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用这样可怜又可耻的言语，向我索要杨帆。
按理我应该猛烈地扔给蔡小田一记左勾拳，然后再大骂两句：“去你妈的，混蛋！”但望着他眼眶中逐渐蓄满的泪水，看到他此起彼伏癞子中的满脸真诚，我下不了手。但我又该怎么办？我又不是救世主，我不可能为了成全别人的可怜，而丢失掉自己好不容易才抓取到的幸福吧！不知是愤怒还是同情，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见我沉默不语，蔡小田继续向我展示着他对生活这部作品的文学天赋，他问：“你打算和小帆逃到哪里？你还有父母，你还有梦想，你能够躲到哪儿去？我老家在苏州，我可以为了小帆搬回苏州；我有一笔不菲的存款，我还能写文章，赚许多稿费，我绝对有能力让小帆过上安全而幸福的生活！”说完这些话，见我依旧木然不动的样子，蔡小田信誓旦旦的口吻，改装成一种苦口婆心的说服：“何况，你还有夏雨，她一直都很喜欢你，我这表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女孩……”
在蔡小田滔滔不绝的叙述中，我试图理智的思考：我是尊重蔡小田的，他是我梦想中最贴近的明灯；我是热爱杨帆的，她是我生命**的全部。至于梦想、父母、夏雨，都令我长时间的考虑以致心动。
许多形形色色的“曾经与将来”，汹涌澎湃地撞进我的思绪，令我的脆弱的大脑不堪重负。就那样痛苦的寻找了许久，我这才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问：“杨帆真的喜欢你吗？”
蔡小田怔了一怔：当然喜欢我。你也听到看到了，小帆和我在一起非常的快乐，也只有我才能够让她继续快乐的活下去……”
我的心痛痛痛不已，我的眼泪流不停，我知道蔡小田说的全部都是真话。我想到杨帆那脆弱而又戏剧的生命，她是该属于舞蹈、属于自由、属于野性的，我的确不具备热爱杨帆的资格。也许真的只有蔡小田，才能用财富与实力来改善她的流浪生活，而和我在一起，杨帆只会永远吃苦受累。当时我内心复杂，心律紊乱，我不得不承认，蔡小田高的语言让我人生的天平，倾向了自私的生活。我甚至觉得，杨帆已经找到了她所要的真正爱情。
我抬头看看蔡小田，在他的口沫横飞中，脸上的癞子仍然止不住的颤动。我是不是该可怜我所尊重的人物，成全我所深爱的精灵？
……
就这样，我轻易的放弃了杨帆，放弃了曾试图用生命、友谊与梦想去换取的爱情。那个时候我刚翻过二十二岁的门槛，第一次感受到成年世界里不得不面对的残忍与现实。我深知自己拥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我拥有着让深爱的人过上更为幸福生活的义务。我放弃的唯一砝码，就是要求蔡小田尽他最大的人际脉搏，保护好杨帆的生命安全，最主要的，是能够让她走向舞台，哪怕小舞台也好。蔡小田为难了一会儿，又认真的说好。
达成协议之后，蔡小田领我沿着另一条小路下山，途经一座木板吊桥时，我们不约而同地站在上面伫望。蔡小田递来一支烟还要不要回去看看她？”
我说：“不了。你要永远记住答应过我的话，要好好的对杨帆。”
后他又问：“你现在到哪儿去？”
“回家，”我把燃了半截的香烟扔进山谷感到很累，我想给赵一平烧一柱香。”
第二十三章 童年的小山坡
蔡小田为我买了下午四点的车票，又买了些车上吃的食物，就忙豁着帮我回去取箱子
坐在嘈杂的重庆火车站，感到大病初愈后的一种更为深沉的痛苦。一个朴素的农村妇女肆无忌惮的露出了*孩子眯着双眼贪婪的吮吸；一个老奶奶惶恐的牵着老爷爷的手，老爷爷背着乌黑的帆布包，尽显世事洞察；四个年轻的打工崽围坐在地上打牌，哼哧着快乐的音符，吸着劣质的烟；一个西装革领的中年男子，坐姿优雅，正拿着一份报纸懒懒地翻阅；一对年轻的夫妇，甜甜蜜蜜的嚼着话梅，惬意非凡的谈笑风生；一个不修边副的青年，背着一个硕大的旅行包，双眼火热地盯着一张流浪地图；一个面露焦急的姑娘，不断查着手机，又不断向外张望；一个棒棒顶着旅人庞大的包裹，掀开层层重围往里挤……我和他们乘坐同一列火车，抵达同一座城市，却走向迥然不同的痛苦或快乐。
