里，有节奏地讲述一个女人被绑在床上，被强jian，然后被人用一支44口径手枪杀死，这首歌的另一个名字叫《又少了一个表子》）； 还有坎尼鲍尔？科普斯（他们有一首题为《从一个chu女的荫道里掏出来的下水》，歌词中唱道，把一个小女孩开肠破肚，“绑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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