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床垫上 / 用我的刀子取走她的童贞”，最后，她的“肉体向外淌着血 / 荫道分泌着粘液 / 血淋淋的荫唇被我吃下”）。 甚至在广告里，男性暴力和统治也经常作为性魅力加以宣扬，只不过有时婉转，有时直露而已。1989年的雷夫伦（revlon）广告传达的是这样的信息，弗兰克？西纳特拉（frnk sintr）抓着一个女人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把她拉向自己，两人脸上都僵滞地微笑着。影集和影集广告传达的是这样的信息，无数影集的封面把性自虐装扮得光彩耀人，还有影集的广告，譬如1976年好莱坞落日彩带广告牌上，画的就是一个女人被捆绑着，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双腿劈开，下面是一行字：“我被滚石乐队搞得浑身青紫，太棒了！”有时甚至时装广告也传达着这样的信息——譬如，在某一期《时尚》杂志中，对女人的x虐待被包装得无比优雅，作为性感甚至时髦的形象，在市场上出售。 对于这些，人们也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近些年来的变态，是“过度的性解放”的副作用。但是在事实上，这是古老的主题最新、最暴露的展现。倘若仔细想想，我们就会发现男人的性与暴力统治之间的等式，是许多最受尊敬的作家最喜爱的话题。 列夫？托尔斯泰被他的一些传记作者认为是最伟大的现代作家，甚至是现代圣人。他给我们留下了《克卢兹？索纳塔》（kreutzer sont），这本略加掩饰的自传体作品象征性地通过一个男人为了摆脱他对女人和性的极度厌恶而杀妻的故事，讲述了他与妻子索菲（sophie）之间的x虐待关系。传奇人物d？h？劳伦斯则企图让我们相信，他在《逃跑的女人》中虚构的女主人公在明白自己就要被半裸的野人杀死时，竟然产生了x欲。著名诗人罗宾逊？杰弗斯在《杂色牡马》（ron stllion）中幻想一个女人想要和一匹大马交配，全然不顾大马有可能会把她撕碎。还有亨利？米勒（他曾狂想地贬低妇女）和诺尔曼？梅勒（他在《美国梦》里的主人公从残忍的杀妻中找到了荣耀和自尊）这样的“重要的”当代作家，他们所传达的中心意思，也是能激发男人x欲（因此对女人一定也一样）的不是给予快乐，而是制造痛苦——具体地说，就是对妇女的践踏、折磨、污辱、统治甚至杀害。 梅勒的书中的某些段落与弗雷科普斯（freikorps）成员以及死亡本质歌，譬如《掏出来的下水》的歌词惊人地相似，听上去令人作呕。 直到今天还有些人说，妇女的肉体遭强犦的这些形象，以及性、残酷和暴力的这种联系，已没有什么实效，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幻想而已，并不是现实。倘若真是这样的话，军队里为什么特意用性暴力来教人杀人？倘若性与暴力的联系果真对性和社会行为毫无影响，那些聪明的媒体人怎么会把他们要卖的所有东西——从汽车到可口可乐——都和性搭上钩，以便左右人们的购买行为？ 倘若战争宣传能够有效地将“敌”国的人都非人化，使得一些人伤害、杀戮和践踏另一些人成为可能——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把妇女丑化为供男人使用和虐待的部位的形象，怎么就不会达到同样的效果？！那些把妇女非人化的故事和形象，怎么就不会像其他战争宣传一样，使人们对妇女的苦难视而不见？！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这种宣传太有效了，许多男人和女人至今没有看到这种其实很明显的联系。倘若这种宣传不是这么成功，那我们早就会看到在第一章里就提到的事实：“两性的战争”其实就是指针对女人的、其暴力程度不可想像的战争——一场伤亡远远高于公开的武装冲突的战争。 全世界针对妇女的暴力规模大得惊人，几乎无法想像。直到最近这种暴力才有官方记录，也才得到更广泛的了解和报道，这一事实同样令人瞩目。 据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记录，1989年——仅仅一年——在美国遭到强jian的妇女，其人数比整个二战期间受伤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要多。1990年，美国的外科综述报告说，美国妇女致伤的惟一主要原因是家庭暴力——比车祸高出许多。最后，我们再从性别角度看看暴力犯罪。