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依旧一脸信赖，沉迷地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牵你招你。” 可惜，她所有的忍耐都未能挽救正在逝去的爱情。1946年11月，在人民高涨的反日声讨中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回到上海，在这所公寓里住了一个晚上。当时，他们的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痕。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在张爱玲的床前向她道别。他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涕涟涟，哽咽中叫了一声“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或许她已预感到，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的确，他对她的爱情已经燃尽了。她没有能力再改变什么，她说，她将只是萎谢了。茫茫人海，修得千年万年才与他相遇，却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对爱的保留与自持，缘起缘灭，也只有她知其冷暖深浅。其实，她又怎会不明白呢？《金锁记》里的季泽，《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振保，《桂花熏阿小悲秋》的哥儿达……有的怯懦，有的薄幸，有的怯懦又兼薄幸，这些人偏偏外表看起来颇登样，可哪一个又有一点真心？对女人来说，真心都是来之不易的。 张爱玲要的是婚姻的本义——不问缘由，不问经历，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阶级和信仰，世俗、坦然。她少年时代失去了太多人们通常轻易能够得到的爱，成年的她渴望的只是成熟男子的爱情。遇到胡兰成，她得到了理解和信任，滋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来。他成了她情感的栖息地，抚慰创伤的良药，因此她投入了自己，殊不知却付出了自己一生的骄傲。比起张爱玲的义无返顾，胡兰成在这段婚姻中，则左顾右盼，心中发虚。他以为她不在乎什么名分，什么婚姻，但他忘了张爱玲也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生活在滚滚红尘中心高气傲的女人。 1947年，在得到胡兰成脱离险境的消息后，张爱玲给他写了一封信明确告诉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这番话决绝中透出些许苍凉。张爱玲开过花了，她宁可重新回到尘埃之中，也不甘当假花。曾经沧海难为水，为他，她曾经几乎哭尽了毕生的眼泪，也几乎哭尽了她那些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却始终再没写出如《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终究是一个难圆的好梦。许多年以后，胡兰成在晚年回忆起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无数美好的时光时，引用了李商隐的两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表达了他无限懊悔和感伤的情怀。一场传奇式的婚恋就这样降下了凄冷的帷幕。 文如其人 “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对于人生的态度无疑是冷漠、悲观的。她的作品洋溢着她传奇的一生，繁华而苍凉的文字，一寸一寸写的都是女性的感觉：漂泊，流浪，隔离，封锁，荒凉，伤痕累累……人生的悲剧是她永恒的主题。她习惯叙说女性卑琐的命运，语气平静得叫人战栗；她了解女性的全部弱点，一一将它们折射到自己的笔下。 她说，她热爱写作如同热爱生命，只有在写作时她才感到思维的愉悦和生命的狂喜。她坦承自己是个俗人，热爱市民的俗美，编造都市男女们俗不可耐的婚恋离合，更称自己的名字为“恶俗不堪”。正是这个俗人，对于自己的文学艺术天分有着清醒的自知自觉，“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喜欢将生活艺术化。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却从不让外人窥测其内心。她的故事总是一面明亮一面灰暗，冷眼看花开花落、缘起缘灭，流逝的青春、老去的红颜，下一代一个个地被生出来，这一代一个个离去。而她永远是讲故事的人，总是那样隔着一层玻璃在其他人的故事外静静地注视着，带着一身冷淡的高傲和悲悯的温柔。如此精致的世俗自是叫人不得不喜欢。 “文如其人”这个词有些绝对，但张爱玲的篇篇作品又确如对自己人生的诠释。《传奇》就是最好的明证，它的内容令人感到十分压抑。《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一个旧式人家的小姐，她穿着旗袍，说的却是现代话，追求的是自由的空气。她与柳原的恋爱就像一场锱铢必较的角力赛：一座城市沦落了，却成全了一段原本令人叹气的婚姻。《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对金钱的欲望使她身不由己地从被虐、自虐到大肆虐待亲子，像秋风一样带着凉意的描写看得人直把生离死别都抛开。《多少恨》里的男主人公宗豫似乎并不像她笔下的那些男人那么可恶，那个天真的女主角家茵也不卑不亢——她痴情，她爱，但她自制——但这样美的事是注定要成为传说的，所以，张爱玲给了它一个凄迷的结局：情是真的，是动人的，但他来送她，她已走了。惟有屋顶那灰色的天空好像是一声凄凉的船鸣。
不朽的传奇——张爱玲（4）
