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步！军委朱老总给您来电，催要十万军鞋！”那女子极爽快地回眸一笑：“我晓得咯，十万双红军鞋已经筹备好，我顺道就去催促运输的事。驾，我走啦！”这位周部长就是周月林，中央苏区显赫一时的人物，亦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最有争议者。1931年，周月林从苏联回国，来到中央苏区，不久，即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二苏大”期间，周月林任主席团成员，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红军长征，瑞金成为“弃都”，香樟树下恢复了以往的静谧。周月林、张亮于转移中与瞿秋白一道被捕，白军对她们严厉制裁，红军则怀疑其为“叛徒”……
二、忍痛割爱莫斯科惜别孺儿，日夜兼程回国筹备“一苏大”周月林又名周秀英，1906年12月27日，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困的渔民家里。4年后，母亲生了一个弟弟。为减轻负担，她被送到乡下外婆家寄养。9岁，父亲将她接回上海，送入一家纱厂做拣纱工，在苦难中觅食，养活自已。17岁时，她进了日本人开办的杨树浦大康纱厂做工。1924年，在地下党创办的工人夜校—工友俱乐部，开始接受革命理论。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大康纱厂的工人积极响应，坚持罢工77天。她鼓动女工姐妹们参加大罢工，带头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在这次大罢工运动中，她由夜校教师张琴秋介绍入党，转而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如火如荼的革命，不断激励、陶冶着周月林，也催生了她的爱。在艰险的斗争中，周月林和“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与自己同龄的张佐臣相爱，结为夫妻。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那时，她在上海市总工会做保密工作。危急之中，党组织让她迅速转移，1926年秋，年方20岁的周月林秘密进入苏联海参崴党校深造。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名鼎鼎的工人领袖张佐臣，当其冲，不幸被捕，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1岁。
海参崴，地处中苏边界。是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的桥头堡。在海参崴党校，第三共产国际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班，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北风凛冽，西伯利亚的寒流刺骨，一般的南方人很难适应。身处异国，举目无亲的周月林，进入党校不久，认识了中国党支部书记、政治老师梁柏台。得到了他的关心照顾，孤独与寒冷中，她迎来了窦重开的花季，与梁柏台一见钟，经组织批准，不久便结婚。婚姻，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一年后，学业结束，周月林随梁柏台调往伯力省。周月林担任了华工俱乐部主任。梁柏台则专门进行红色法律研究，从事司法工作，还在伯力省法院担任过审判员。
即使是天涯海角，总有一根挣不断的红丝线，牵系着赤子心。国内工农革命的消息，传到苏联。周月林、梁柏台与同在苏联学习军事的朋友刘伯坚、肖劲光、刘伯承，经常相聚畅谈报效祖国的愿望，几回回谈得热血沸腾、壮志凌云。
那时，来往苏联的任弼时、叶剑英等人，也专门来过他们家小聚。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设计未来，两人豪满怀，希望尽早归国施展才能，也就愈加珍惜在苏联的学习机会。周月林希望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那时，苏联正经历着大饥荒。**中央专门下了一个命令：未得中央的许可，党员不得擅自到莫斯科去。为此，梁柏台多次写信，给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瞿秋白，瞿秋白则转告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给予办理手续，但通知迟迟没有下达。
2.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2）
为尽快用知识充实自己，提高素质，等不及的周月林，自费专程跑到莫斯科，找到第三共产国际东方部。***“第三共产国际”是国际**运动的领导机构，其中有各国**派驻代表。中国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是瞿秋白、邓中夏。
当时，机关保卫工作较严格，一般人不让随便进出。而她身上正好带有中国**党证。有党证就可以直接进去，周月林见到邓中夏，直截了当，提出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邓中夏也很干脆，当时就答应了她的要求。批准她进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大学，又叫做东方大学，其时，邓中夏的妻子也正在那里学习。
东方大学除普通班外，还设有两个特别班：一个特别班又叫预备班，接纳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周月林就进了这个班，邓中夏的妻子也在这个班。一同学习的还有另一个特别班，都是些文化程度较高，但年纪较大的人，其中有后来在“红都”被誉为“四老”中的“三老”，即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文化高，也在这个班，瞿秋白曾在这里讲课，由此，周月林认识了瞿秋白。
中国班里，“中国革命”始终是热门话题。