联邦调查局宣布，3/4（75％）的美国妇女一生中有可能要遭受到至少一次暴力犯罪。 在地球的其他地方，针对妇女的暴力或许更多。在许多地方，男人打老婆依然得到社会的接受。在一些国家，甚至蓄意杀害有性独立嫌疑的女孩和女人并不算犯罪，而是男人的“脸面”问题。根据1991年联合国的报告，由于人为的营养不良、焚烧新娘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印度有25％的女孩活不到15岁。新闻界近年对我们已经看到的古老的性别暴力——人为地杀死女婴——也开始有所报道。但是，这种暴力成为“重要的”封面新闻，却是因为它发生在中国，而美国政府恰好发起一轮反共和反控制人口的征伐——并不是因为受害者是女婴。 可悲的事实是，倘若针对女孩和女人的暴力真的被认为有新闻价值，那每天的头条都会是这个——而且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会是这样。因此，新闻界人士、社会科学家以及全世界的男女终于开始认识到两性战争的本质和恐怖——以及这种战争暴力如何帮助维持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统治，这确实是现代意识革命的一大进步。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篇篇揭露世界各地法庭和其他权力机关对施行这种暴力的罪犯不予惩罚的文章，我们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地方以传统的名义公开宣扬这种暴力的了解，至今主要还是来自女权主义报刊。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西方的传统中，法律和法庭也不能保护妇女免受这种暴力危害。这能解释为什么直到最近妇女普遍地不对这种暴力提出举报的原因。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这种变化正在逐渐发生我们却仍能看到暴力犯罪的数字大幅度上升的缘由。因为，我在第一章已经说过，倘若一个人打了一个陌生人，他就会被关进监狱——但是，倘若他打了一个和他有性关系的女人，那么警察通常不予理睬，说这是“家庭争吵”，最多也就是把那个男人带出门，拐个弯，让他“冷静冷静”。 因此，也就难怪至今还有一幕又一幕的悲剧，美国妇女向警察报告说有男人威胁要打她们或杀她们，得到的回答却是她们无法得到保护，直到那个男人真的“做了什么”——到那时，当然就为时晚矣。法律和法庭至今仍在保护男人不受警察和法律的制裁——却不能保护妇女免遭男人的暴力——警察为避免暴力实行的保护，也有一个双重标准，这实在令人震惊。 一个非常可怕的例子，是几年前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事情。一个男人在残暴地强jian了受害者后，割断了她的手臂，把她撂在荒野的路上等死（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那个犯罪的男人因为“表现良好”被释放，却受到邻居们（他们当然不愿看到这个恶魔在自己家周围）的威胁，于是他反倒得到警察每天24小时的保护——花的全是纳税人的钱。＆nbsp＆nbsp
对暴力的双重标准、巴甫洛夫的狗与男性统治的…
对于野蛮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强jian和性谋杀）与当代暴力形象在媒体、音乐和文学中的公然泛滥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人们正争得不可开交。暴力行为和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不可能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最近对丹麦4269人所作的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童年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和难产对形成有暴力倾向的男人有很大影响——尽管这些因素被分别观察时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问题不在于暴力形象与暴力行为是否有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在一些“照猫画虎”的性谋杀和强jian中已经有了。