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颜往事》
《上海红颜往事》前言
缠绵梦呓有时尽，青发红颜不堪老。红颜只合随风逝，往事千古知多少？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一个纷繁复杂却又繁花似锦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孕育了这样的一群女子。她们坚强、任性，追逐梦想却又不失方向。她们过着其他地方的女子所没有的小资的生活，却也经历着其他女子所没有的变革与起伏。在那样一个东方的梦巴黎，乱世红颜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远远超过了用手段谋取自己利益的政客、商人或者是黑帮的光环。当几十年过去后，这些红颜往事再度勾起我们对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群女人的追忆：胡蝶、阮玲玉、王人美、孟小冬……一长串的名字，辉照得那段纷争的岁月如此夺目耀人。
上海，在开埠以后，经过大约半个世纪，逐渐成为中国新兴城市的典型，并衍生出它特有的魅力。有幸逢此的人，是幸运的。
所以，上海女人是幸运的。
上海女人，并不完全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上海女人只是一群具备了上海性格的女人。她们被称为上海女人完全是因为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上海女人的性格。她们小资，却也吃苦耐劳；她们感情脆弱，却也性格坚强；她们出身三教九流，却也有着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她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因缘际会巧遇了彼时的上海，于是与之产生了一段传奇。这段传奇，记载的是她们与上海的种种往事。她们或长袖善舞，或多财善贾，或巧舌如簧，或奔走八方，每一个人都影射出上海的风情万种、千姿百态。
风花雪月，历来是文人马蚤客所钟情的内容，却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
所以，上海女人是生来的多面夏娃。
从来没有谁定义过女人天生就是水做的，可我们的思维定式却认定了这一规律。有幸的是，上海的红颜改变了这一切。她们从婚恋的失败中走出来，她们从事业的阴影中走出来，她们从迷茫的过去中走出来，她们从未知的幻想中走出来。每走一步，都带起风，随风起舞。艰辛却雅致至极，似乎她们天生就有着无与伦比的雅致之美。
所以，上海女人是雅致的。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乱世，更没有人愿意在乱世中奔波以求生存。但是，没有人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来逝去。于是，那群降生在上海的女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为这一场狂乱的世事变革作出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大是小、是好是坏。
所以，上海女人是无辜的。
再回首，面对着这么多的传奇，这么多的故事，那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在上海女人身上所留下的神秘的风采依然震撼着今天的我们。当掩卷遐思，不仅是对这样一群女子的哀叹，更多的是对她们的一种景仰。这些本该是风华绝代的女人的传奇人生和上海的舶来文化聚集在一起，辉耀出一种绝无仅有的东方美丽。
她们是作家，是艺术家，是歌星，是影星；她们是本地文化的产物，是上海文化的崇拜者，是过客；她们是创造者，也是享用者。身份、地位与所有象征个人色彩的特征一起融入到上海的血液中，这就是上海的红颜。
烟云易逝催人老，春华秋实一刻消。
在众多人的回忆里，我们做的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希冀通过这一本书可以唤起更多人对上海的回忆，也希冀可以借此怀念那些曾经辉煌的红颜人生。当我们随着这些上海红颜的往事亦悲亦喜、亦苦亦甜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就开始了另一种沉淀。
不朽的传奇——张爱玲（1）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凄风苦雨，处处弥漫着沦陷区的寥廓凄迷。寂寞的文坛上，她是轰轰烈烈的满山杜鹃，灼灼的大红色，既突兀又自然；她是姹紫嫣红的罂粟，颔首低垂里，带着诱惑和神秘；她是开在阴暗角落里的玫瑰，凄红而妖艳，藏不住浮世的悲欢。她的小说集叫《传奇》，而她自己也正是上海瑰丽的传奇之一。 冷暖人生 1921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地处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她的爷爷张佩伦是晚清翰林院学士，外祖父更可谓大名鼎鼎，乃是稍微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就知道的李鸿章。可以说她是地道的贵族后裔，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 两岁的时候她随全家迁居北方，直至8岁才搬回上海。8岁以后的日子对于她来说是残缺不全、黯淡凄楚的——父母失睦离婚，不久父亲再婚。因为看过太多太多关于后母的小说，她认为世上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此。“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和她想的一样，她的后母待她很不好。17岁那年，年少的张爱玲终于受不了后母的虐待，从父亲软禁她的黑屋中逃了出来，逃到母亲那里，从此和那个封建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然而等待她的并非幻想中的幸福与美满。她的母亲是一个新式女子，颇受西方文化的熏染，几度与她的姑姑一起远赴法国留学。对于张爱玲，她的母亲一心想将她培养成一个淑女。但她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对于骤然要在窘境中学做人，而且是学做淑女，感到非常困难。