火车站张贴着杨帆最新的通缉令，两位威严英俊的警察，手持着杨帆的照片，向行人一一对照。此外还有几位神秘的便衣，游走飘荡如猎鹰。饶是如此，我的内心还是迫切地希望能再见杨帆一面——也许明天他们明天就会离开重庆，逃向苏州一个无人知晓的世外桃源，我们将永远无法相见。一时时间，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的苍老无比。
然而却是蔡小田独自提来的皮箱，我假装不经意地问了句：“杨帆有没有什么话对我说？”蔡小田尴尬地笑笑帆在睡午觉，我没有叫醒她！”——眼前的蔡小田已被爱情的功利熏陶成龌龊小人。
火车载着疲惫的我奔向久违的故土。透过污迹斑斑的窗玻璃，我看到日渐逼近的窒息黄昏下，稻田在朦胧的炊烟中静默。哐当哐当的声响刺激着我敏感的双耳，我体味到心情的痛疼与处境的孤独。在这个世界上，我失去了最好的兄弟，失去了最爱的情人，失去了最崇拜的偶像。我以后的成功将不再有兄弟的酒杯，不再有爱人的温存，不再有偶像的赞许。我就在这种支离破碎的伤感状态里，被列车驮向了故乡的黑夜，驶向了我最原始的成长状态，我多想伏在那个放风筝的山坡上，放声大哭……
颠簸一夜，清晨抵达。麦子收获的金黄里，我仿佛看到黄灿灿的油菜花与翠绿绿的麦苗扑面而来。不知在那些肥沃的土地下，到底还埋藏着我们多少颗未曾生根的瓜秧？多少个未曾实现的梦想？母亲看着憔悴的儿子，不断唠叨着生活的琐碎；父亲面色凝重的吸着烟，他的思绪飘到我的工作之上。
我走过山坡、来到河畔、钻进山洞、爬上桑树。然后，我继续走过田埂，走过竹林，走过小麦的金黄，走过玉米的茁壮，走过繁茂的野草，走过馥郁的树林，走向赵一平崭新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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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平的安息之地蜷缩在三座旧坟之间：上边是一平的奶奶，左边是一平的妈妈，右边是一平的爸爸。儿时清明祭坟，我常和赵一平到坟地上捡鞭炮，那时赵一平的奶奶还没有死，赵大爷却已经悲观丧气。他先在儿子的坟前跪拜，又在儿媳的坟上磕头，一点都没有活着长辈应有的作风。然后他轻轻地摩挲着两坟上方的空地，对赵奶奶说：“把我埋在这里。”
后来赵奶奶先他而去，赵大爷将“风水宝地”让给了老伴，舍而求其次地指着三坟中间的一小块空地对赵二叔说：“把我挤在这里也好，挡风！”没想到今天，赵一平的骨灰，沉睡了赵大爷的最后一块“权宜之地”。因地制宜，赵一平的坟像一个畸性的椭圆，坟上的新土与三位亲人的旧土相依——他永远地沉睡在亲人的避风港里。
有那么一会儿，我横亘在赵一平的坟前，像一只被祭祀的猪羊。微风呢喃，野草渐长，生活的孤独凄凉让我再一次想到永远这般沉睡下去。我看到蓝的天、白的云、忙碌的蜜蜂、悠闲的蝴蝶、嗡嗡的蚊虫、狡诈的蟋蟀。透过这些类似的意象，我看到赵一平在阳光里的奔跑，那只被我们加了十根尾巴的风筝，扶摇直长；我们逮捕蜜蜂，往透明玻璃瓶塞满鲜花，以期待第二天收获一大罐的蜂蜜；我们在炎炎烈日中**脊背，在混浊泥浆中捡起可怜的小鱼，也拾起了恶心的蚂蟥；我们在河甸子游泳，清凉的河水将酷夏的烈日阻挡在外，我们将刘义的裤头藏起来，坐等他歇斯底里的求饶；我们端着自制的弹弓、神符、打狗棒，浩浩荡荡地驶向鬼气凝重的古屋，却被一只小蛇吓得鼠逃四散……
回忆成了不可再现的一阵风，不管我怎么叩击大地、挥刺天空、捣鼓河水，所有的经历都不会再来。赵一平夭折而去，刘义外出打工，其它快乐的载体都被生活的困境吹拂得支离破碎。我孤独、我忧伤；我寂寞、我沮丧。