问题在于，这些暴力形象是否造成了一种文化气氛，使人们，尤其是那些由于心理或生理原因已经有暴力倾向的人，将这种倾向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更大。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文化气氛如何影响人们对暴力，尤其是针对妇女的暴力的一般看法。 临床试验表明，在那些观看暴力滛秽制品的男人中，认为“强jian是对妇女的伤害”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低，而说“倘若能够逃脱，自己也要强jian”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高。 事实上，根据丹尼尔？林茨、爱德华？唐纳斯特恩、史蒂文？彭洛耶的研究，看过5次将性与暴力扯在一起的x级电影的男人，通常“对这种电影的反感就少得多了，对这些电影中的暴力的感受要下降许多，而且认为他们自己对妇女的践踏程度也小得多”。因此，暴力滛秽制品即使没有直接引起对妇女的暴力，但是看过这些制品的人对妇女的苦难就麻木了，于是他们就更容易容忍对妇女的暴力，认为这些苦难并不是真正的痛苦，而是性激动。 这又有助于形成一种社会氛围，那些不只是停留于幻想，而是确实对妇女施暴的男人，也就更加轻而易举地被放过了。正如在专制统治下，只需相对少数的人对人民实行残暴的恐吓，就能使人民俯首贴耳，维护男性的统治地位也只需要一部分男人残暴地对待妇女。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只要间或用暴力恐吓服从的群体，就能有效地压制改变现状的企图。 不仅如此，而且使男女都把对妇女的性暴力看作是唤醒和兴奋——因此，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还求之不得呢——使得他们认为，单对妇女的残酷和暴力，与也对男人施暴和残酷，这不是一码事。换一种说法，这使得许多人认为，对妇女的暴力仅仅是“妇女问题”——与当代反对对包括男性在内的群体施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但是，暴力的se情化不仅仅能够维持男性统治。它还使人们认为，对妇女的肉体施行的暴力微不足道，并且（或）者非常性感，这有力地强化了男性对各种暴力的社会化——这就是为什么暴力的se情转化为军事训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原因。因为倘若能够成功地教会男人把暴力甚至杀人与性激动等同起来——那他们在伤人和杀人时，感觉到的也是性兴奋，不管伤害或杀害的是女人还是其他男人。 我在为本书作研究的时候，已经明白这是如何通过一种机制而发生作用的，对于这种机制，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很久，企图搞清人是如何获得情感，甚至心理反应的。这种机制通常被称作条件反射，是俄国科学先驱伊万？巴甫洛夫首先通过试验记录下来的。巴甫洛夫在他著名的试验中，每次给狗喂食时都摇铃。过一段时间，他光摇铃但不给食。结果发现那些狗已经习惯于将食物与铃声联系在一起，每次摇铃它们都分泌唾液——即使周围并没有食物。也就是说，巴甫洛夫通过他的条件或第二刺激，获得了与第一或非条件刺激相同的情感，甚至心理反应。 同样道理，男人由女人的肉体（第一刺激）而产生的性兴奋，在统治关系文化里常被与统治、残酷和暴力（第二刺激）联系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即使没有性感的女人或其他性形象来引发性兴奋——残酷、统治和暴力本身也就可以导致相同的情感和心理反应了。林茨、唐纳斯特恩和彭洛耶写道，接下来就是一个“张冠李戴的过程”，当事人误认为他们的兴奋是性所致。 也不是所有接受这种条件反射的人都会有这种反应。但是，反复将性快乐与暴力和残酷联系在一起，会使人特别难以克服这种倾向，对于已经有暴力倾向的男人来说，就更是如此。这就是伦纳德？伯科维茨（leonrd berkowitz）的“刺激-反应联系模式”的意思，与阿尔伯特？班杜拉（lbert bndur）对示范的研究也相符。示范是一个双向的、相互强化的过程，使人将性与暴力联系的条件反射，本身就是一个使他们倾向于暴力的因素。 