因此，母女间也开始产生了隔阂。 如果说她的情感世界里还有什么轻松愉快的部分，那就只有她的姑姑张茂渊和好朋友炎樱了。她在《姑姑语录》中说：“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在《炎樱语录》中她则记录了这个黑皮肤女孩的许多有趣的奇思妙语。正是由于她们的存在，她不幸的童年里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天真，偶然也有一丝生活的甜蜜。但过往的肃杀岁月已像极热的铁烙，印在她的心间，那些稀有的甜蜜仍是不足以抹去心底深处的悲凉。 幼年的诸多苦难，使张爱玲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悲欢离合，养成了坚强、孤高的秉性，也因此成就了这个瘦削女子40年代的一段上海传奇。 传奇文学路 家学渊博的张爱玲多才多艺，对生存的无奈与悲哀更使她如云的才气成了不可仿造的奇迹。 9岁,还在上海黄毛小学念书的时候，张爱玲的写作才华已初显端倪。她开始向报社投稿，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幅漫画，刊登在英文大英晚报。大人们让她买些本子、字典留做纪念，但任xing爱美的她用5元钱的稿费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及至中学时代，她已是颇具成熟写作才华的女中学生了。 她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学校，国文老师是重视国教之道的教育家汪宏声。这一时期，她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一系列习作：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散文《迟暮》、《秋雨》，以及一些书评、论文，其文思、笔致、才情令人瞩目。当时，她喜欢读张恨水和张资平的小说，深受鸳鸯蝴蝶派的熏陶。14岁那年，她写了一部长篇的纯粹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的手抄本，回目是由她父亲拟订的。这本书情节并不连贯，也没有什么寓意，是地道的游戏之作。但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功力已经是出手不凡，看不出有什么斧凿的痕迹。文字的老练、圆通远远超过了一个刚入中学的女童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人们只能称她为天才。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正如人们常说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剥夺一些就给予另一些。置身于那样的家庭，虽然令她苦闷不堪，却也使她很小就感受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体验到世态人情的冷暖，为她在文学创作上发挥自己的天才积累了许多素材。 “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她是一个天才，天才都是早熟的，从而也是痛苦的。她的聪慧让她明白，要想成名就要加倍地努力。经过刻苦的学习，1941年，怀着“天才梦”的张爱玲终于挣脱了家庭的樊笼，考上伦敦大学（因最后受阻于战争，只进了香港大学）。大学期间系统的学习为她23岁的横空出世、一举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为了生存，张爱玲被迫辍学，回到了令她倍感亲切的上海，和姑姑生活在一起。 上海，这个“东方冒险家的乐园”，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十分喜欢上海，称自己“到底是上海人”。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她还说：“我为上海人写一本香港传奇……写它们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不知道是否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相克相生，上海，这个带给她所有痛苦记忆的地方也带给了她所有的辉煌与灿烂。＆nbsp＆nbsp
不朽的传奇——张爱玲（2）
最初回到上海，为了谋生，她开始“卖文”。在成为中文作者之前她是一位英文作者，她用英文为《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写过不少文章，以后又都自行翻译为中文发表，这些文章构成散文集《流言》的重要篇章。而她真正的创作高峰是从1943年开始的。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她经亲戚介绍，拜访了刚在上海复刊的《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先生，同时毕恭毕敬地拿出了她的两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这是两个关于香港的故事，仅看题目，周先生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张爱玲告辞后就细细阅读，一边读，一边为她的世故冷漠惊叹不已。于是，文章很快就分别在《紫罗兰》的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刊登了。从此这位传奇女作家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传奇写作生涯。 随着“两炉香”的发表，她在文坛上声名鹊起。《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封锁》等陆续在《紫罗兰》、《杂志》等刊物上面世。一部《金锁记》更是使她成了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三四十年代，几乎人人都读过她的文字。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成名要早啊，来得太晚，快乐也就不那么痛快了。” 