国内红军展到十多万，红色根据地扩大为15块区域，以及国内正在紧张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种种信息，时时激励同学们，纷纷要求回国。在大趋势面前，第三国际东方部，表示支持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回国革命。那一阵子，国内打仗，军事院校的学生们都已回去了，学习政治方面的人才也回去了。可是，因为来去的都是在校学生，国内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成立苏维埃政府，急需要搞过政府实际工作的人才。苏维埃政府要制定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等法律，尤其缺乏懂得红色法律的人才。往往要向第三国际寻求帮助。
1931年初，梁柏台再次来到莫斯科，找第三国际东方部要求回国。来过几次，那儿一个女同志已认识他，也在一旁帮着说话：“中国方面不是多次提出，需要搞政府工作的人，特别需要懂法律的人才……”东方部的领导人一听，对呀，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必须制定一些法律，制定了法律也还要懂行的人执行，没有一个法律专家，遇到问题不就乱来了吗！于是，他立即同意了梁柏台回国，态度也很和蔼，关心地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吗？”梁柏台十分高兴，立即回答：“希望尽快回去。我自己倒没什么困难，可是，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我一走，他们怎么办呢？”这方面的问题，历来有规矩，东方部的领导说：“你的妻子，可以和你一起回中国，两个孩子不许带走，由我们负责送进国际幼儿园。”国际幼儿园地处莫斯科南郊，又叫做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1929年8月1日建成，也称国际红日儿童院，或国际八一儿童院。国际儿童院，确实很“国际”，按规定，里面都是各国**中央委员的子女和烈士子女。其中有铁托的儿子扎尔戈，西班牙**书记伊巴鲁丽的女儿玛雅……中国**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琴秋的女儿张玛娅、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等。后来，**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等也在此学习。其中，梁柏台、周月林的女儿、儿子，是较早进入这里学习的中国革命者的孩子。
回国，意味着团聚，也意味着分离。两个那么小的孩子，一齐留在异国，叫做母亲的怎么割舍得下呢！孩子是我们的，为什么不能带回国去？周月林百思不解，决定去讨个公道。为此，周月林邀梁柏台一同来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让他们带两个孩子回国，实在不行，带一个回国也行。
他们的要求，遭到第三国际东方部领导的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却很革命：
“你们回国，是去干革命工作，又不是叫你们回家去带孩子！”周月林、梁柏台在苏联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3虚岁，名叫伊斯卡拉，“火星”的意思。小的是儿子、才2虚岁，取名叫弗列（伟烈），是从列宁的名字中，取出两个音，拼成的名字。
3.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3）
告别的时刻，也就是生离死别，可能永远不再见。他们夫妻俩，心里特别难受。上了汽车，默默无，只有泪水在不停地流淌。
汽车在寒流中寂寞地行驶了许久，梁柏台突然开口，说了一段自相矛盾的安慰话：“他们说得对，我们回中国是去干革命的，孩子带回去干什么？要孩子有什么难，以后到中国，不是又可以再生……”三、红色政权中，出现了一对引人注目的夫妻部长经不懈努力，延期四次的“一苏大会”，确定了最后时刻表――1931年11月7日。
立国在即，可是，时至10月，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土地法、婚姻法及许多基本法却没有制订。
立国无法，国为何国？制订红色法律，成为燃眉之急。即将就任共和国主席的**，与苏区中央局常委紧急磋商，问：“瑞金能不能找到起草这些法律的人？”任弼时立即摇头。
**想了想，无奈地说：“只有电告中央，请那边抓紧起草电告。”“那边”，指的是驻沪的**中央局。几天后，任弼时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有办法了，中央给我们派来了一位红色法律专家！”“喔，那太好了，他是谁？”**高兴地问。
“他叫梁柏台，**早期党员，1921年，和**、肖劲光、王一飞我们一起从上海去莫斯科学习，在那边，他与蔡和森、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刘伯坚、肖三等人都很熟悉，后来，专门从事法律工作，对政府工作也很熟悉。”“他在哪里，我们去看看他。”**很受鼓舞，起身就要去见人。
“他和他爱人周月林同志，已经到达了长汀，路途不畅通，暂时滞留在闽粤赣省委帮助工作。”“哦，那赶紧，派刘伯坚同志辛苦一趟，去把他们接过来。”数日后，刘伯坚专程率一支精锐的小部队，开辟了赣闽通道，把梁柏台、周月林，以及陆定一的妻子唐仪贞等人，一路接送到瑞金叶坪村，见到了早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就结识的任弼时，见到了**、朱德等人。梁柏台临急受命，立即着手制订红色法律：《宪法大纲》、《婚姻法》、《组织法》等，“一苏大会”后，他成为司法部部长，后兼任内务部部长。
周月林担任**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是因为一个偶然契机。