回来的路上遇到刘伯伯，他对赵一平的死唉声叹气良久，又对赵大爷赵二叔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当我问到刘义的情况时，刘伯伯马上变得兴奋异常，他说：“你们三个一齐长大，崽儿不喜欢读书，我就常拿你们俩作榜样骂他。可他却偏不听，一心只想趁早找份工作。我说：‘你没文化咋工作？’崽儿却说：‘文化是狗屎，越学得多吃的屎就越多！’就退了学到县化肥厂去打工。后来你们考上了重点大学，我又骂他：‘文化是屎？小峰和一平吃屎吃进了大城市，你不吃屎怎么还呆在这旮旯？’我也就想骂他，我和崽儿他妈都是农民，我儿在化肥厂挣五百块钱一月也知足了。没想到崽儿竟赌气跟镇里一个马戏团走了，我和崽他娘急啊，到县里打听他的消息，却都说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崽儿被人骗了，谁知三个月后崽儿却打电话到村上，说自己到浙江找了工作，还给我寄了一千块钱！”
“那他干的什么工作？”我颇有兴趣的问。
“不晓得。前年他给我寄了八千块，去年是一万，家里欠的钱也还清了，我就叫崽儿别太节省，不要把钱都寄回来了。我说这出门在外的，要多买几件衣服打扮打扮，多吃点好东西长好身体。谁知崽儿却说他有钱，说还有一半的工资都没寄回来，他现在都有手机了，还有女朋友……我高兴啊，小峰，你们还在读书，经常往家里要钱，但我家的崽儿都能往家里汇钱了。我算了算，崽儿的工资至少有这个数。”说着刘伯伯不无骄傲的举起了两根拇指，继续叹道：“今年春节你和一平都没回来，崽儿却回来了，穿得就跟镇长差不多，抽的烟都是十块钱一包！什么派头养这个儿子也不白费！我可知足了，崽儿寄回来的钱我也不乱用了，我给他存在信用社，到时他结婚我要请一百桌，哈哈，一百桌……”
刘伯伯双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我问：“刘义手机号多少？我有空得向他请教请教。”
刘伯伯突然灵机一闪：“对呀，你现在找到工作没有？”我尴尬的说：“暂时，还没有合适的……”
“那就对喽，崽儿前不久还说了，浙江打工挣钱多，什么车工铣工都是千块钱以上，打扫卫生的都是你到那边去找找崽儿，让他给你安排一份工作…你们啊，读书都读到2o多岁了，我们家崽儿都挣了几万块钱啦，啧啧啧，幸好当初崽儿没读高中……”
我的确感到汗颜，我为自己这个潇洒而浪漫的大学生感到无地自容。向陈伯伯要了刘义的号码，就惶惶的告别了。
第二十四章 兄弟刘义
刘义是我童年伙伴中另一个表层的佐证
刘伯伯与我父亲是一对从牌桌延伸至生活的兄弟，我和刘义的友谊也大致如此父亲光荣下岗，从此开始了声色犬马的嗜赌生涯。为了躲避母亲声嘶力竭的横眉冷对，父亲总是打着“看庄稼”的旗号，越过一道山岭，渡过一座木桥到离我家最远的地上“拔杂草”，那里的野草总是常年不绝，绵绵悠长，大概因为刘伯伯家距此仅二十步的缘故。为了揭穿父亲的阴谋，母亲用硬糖把我训练成间谍，要我随父亲同去“走草”。当然父亲有更为香脆的阿童木花生糖，我的间谍任务无非是走走排场，回龙湾的庄稼仍然是父亲的最爱，而母亲往往也是无可奈何。
缘于儿时对父亲威严的崇拜，不久我对赌博也产生了迷恋。我眼巴巴望着父亲桌前的钞票筹码肿胀或消瘦，心惊胆战。刘义则坐在刘伯伯旁边，时不时对刘伯伯打的牌品头论足。为了获得安静，大人们常常把我们驱逐开来，支给我们两角或者五毛的零钱。
不久我开始对麻将熟稔于心，就想在牌桌上摩拳擦掌，这时刘义成全了我的梦想。他把我们关在卧室，拿出一副指头大小的木质麻将，邀**练操练。我们赌画片、扑克牌、玻璃球、也赌钱。这些形形色色的物品，分别明码标价，彼此之间形成汇率。例如，一颗普通玻璃球，等价于1o张画片，4张扑克，5分钱。
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和刘义不约而同地对所有的画片与玻璃球兴味索然，能卖的卖了钱，剩下的全都送了那些仍然沉溺其中的小屁孩。由此，我们在村里声名雀起，威望倍增，再加上牌技相当，刘义便和我惺惺相惜的成了好朋友。
那个时候，父辈们的赌博开始往一个更热闹的地方转移。我也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走草”风格，天天去关注那块苞谷林，母亲对此大为失望，她不再给我任何一分零花钱。但从刘义那儿我学会了许多因地制宜的挣钱方法，比如拾荒，捡蘑菇，或者下田摸螺蛳。
