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机关就那么牛，他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就那么牛！这就是中国的官僚等级体制。
一位处长让我去找具体经办人，一位姓凌的女办事员。
她对我说：“你这件事已经严格控制了，没有领导的批示，这事是办不成的。”
我问：“领导批示，找谁批啊？”
她说：“你找我们司长去。”
“司长在哪？”
“在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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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皮球踢出来了。我就去司长办公室，一看里面有客人，就在门口毕恭毕敬地等着。等客人一走，就哧溜钻了进去。
司长说：“你来干嘛？”
我说：“我是上海来的，有份报告想送给您。”
司长说：“你送到处里去。”
我说：“是处里让我来的，给您看看，您有什么指示？”
“那你说吧，什么事？”然后，这位司长就站在那儿，也不坐下来，一副马上就要赶客的样子。
我把大概情况说了一说。
司长一副公事公办的官腔：“这个，谁都要批外贸公司，那不行啊！国务院已经发文了，停批了。要批的话，你们让国务院再发个文来。”
这一下把我给呛住了，我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让国务院专门为我发文件啊！
我赶忙说：“我们是在上海浦东注册的，不是说有一个‘借船出海’的政策吗？”
司长依然冷冷地：“借船出海政策，那也是有条件的，前三年的出kou交货值要在1个亿以上，你们不符合这个条件。好吧，就这样，我还有事。”
“好吧”一声，我就给赶出来了。我又绕回去找那位办事员，那位姓凌的大姐。我跟她说了一下司长的说法。
她说：“那你找我们部长去吧。”
我说：“部长怎么找啊？”
她说：“你们不是挺有背景吗？你们不会没有办法的吧？”
好吧，只好找部长了。从大楼出来，给上海打了个长途电话。然后上海又给北京打了电话，请一位已经离休老领导的大秘书，领着我去见部长。
部长在长安街办公，倒是挺客气，接了我们的报告，跟大秘书寒暄了几句，问了问某老身体还好吧，等等。最后说，你们这事，我看完报告就给你批。前后不到一分钟。从大楼出来十分高兴，部长已经答应了，那我就在北京等着吧。
第二天，我给部长秘书打电话，问部长批了没有。
部长秘书日理万机，早就把我忘了：“你是谁啊？”
我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昨天如何见了部长等等，又说了一遍。
部长秘书这才想起来：“是这事啊，部长已经批了。”
“批了？”我很高兴：“那我去找谁啊？”
“你去找主管司吧。”
我高高兴兴地再去十里以外的那幢大楼，找到那个主管司，司里没人；又找到那个经办处，处里也没人。
第二天早上又去，还是没人，说是要下午2点以后才来。
又回宾馆，下午再去。
那位凌女士坐在那儿，一脸的不高兴。
我上去说：“凌大姐，部长那里给批了吗？”
我估计这位大姐大不了我多少，也就大一两岁吧，可为了表示尊敬，咱们只能喊人家大姐。
凌大姐斜眼看了我一眼：“批了。你知道怎么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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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没看到。”
她说：“那叫什么批啊？”
我说：“我还真没看到，怎么批的？”
她说：“你们的报告申请批准成立什么什么外贸公司，但是部长怎么批的？部长批，‘此事请慎重处理’，就这几个字，没了。”
我说：“凌大姐，请慎重，不就是慎重一点批吗？”
她说：“‘请慎重处理’怎么叫批呢？你知道什么叫‘慎重处理’吗？”
我说：“凌大姐给指点指点……”
她说：“来来来，我教教你。你不懂领导批示的学问吧？要是批给你进出口权，领导就会批上‘同意’两个字。他一批‘慎重’，那就完了。什么叫慎重？是批给你慎重，还是不批给你慎重啊？”
我说：“那怎么办？”
她说：“你啊，这事还得找司长。”
富人俱乐部的狼 十三（3）
又被她给踢出来了，再找司长去吧。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司长办公室的门老关着。
回宾馆，再打电话向上海求救。上海说，这个事再找找熟人，再做做工作。立刻派了在北京出生的邵彦来支援。
我们在北京绞尽脑汁想办法。
正当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一件奇怪的事。邵彦姐姐同事的朋友对我说，他找到分管那个部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人家说可以帮我们这个忙。得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坏了，就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赶紧对朋友说，你给我约一下，见个面。
约好的那天，我早早等在北京贵宾楼饭店的咖啡厅。时间到了，一男一女两位匆匆而来。男的就是那位公子，中等个头，皮肤白白的，穿着一件时行的风衣。女的似乎是助手，30来岁的样子，姓李，自称是公司办公室主任。