起初，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周月林分管妇女方面的工作，名称不叫妇女部，而叫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周月林是主任，金维映、范乐春等同志是委员。临时中央政府，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经过一段调查研究，周月林着手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先是开展放脚运动。苏区的妇女，虽然在政治上规定享受男女平等的权利，在经济上同男人一样分得了土地，因为是小脚，行动不便，不能耕作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只能围着锅台转，最多下地送饭送水。如此，在经济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等。针对这些况，苏区内大力宣传大脚的好处，开展了放脚运动，大部分妇女把缠脚放开了，更多的女子，从此以后不再缠脚，结束了数百年来的缠脚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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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打骂妻子，公婆虐待童养媳的现象，在农村历来很严重。苏维埃政府刚刚颁布了婚姻条例，也难以很好贯彻执行，有的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不清楚婚姻法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要女人结婚，竟然出布告：限定当地寡妇，5日内，必须全部嫁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抓住婚姻条例的贯彻，大力宣传男女婚姻自由，禁止带童养媳，并且在《红色中华》报上，揭露一些事例，抨击丑恶行为。妇女们非常高兴，坚决拥护苏维埃。
妇女们都动起来了，周月林抓的工作重点就是扩红。在红区内，普遍成立了扩红队、慰劳队、洗衣队，在妇女中掀起送郎、送子当红军的热潮。把妇女工作的重点，与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连结，与整个苏维埃政权连在一块。
宣传男女婚姻自由，有些妇女很高兴，错误地认为：自由，就是可以由着自己性子随便乱来。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乱来的事。有的女子，今天跟这个好，明天又跟那个好，朝三暮四。也有的人，本来就反对妇女平等、妇女解放，乘机乱说：这就是共产共妻。从而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许多人对妇女工作有看法。
4.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4）
中央召集各县负责人会议，有些人便提出要周月林去讲话，其实是设了一个圈套。***
周月林不明就里，按惯例行事，有请就去，开口就讲。不料，话讲完了，掌声稀疏，基层的人开始轮番提问：“婚姻自由，是不是婚姻随便，为什么有的女子乱搞？”“男女平等，男的不可以打女的，那女人惹事生非，不就上天啦！”……
与会的大部分男人，受传统观念、地方旧俗所囿，都对男女平等不满，这时七嘴八舌，你争我抢，提了一箩筐意见，眼睁睁地要周月林部长回答，他们也想乘机看看这位年轻漂亮的女部长的本事。
周月林是喝大河水的人，对这种场面不但不怯，还巴不得有这种机会宣传宣传，她仔细听完，耐心解答：
“贯彻婚姻条例，提倡婚姻自由，实行男女平等，并没有说可以乱搞。但是，大家说的况也都是事实，一时间也不可避免。妇女们经受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一下子解放了，就像笼子里的鸟，突然从笼中飞出来，东南西北，不知该怎么飞。这就需要我们多做宣传、教育工作，妇女工作也不光是妇女的事，要大家一起做，各级苏维埃政府来做，特别是在座的各位领导一起来做……”说到这一层，她就展开来谈工作：“在座的都是各县领导，有的人很忙，要求你们天天做妇女工作也不现实，但是，你们谁家没有母亲、妻子、嫂子、姐妹呢？你们就先协助我，做好自己家里的工作吧……”妇女工作，实际上也是各县苏维埃政府的事，是在座者各自自己的工作。
这一说，会场上没人吭声了，从此，都知道这个年轻漂亮的妇女部长厉害。
在瑞金，人们经常能看到，剪一头短，穿着一身戎装的周月林，骑一匹枣红马，忙忙碌碌，奔波不停。
“一苏大会”后，瑞金一下冒出来十几个部长。这些部长们从来没有搞过政府工作，碰到问题就来找梁柏台，梁柏台就成了各部的顾问。来找得最多的是何叔衡，他过去一直做党务工作，一下子当了中华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一些案子。判案子可不像别的事，大问题搞不好，就要了人家的命，小问题搞不好，也会激化矛盾，必须慎之又慎。
有许多人到最高法庭告状，说刘开摆架子，官僚主义特别严重。刘开当时是中央政府办公厅厅长，文化很高，办事也有些骄傲，群众反映大。项英、何叔衡就来找梁柏台商量，要想办法，按照什么法律处罚刘开。
梁柏台听完了事实介绍，说：“官僚主义是不好，但大家还是同志嘛。反对官僚主义不宜使用法律，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解决。”“用什么样的教育办法呢？”项英、何叔衡问。
梁柏台想了想说：“比如，可以用‘公审’的办法。”“公审，怎么公审呀？”项英、何叔衡面面相觑。
苏联有许多“公审”的范例，梁柏台把程序介绍了一下。项英、何叔衡闻所未闻，一听，觉得很有道理。项英连连点头称是，说：“那好，就让何叔衡主席来‘公审’他吧！”“不行不行，”梁柏台又说：“审案子，重要的案子主席可以出场，不重要的，主席可不出场。这种‘公审’，还不同于审案子，不用法庭出场，更不用主席出面，叫别的人去就可以。”太严厉不行，不严肃也不行，那么叫谁去合适呢？！项英与何叔衡商量了许久，决定叫周月林担任主审。为了表现民主，又让邓子恢担任陪审。公审会场就设在最高法院门外，在大坪上搭了一个台子，把机关干部和部分群众召集到一块，就面对面地数落刘开的缺点、错误。那形式，相当于如今的大会批评。这样既教育了刘开本人，又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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