我们登上大雅之堂，堂而皇之的围在桌子上，像父辈般大口喝水，大声叫骂，把牌掷得像大人般嚓嚓作响。刘义他们点上烟**，仍然如父辈们一般把堂屋搞得乌烟瘴气。那时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快些长大，然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的走出小赌局，遍布四野赌遍天下。
相比而言，赵一平与刘义的友谊要肤浅得多，他们之间的互相鄙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赵一平觉得刘义像个流氓，刘义则骂赵一平是学习上的“吃屎精”，他们之间很少打牌，也很少讨论与学习有关的东西。我是正邪兼而有之，他们俩则分别处在性格的两极，常常将对方的最爱嗤之以鼻——这是初中以后的事，初中以前，在我的撮合下，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其乐融融。
刘义在电话那边说了几句脏话，我的嘴也痒痒，痛快地骂了几句，感到久违的释放与洒脱。刘义说：“跟老子到浙江来吧！”
我心动了。
我感到家乡与重庆，都不再是我想要呆的地方，我想要迅的离开这些纠缠不清的回忆与思念，我想彻底摆脱无日无夜的愧疚与惶恐。父母也比较支持我到达地区闯闯，母亲从碎花手绢里翻出了两百块，谨慎地递给我哥哥嫂嫂要忙着还房子的钱，还完了还要忙着结婚，生小孩，你千万不要怪他。这些日子猪肉便宜，那窝仔猪卖得贱，还得留点给你老汉买烟的这个肺，五毛钱一包的劣质烟，都要抽三包……小峰，一切只有靠你自己了在，实在，没钱吃饭，你还是，还是给家里说，啊？”
母亲的话让我心中难受。
我和哥哥十多年的求学生涯，耗尽了父母可怜的积攒，累积了惊人的账目。但二十六岁哥哥收入微薄，还要忙碌着他的住房问题、感情大业；而毕业于重点大学的我，沉溺在虚无飘渺的爱情里，靠家中唯一的二百钱，去寻找前途未卜的工作岗位。我看到母亲的银丝父亲的皱纹，突然间树立了一个简单单纯的生活目标——挣钱。
剩下在家中的日子，我尽量让自己因悼念赵一平的悲伤而忘却掉杨帆的风情万种。每天行走在田埂河畔山岭之际，我都不会带手机，我希望回到家的时候，能够看到杨帆用蔡小田手机给我的丝毫短信，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好也行。我也开始在冥冥中期望有一个陌生的短信告诉我：“这是夏雨的新号，我很想你。”我选择去浙江，也许是在潜意识里觉得，这离夏雨近了一些。不可否认，在失去杨帆以后，我需要一个稍显实际的思念对像。
然而，就在我怀揣着二百块钱即将踏上打工征途之时，蔡小田打来了电话。他语调干涩凝重，只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了句：“是李小峰吗？你到重庆来一趟，有急事！”
第二十五章 夜宿深山
在父母凝望浙江地图寄托儿子前程的时候，我心急如焚地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列车路上我一直猜不出到底生了什么事？“会不会是杨帆被抓捕了？”我短信问蔡小田，但他什么也没回，到凌晨两点的时候才问了我一句：“什么时候到？”我希望火车如磁悬浮一样高前行，但是它在任何小站都喘着气蹒跚的停歇。我不知道这列慢车，是为了阻止我立刻面对悲剧的伤痛，还是握着喜剧的方向盘，故意给我开个转弯的玩笑。我将脑袋贴在玻璃上，忧心忡忡地感受着火车的喘息。
火车晚上八点进入重庆，一出站台，我就看到了同样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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