坐下后，也没寒暄，那位公子一上来就说：“咱们也不用客气了。你们集团的背景，我也知道。你们那里的几位老同志，跟我父亲都是老同事了。我父亲也知道这个事，所以我会尽力给你们办的。具体事，你就跟这位李主任商量，好吗？我们今天就算认识一下，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一口茶没喝，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挺有气派。人家到底是公子，确实不一样。
然后，这位姓李的主任就跟我谈开了。
她说：“我们总经理他特忙，今天是专门为这事来的。因为你们集团的这些老同志，跟他爸都是老战友了。”
我心里在犯嘀咕。其实论辈分，论革命资历，还真不能称老战友。因为那位副总理是50年代初入党的，而我们集团的这几位老同志，都是二几年参加革命的，最迟的也是30年代初参加共产党的，怎么能称为老战友呢？
心里嘀咕，可嘴上仍然“对对对”，“是是是”，求人办事嘛。
这位女士说：“这样吧，我先给你活动着，过两天你听我的信。”
我说：“行，我等你。”
过了两天，电话来了，让我去他们公司一趟。总算盼到了，我马上赶去，在一家外贸公司的楼上，好像是租的房子。
那位办公室的李主任很热情地接待我，让座，沏茶。
她说：“你们那件事，有眉目了。你也知道，咱们打个电话不方便，老总他们家的电话，都有警卫部门听着，不能随便在电话里说这些事，是吧？所以特不方便。因此呢，我们老总特意抽时间回家了一趟，专门跟他爸当面说了。他爸也跟部里说了，这两天就能定下来。”
听了李主任这一番话，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国务院的领导日理万机，还关心我们这个事，真是很不好意思。
“好意思不好意思，就不必说了。”这位女主任提出条件了：“你也得帮我们老总一个忙，是吧？”
我连忙说：“那当然！您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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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最近，我们碰到一个困难。我们一个业务员到深圳去进货，估计是拿了什么好处，货到以后，一看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老总急得要命，四处推销这个货，你们是不是也帮忙销一点？”
我说：“行，什么货？”
她说：“就是皮夹子，名片夹，西装夹。”
我说：“我看看。”
女主任拿出样品。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仿冒名牌的皮夹子，我感到挺为难的。
我说：“这样吧，你一种款式给我一个样品，我带回上海去找找销路。”
她说：“你现在就不能订一点儿吗？你现在订，我给你优惠，反正你也能拍板，是不？”
我说：“不瞒您说，这事，我还真拍不了板。”
我想推辞，女主任却盯着不放。
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说：“这样吧，我先订一点儿，回上海销销看，销路好的话，再来多订点。”
她说：“你订多少？”
我问了一下价格，她说100元一个。我心里想，这破玩意儿100元一个卖给谁啊？没办法，咬咬牙就买了吧！谁叫咱求人呢！我在心里盘算，1个100元，100个1万元，买100个总行了吧？估计成本也就10几块钱一个，我买你1万元钱的货，只当送个人情，只当打个水漂吧！
我一咬牙，说：“行，我先买100个吧。”
她一听，就说：“100个太少了，我们有起板的量。”
我说：“起板多少？”
她说：“我们起板10万个。”
我的妈，10万个！不就是100万元吗？那不是开玩笑吗？说老实话，这个货根本就不值，十几万都不值。我等于要花八十几万去换一个进出口权，批来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一年挣到80万，而且还不知道你究竟能不能帮我办成这件事。要不成，这100万元的冤枉钱，不就真的打水漂了吗？
我当场就推辞了，“我真的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那个女的显然很失望。我马上转了话题，聊点别的，也是搪塞一下，然后就走了。当然，我也知道，托他们办的事不成了。
更加凑巧的是，十年以后，我在和一位合伙人聊天的时候，居然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我的这位合伙人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女儿。我聊起在北京遇到的这两个人，她马上说，这不可能！她跟故事里那位副总理的全家都非常熟悉。当年，她在国外拿到硕士学位留学归来，安排工作时，还是这位副总理的儿子亲自开着车，拉着她一块儿跑了好几个部门的。
富人俱乐部的狼 十三（4）
她问我：“你说的那位公子，身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我说：“没有，没看见有什么特征。”
她跟我说了副总理儿子的一个明显特征，我敢肯定，我见到的那个人身上没有。我又想，会不会是另一个儿子呢？她说，他们家只有那么一个儿子。我又想，会不会是侄子呢？她说，也不会，他们家我太熟悉了，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个人！