从1943年５月至1944年底，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她共创作发表了１个长篇、６个中篇、8个短篇和40篇散文，总计50余万字，另外还有两部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和《创世纪》。 这一年，她只有23岁，这么年轻的女孩面对众多的溢美之词，面对复杂的大上海，有些招架不住。张爱玲的师长和前辈柯灵先生以及许多左翼进步人士，劝她不要在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上乱发表作品；傅雷先生也对她的某些作品的创作倾向提出中肯的批评。可这时的张爱玲已经听不进去这些帮助和批评了。她认为要趁热打铁，“痛快地去享用，去欢快，去成功和出名”。 然而，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时，她恋爱了，而令她神魂颠倒的对象偏偏是为大汉j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孽世情缘 张爱玲在上海的公寓旧居，坐落在静安寺附近一个热闹的十字街头，常德路195号，当时被称为爱丁堡公寓。那是一幢被粉刷成粉色的大楼。这种粉色已经陈旧得有些发黑，像被遗忘了的，因为已经过期而显得发黑的粉饼。粉色的墙面上镶嵌着咖啡色的线条，使这幢大楼看上去愈发古旧。两边对称伸展出来的阳台仍然排列出一种平和的节奏感，楼前一排梧桐也长出了鲜嫩的绿叶，生机勃勃地在春风中摇曳。 这楼里的第六层就是当年胡兰成求见张爱玲的地方。他当时的身份是汪伪政府的高官、《中华日报》的主笔，但他也曾经写过许多与汪伪政府意见不合的文章，并因此受到监禁。而他的这种复杂的身份恰恰增添了张爱玲情史的传奇色彩。 1944年初，刚获释不久、在家闲居的胡兰成，百无聊赖地躺在藤椅上看书。恰好翻到了《天地》杂志第二期上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刚看了两节，他就不觉直起身来，连连拍案叫好。而且居然细细地读完第一遍后又读第二遍，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又介绍给他的画家朋友胡金人看。在这篇八九千字的小说中张爱玲对人性的理解及其流畅的文笔，给文学修养颇高的胡兰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遣词的准确，构思的巧妙，宛若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他看着无一处不顺眼，满心都是喜欢。于是，他兴冲冲地去找苏青，从她口中得知文章的作者竟是一名女子。此后，他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同年2月初的一天，他第一次前往拜访张爱玲。她没有开门，因为她通常不见生人。胡兰成见敲门不应，便从门缝塞进去一张写有姓名的纸条。第二天，张爱玲很有礼貌地回访了他。她很感激他关注她的作品，他们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及至张爱玲告辞，胡兰成送她归去时，两个人已宛若多年的朋友和无话不谈的知己。胡兰成说：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张爱玲笑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是她在如花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枝花朵。她说得那么欢喜，仿佛映衬出她一生的寂寞。 从此，他们情书往来，沐浴在爱河里。胡兰成给予她的是成年男子的呵护和旗鼓相当的欣赏。他曾在《论张爱玲》中赞道：“她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和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和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辣，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一只鸽子，时时要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远远的、远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处，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 正是这种格外熨帖的赞美，让张爱玲可以在他面前更多地袒露自己，不论是幼稚还是与年龄不相称的世故。他们之间靠一见钟情建立起来的理解、信任和默契，心灵上的沟通与和谐，是任何理智的力量和道德的说教所不能压制的。1944年，在热恋半年后，他们终于在上海结婚。那时流行的是西式婚礼和集体婚礼，但他们却抛弃了一切仪式。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也为了享受一份恬淡的幸福，他们只有一纸婚书为两人的结合作证，而证婚人则是张爱玲的姑姑和印度籍的好友炎樱。张爱玲在婚书上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张爱玲写的是明明白白的大实话，而胡兰成的话却是蕴涵深意的。
不朽的传奇——张爱玲（3）
在上海公寓里的日子是美好的。他们在这里相恋相爱，爱得如火如荼、如梦如醉，爱得伤心、伤情、不能自拔。以至后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回忆道：“牵牛织女鹊桥相会，私语未完，忽又天晓，连欢娱亦成了草草。子夜歌里有：‘一夜就郎宿，通宵语不息，黄蘖万里路，道苦真无极。’我与爱玲却是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张爱玲为了这段感情也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j的身份，即使在战后胡兰成逃往温州从而结识新欢范秀美时，她仍不远千里觅他而去。当抗战节节胜利，日伪政权的末日来临时，胡兰成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找得见。”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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