对男人和男孩——他们是将对妇女的残忍和暴力与性相连的现代se情业瞄准的市场——的这种条件反射作用，在也教人视残酷和暴力为不人道和不道德的社会里尤为重要。因为这种社会不同于更荒蛮或“纯粹”的统治关系社会，需要有选择地只强化能够维持社会最基本的统治等级的残酷和暴力：男人对女人，“优等”群体对“劣等”群体（这些群体，譬如，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和被科威特打败的伊拉克人，常进一步被贴上“阳气不足”的标签）的暴力。 因此，在我们这个伙伴关系蓬勃复兴的时代，我们就更应该抓住要害，消灭将性与暴力相联系的形象，不仅在滛秽制品中，而且在包括音乐、广告甚至动画片和连环画在内的大众传媒中，消灭这些形象。因为这些形象不仅提醒妇女说，倘若她们不回到“传统的”角色就会有何种下场，而且不断地为性激动与暴力和统治间的联系提供广泛的社会环境。我们已经看到，人如何解释生理上的唤起（即伴随生理上的兴奋而大量出现的化学物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 然而，我要再一次强调，性与暴力的这种联系并非新鲜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我们整个“文明”史上，它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男性和女性的性的形成，使我们一代又一代地把性唤起的快感与施加和忍受痛苦连在一起。有人说，性自虐是近代从萨德（mrquis de sde，英文中的施虐狂sdism这个词即源于其姓氏，这个词也是从这儿才开始出现的 ）才开始的，稍有古代历史知识的人居然能够接受这种说法，真是让人吃惊。 在萨德之前两千年左右，苏埃托尼乌斯在对罗马皇帝生活的描述中，就讲到卡利古拉这类人对性残酷和暴力似乎永无满足。从罗马的档案中我们也能看到，在x虐待中经受折磨最后被杀死的妇女，常被带到罗马的大公共娱乐场，当众剥光衣服。倘若看看那时基督教的文字，我们就会发现，不只是罗马人“喜欢”这些折磨，盼望看到这些妇女被剥得赤身捰体。那些记录和阅读这些妇女受到折磨的人，也有同样的愿望。玛格丽特？迈尔斯（mrgret miles）在《x欲的认知：基督教西方的女性捰体及其宗教意义》中说，“女性的肉体和女性的赤裸常常出现在马戏之类的小节目和流行小说中，这说明观众和读者想要这样的细节，但他们似乎很少注意男性受难者的捰体。” 不仅如此，我们在基督教的宗教艺术中，也能看到许多与现代滛秽制品完全相同的x虐待形象：赤裸的女人受到折磨，被肢解、被杀害，尽管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指责滛秽作品是现代人远离宗教的一种表现，那也无济于事。在详细描绘女圣徒受难的基督教绘画中，我们能看到赤身捰体的女人，和衣冠齐整，挥鞭持刀的男人，与现代滛秽作品中的一模一样。芬兰国家博物馆藏有绘画大师弗兰克（mster frnke）作于15世纪的一幅作品，上面是赤裸的圣徒芭芭拉被绑在一根柱子上（与现代滛秽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极为相似）。她右边站着一位持鞭男人，左边另一个男人正一手握着她的ru房，一手持刀欲割。在另一幅画里，圣徒艾格尼丝（gnes）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迈尔斯描述道，“她的ru房已被割下，她在画中常常手托呈有自己硕大、结实的ru房的盘子。” 迈尔斯接着说，为了对肉体的罪孽做出道德的警示，基督教艺术经常表现“罪人”按照一定程序遭受折磨，以示惩罚的画面。“那些受到诅咒的人，”她写道，“常在与他们的罪恶相关的部位受到折磨；譬如，‘耽于肉欲的女人，她们的ru房和肚子被癞蛤蟆和令人恶心的蛇吸吮’。”这里与现代滛秽作品一样，妇女总是以被绳索或铁链束缚的形象出现，对性折磨大加渲染。譬如在《地狱》这部作于1396年而至今仍保存在意大利圣吉米尼阿诺（gimignino）的作品中，一个带面具的魔鬼正把一根锋利的竿子，捅进一个被捆缚的女人的荫道。 在中世纪描绘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受审的蚀画和雕刻里，我们可以看到与现代滛秽作品非常接近的形象，妇女被捆绑，被加上枷锁，或全裸，或穿着很少的一点衣物，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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