这时我才明白，十年前碰到的是个骗子，而且是个胆大包天的骗子！据说，时至今日，在北京这类骗子仍有市场，从倒卖批文发展到买官卖官。
在那个假冒的公子那里碰壁以后，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邵彦有一位姐姐在北京工作，她帮我找到一个神通广大的老头。这老头是北京市政建设方面的一个总工程师。当时，北京盖了一批很抢手的商品房。也不知道这个分工是怎么分的，老头居然拥有批条子的大权。他批了条子，不但能拿到好楼层，还能打折，而且能打不少折。显然，这条子就是天大的面子了。据说，不少名人都在走门路找这个老头批条子。世界上的事情就那么凑巧，我来北京找的那个部、那个司、那个处、那个普通工作人员凌大姐，不知道怎么搞的，也知道了这个老头，也正在托这位老爷子给她批房子呢！
看样子，邵彦姐姐的力道挺大。我把情况一讲，老头马上自告奋勇说，行，我替你把她约出来。没多久，老爷子就来电话，说约好了。
老头关照说：“今天晚上凌姐请客，你们就别掏钱了，适当备点薄礼就行了。”
我说：“老爷子，备什么礼，您给指点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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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你不用多，她跟她先生一块来，你就买两件羊绒衫，男的一件，女的一件，就行了。”
我说：“这尺码我不知道。”
他说：“你就拣大的买吧。”
行，赶快去大商场，挑最贵最好的买了两件羊绒衫。
到了晚上，我忐忑不安地去了，准点进了一个韩国烧烤餐厅。凌姐两口子和总工程师老爷子都到了。在这种场合见面，凌姐自然非常热情。话匣子一打开，她给我传授领导批示的真经。
领导批示有好几种。第一种，“此事请×××速办，并将结果报我”，那是一类批示，拿到立马给你办，你这不是吧？第二类，“请×××即办”，见了以后是非办不可的。第三类，“请×××司办”，没有具体人，那就要琢磨琢磨了。第四类， “请×××司酌办”，那就要考虑考虑，办还是不办，花多长时间办，怎么个办法。第五类，“阅，转×××司”，那就是可办可不办。第六类，“阅”，然后直接转下来，那就不会给你办。部长给你批的这种“慎重”，充其量也就是第五类批示。你说，让我们拿到了是给你办呢，还是不给你办？
我可是开了眼界了，可真的上了一课。
我说：“凌姐，这事办不办可是看你了。”
老爷子也在边上撬边：“这个事你得帮忙！”
凌姐说：“你放心老爷子，肯定给你办，你再等两天。”
有她这句话，我放心了。过了两天，不多不少还真的是两天，凌姐给我打电话了。她说，你来一趟，明天下午2点。
我高兴得不得了，马上给老爷子打电话：“老爷子，凌姐那儿有消息了，她让我去！”
老爷子说：“她那个事，我也给她办了。她还要买两套房子，一套自己住，一套给她丈夫开公司。”
我心里说，这位大姐的胃口还真厉害！心里有底了，我第八次去了那幢大楼。
凌姐跟我说：“你这事我已经报上去了，处长也没意见了，司长签个字，我就给你发回上海。你就回上海等消息吧，已经没问题了。这个外贸公司，批给你们以后，千万别承包给别人，就自己做。很多人都是来批一个外贸公司，然后就包给别人。你们千万别这样，自己好好做。”
我又学了一招！批一个特权公司，然后承包给别人做，这多省事！北京的大衙门里面，道道不少，道行深啊！外贸权一拿到手，我紧锣密鼓开始布阵。
除了加紧筹备尼加拉瓜军方的订单，我的重点仍然放在美国，仍然要跟戴维合作。战略方向是明确的，还是主攻国内的订单，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要争取国内订单，就必须有能力在美国接待国内代表团。做生意，排场是必不可少的。国内代表团访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你考察你的实力。
谁都喜欢有钱人。
我们在纽约长岛富人区，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高档餐厅，装修得非常气派。一则，在自己开的大餐厅里接待国内代表团，既有派头，又能显示实力。二则，大餐厅能产生更多的现金流，赚更大的钱。请了一个也是上海来的硕士生朋友做管理，一开始晚上生意很好，后来管理上出了问题。没想到这位硕士根本不是做餐馆的料，而且本身不是股东，经常呼朋唤友白吃白喝，服务逐渐差了下去，客人也就逐渐少了下去。在国外，尤其是高档餐厅，只要你服务稍微不好，人家马上就不来了，而且他的周围邻居、同事朋友什么的都不来了。名声一旦做坏，很难挽回，最后以失败告终。
在美国，没有车就像没有腿一样。国内代表团来了，你总要开车去接，到了纽约起码要安排他玩一玩。我们买了奔驰、凌志，还有高档吉普，后来确实派上了大用场。
富人俱乐部的狼 十三（5）
国内代表团来美国，为了考察你的实力，往往会主动提出到你家里看看。第二步，我们考虑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在美国买房子，我的观点首先要考虑气候。华盛顿、纽约，冬天冷得要命，下大雪，还要铲雪。芝加哥在湖边，非常漂亮，但是冬天很冷，夏天很闷热。气候最好的确是加州，但加州有加州的问题，经常发生地震。
其次，如果买房子主要为了招待国内来客，那么选择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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