她是这样解释它们的：“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些作品反复而深刻表达的无非是这样的感受：人生是残酷的，人的渺小无知更映照出现实的不可抗拒性，而这些，正是我们每个人不断感受着又好像浑然不觉的。 《传奇》出版几个月后，她的散文集《流言》出版。“流言”意思是水上的文字，即流传不了多久，但同时也喜欢它像谣言一样飞快流传。这本散文集流传的速度虽然比不上谣言，但也不是水过无痕。 与她同时代的人相比，她的散文少有他们所着力经营的空灵、清丽、隽永的氛围，更多的是对世俗生活的细节描写，没有丝毫的诗意却也别样诱人，读罢总是回味无穷。胡兰成认为那是“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辣”。此后，陆续有一些以赞美为基调的文章出现，如许季木的《评张爱玲的》、柳雨生的《说张爱玲》等等，在一片赞美声中可见其文章在当时的影响之巨大。而张爱玲的反应是冷静平和的，她说，“人生安稳的一面是有永恒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人生的安稳的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她喜欢“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传奇》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苍白、瘦削、忧郁、敏感的张爱玲，而打开《流言》，一个乐观、好奇又善于制造生活情趣的张爱玲又向我们走来。如此一动一静、一乐一悲，一同构成她融古典、现代于一炉的雅俗共赏的传奇艺术世界。她亦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张迷”，包括读者和后来的小说、散文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这些模仿学习她的人不无成就，但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她。难怪李碧华叹道：“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 逝去的浮华 有人说：“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碜。” 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迁，张爱玲的处境可想而知地尴尬起来。她从没考虑过政治，但早就凭自己的直觉预言到：“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夺去了爱。”与胡兰成的婚恋使她的政治立场蒙上了一层暧昧的迷雾，文化汉j的嫌疑让她领教了时代不容分说的性质。对于各种各样的评论，她不屑于去辩解，仍保持一种超然、矜持的态度，把指责自己的人晾在一边，不予理会。她的创作不再引起人注意，但她依然笔耕不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勤奋。 在经历了大绚烂大哀愁之后，她蕴蓄了太多难以言明的人生感慨。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30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30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30年前上海的月亮已经沉下去了，和30年前璀璨美丽的传奇一起,“两个尸身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受老作家夏衍的邀请，她于1950年参加了上海首届文代会。她坐在会场的后排，衣着典雅，神情沉静，仿佛透出一股“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这以后，她便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又辗转到了美国，从此孑然一身，闭门生活，一待就是30多年，直至逝世。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个女子带着她在17岁写下的机智、幽默且不乏善意的自嘲，独自如流星般在天空中辉煌而过。也许真是应了那句“传奇在中国不算什么，但是都没有好下场”的俗话，张爱玲——一个40年代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传奇，转眼间，尘埃落定，斯人已逝。
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1）
在上海名人手稿馆里，那些无言的手稿流传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感动。赵清阁——一位上海女作家的名字频频出现，徐徐透露出背后的万千气象。60余年前，她凭着一颗艺术家的良心进入文坛。她能诗能文，善小说和戏剧，更画得一手水墨国画。她伴着祖国的苦难与欢乐，沿着坎坷的道路，经历了个人与社会的动荡和转折。 风雨童年 赵清阁，笔名清谷、铁公、人一，1914年5月9日出生在河南信阳城内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里。她的祖父是一个清朝举人，曾当过学官，熟通古文韵律，能吟诗作赋。她的舅舅是进士，母亲是一个聪明而有才气的女子，不仅长于刺绣女红，还从小就自学文化，会作诗绘画。可惜红颜薄命，在她五岁的时候，年仅26岁的母亲就离开了人间。幼小的她从此成了孤女，被寄养在舅舅家中，开始与表兄妹一起受旧诗书的熏陶，直到8岁时进入省立女师附小念书。 进入小学不久，她父亲续娶了一房太太。她不喜欢继母，她的继母也不喜欢她。父亲老是站在继母那一边，开始逐渐对她疏远，只有祖母是她相依为命的亲人。由于家庭环境的恶劣，她很早就养成了伤感、孤僻的性格，习惯在“孤孤独独，凄凄凉凉”中求学，在“孤孤独独，凄凄凉凉”中求生。女师附小的教员，蒋光慈的夫人宋若瑜注意到她后，给予她极大的帮助，诱导她学习文艺创作。孤寂中，她将书本当作做知己，虽然它们无法代替母爱，却帮助她找到了逃避之所。随着“五四”运动后的新文艺的深入，叛逆的念头开始在她的心中萌生，走出这个封建家庭的渴望也愈发强烈。 这一切终于在她初中即将毕业时成为现实。有一天，她在父亲屋外的石榴树上无意中听到父亲与继母的谈话，当听到他们打算让她尽早退学嫁人时，她好似遭到了晴天霹雳，气得浑身哆嗦。她终于明白，这个封建家庭已经容不下她，他们连终身大事都要替她包办了，他们想通过这种封建婚姻，把她从家里一脚踢出去，以牺牲她来换取好处。她意识到出走是惟一的出路，她在心里疾呼：“不能容忍！我要读书，我要求学！”。 1929年严冬里一个漆黑、寒冷的深夜，15岁的赵清阁终于下定了决心，怀揣慈爱的祖母仅有的四块银元悄悄逃出了信阳老家，搭上了驶往开封的夜车，结束了一生中仅有的家庭生活，开始独自面对背井离乡的颠沛漂泊的生活发出的挑战。 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她居然考上了河南艺术高中，还得到助学金。离开家庭后一贫如洗的她，终于有了生活保障和较安定的学习环境。在艺术高中期间，她的主课是绘画和艺术概论，也同时学习音乐。经过两年扎扎实实的科班训练，她的西洋画、素描和国画都长进不少。她还常常随学校教务处处长谢孟刚学习乐理，并向校长焦端初借阅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她酷爱唐宋诗词及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受他们的影响，她开始写诗，用它来抒发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抨击旧社会的黑暗。1930年，她第一次向开封《民报》投稿，稿件即被发表，那时她只有16岁。随后，她的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创作热情也越来越高。 此后，她一边在河南《民国日报》当编辑，一边到河南大学旁听，充实自己，同时还在救济院贫民小学校教书。在那里，她接触了许多下层人民，对他们产生深深的同情，也对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罪恶感到不平和愤慨。她朦胧地向往革命，渴望自由和平等。当时，她主编《新河南报》的文艺周刊和《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并常给《河南民报》、《新河南报》和上海《女子月刊》写“不拐弯抹角”的文章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然而她这种稚气的仗义行为触怒了报社，使她在政治上受到威胁，并被视为危险分子而遭解雇。 由于局势日渐紧张，在师友的鼓励和协助下，她离开了河南，于1933年奔赴上海，开始了另一段人生之路。 上海人生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制造梦幻的地方。现代经济使上海空前繁华，而繁华的大上海更让许多中国女性充满了向往。赵清阁同样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读了三年艺术高中后只身来到这里。18岁之前，因为幼失母爱，她变成一个孤僻的孩子；18岁之后，她在上海积极投入时代的洪流，在暴风雨中成长为一株坚强的劲草。 1933年，她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师从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倪贻德教授学习西洋画。这时，她忧郁的气质、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更加明显。没有钱交学费，她宁愿勤工俭学也不向后母索取。生活的现实启发她思考，画笔则显露出她的思想。她在自己的小说集《凤》中自言“喜欢孤僻”，又说“喜欢寂静”。她在“寂静”中思索如何为自己杀出一条路来，于是，她的性格中又多了倨傲顽强的一面。 身为美专学生的她，却更勤于写作，逐渐成了黄心勉主编的《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还兼任上海天一电影公司出版的《明星日报》的编辑，开始其半工半读的生活。最终，她成了作家，而不是画家，她愿意关注更为复杂的社会和人生。 1934年春，她给鲁迅先生寄诗文求教，鲁迅很快就回了信，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并亲切接待了她。在她的文学生涯中，这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给她的鼓舞力量更是永恒的。随后，由于受丁玲作品《水》的影响，她以家乡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农民逃荒的悲惨景况为背景，写下了短篇小说《旱》，连同当时她创作的其他短篇小说，由上海女子书店于1935年结集出版。同时，她也向摩登剧社的左明，复旦剧社的洪深、田汉等左翼剧作家学习戏剧创作。他们是“天一”的导演，常鼓励她不但要做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最好也能做导演。这对她的影响十分巨大。这期间，她还结识了欧阳予倩、应云卫、陈凝秋、袁牧之、陈波儿、安娥、王莹等许多进步电影、戏剧家，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在学校里，她参加了“美专”的学生会，继续深入下层群众中，亲身感受他们的苦难，逐渐对上海殖民地的生活有了进一步认识，为今后更好地创作打下了基础。
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2）
“美专”毕业以后，她离开上海回到开封，并受聘于母校艺术高中教书。那时正值暑假，她写了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因其中有两篇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而被判入狱半年。出狱后，她甩掉特务的盯梢再回上海，先后担任女子书店总编辑和《女子月刊》编辑，还一度在电影公司担任编剧。 虽然屡屡被特务威胁，生活在不安中，她依然不懈地为投身革命的理想而奋斗。刘以鬯先生在文章中说，她的国家观念特别强烈，有良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