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公审”是个新鲜会。那天，大家都来看热闹，到会者很多。张闻天也来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时，张闻天讲了话。他说：“今天的公审会开得不错，主审人审得好。政府有这样的女同志做妇女工作，中央还没有，嗯，我们党中央也应该有……”不久，**中央增设了一个妇女部，把周月林调去，担任了妇女部长。梁柏台、周月林二人成为有名的“部长夫妇”。
5.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5）
1934年1月21日，“二苏大”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周月林和梁柏台双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而周月林的位置更为重要，她和**、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陈云、林伯渠等17人组成中央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最高政权机关。她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当时，周月林对此殊荣，感到不安，曾对博古提出：按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应该选邓颖超为主席团成员更合适。
博古回答：我们要按票数来的。
“二苏大”不久，**找周月林谈话，又让她担任了中央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
周月林夫妇自进入中央苏区，便直奔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村报到，起初在谢氏宗祠居住。后来，因为叛徒告密，白军的飞机对这一带进行轰炸、扫射，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转移，他们随之迁居沙洲坝村元太屋杨氏私宅；后又迁往郊区的云石山古寺庙，周月林夫妇与**夫妇一块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一直是隔壁邻居，经常见面。她与贺子珍经常串门，挺熟悉。有一次，她正在贺子珍屋里，**拿着一本书进来。周月林以为是马列著作。后来，贺子珍告诉她，是《水浒传》，**看了5遍，还在看。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人们担心自己的命运，见面第一句话，往往都是询问去留。周月林想：**是主席，决不会留下。她关心的是自己的去留。
那一天，周月林见到**，开口便问道：“**，怎么，要走啦？”**答：“哎，要走。”周月林赶紧又问：“走的名单里，有我们吗？”**：“有，你们两人都走。”跟着主力红军走，虽然前途未卜，但留下来，肯定凶多吉少。所以，人们心里的基本选择是：争取走。
要走，又有许多恋恋不舍。周月林开始做走的准备，回国后，思儿心切，他们果然又生了个儿子，已经1岁多，因为出生于瑞金沙洲坝，取名叫沙洲。长征出前，中央作出决定，孩子不能随军，一律送人。
多了个孩子，便多了一份痛苦诀别。经商量，他们流着泪，将小沙洲送给了当地一位农村妇女干部。
开拔的日子来到了――10月上旬，有些人员已先期出。周月林也做好了远征的一切准备，这时，况生了急变。
**中央于10月突然决定：留守的同志，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办事处主任。因陈毅负伤，行走不便，中央决定再留下一人，具体负责政府工作，人员未定，由项英挑选。
于是，项英将成为某人的命运之神，经反复考虑，这一个人竟是梁柏台。他点名要梁柏台留下，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项英找梁柏台谈工作，见到周月林，顺便点了她的命|岤，说：“你也与梁柏台一起留下吧，在苏区做妇女工作。”“不，我还是想跟主力红军一起走。”明眼人都可看到，红军主力一走，瑞金及整个中央苏区即将沦陷。没有多少妇女工作好做，她不肯留下，又去找中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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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转凉，军紧迫，形势日益恶化，远征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中央领导一天到晚开会，处理生死攸关的大事，无暇顾及其他。
周月林找了几次，会场戒备森严，无法找到领导人。来来往往，却偏偏遇到一串串生离死别，在痛苦的红都中生。
中央确定病重的瞿秋白留下坚持斗争。瞿秋白知道留下凶多吉少，要求跟主力红军走，被王明断然拒绝，瞿秋白身心交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徐特立前往辞行，瞿秋白嘱咐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自己那匹良驹黑马换给了徐老。决定留下的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作竟夕谈。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何叔衡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心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
6.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6）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握别何叔衡，林伯渠与做月子的夫人离别。他与妻子范乐春商量后，忍痛把出生仅14天的独子，送人抚养。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中央苏区红军优待工作局局长，是个坚强的**人。红军长征，她回到家乡永定，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她任**闽西潮梅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因积劳成疾，1941年，病逝于永定西溪。
周月林去找**，**已先行前往于都。**的秘书、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正与妻子郭香玉话别。郭香玉与谢觉哉相亲相爱，感甚笃。然而，因郭香玉曾缠过脚，行动不便，被迫留下。此一别，亦是永诀。郭香玉返回家乡，仍四处活动，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不料，被人告密，于1940年9月3日夜晚，被白军秘密逮捕。敌人用尽酷刑，想撬开她的嘴巴，郭香玉倔犟，宁死不屈。凶残的敌人恼羞成怒，竟在村里挖个坑，将郭香玉头朝下活埋。不幸殉难时年仅44岁。噩耗传到延安，谢觉哉思念郭香玉，眺望南方，彻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填词《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依依驻马不胜。一齿仅存犹喷血，百鞭齐下不闻声，二字千秋玉比馨。”建国后，谢觉哉历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1971年逝世。
一幕幕生离死别，催人泪下，搅得周月林六神无主，心急如焚。好脾气的梁柏台便劝她：“这种时候，领导更苦，算了，留下就留下吧。”一锤定音，周月林的悲剧从此开始。
四、存亡之秋张亮身怀重孕，包围圈中挥泪一别夫妻各历生死再说张亮。
她是项英的妻子，早年参加革命，婚后与项英并肩战斗，1930年底项英奉命前往中央苏区赣南，组建苏区中央局，她因怀孕留在上海。1931年春，张亮在上海生下女儿项苏云，不久，即忍痛割爱，按照组织安排将女儿托付给教育家陶行知，她经福建进入赣南，回到了项英身边。其时，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政府机关设在“红都”瑞金，因敌变化，先后搬了几次家，但各部委仍在一块办公。兴国县长冈乡泗望村籍老红军战士刘恋（原名刘在雄），现年91岁。1931年5月，他16岁时给项英当“公差兵”，1932年4月到福建汀州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调到中央三局（通讯联络局）工作。后与项英一块留下打游击，并坚持到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刘恋随项英转为新四军，曾在新四军军部任电台队队长。刘恋与项英及夫人张亮在一起工作，在长期接触中，张亮在刘恋脑海中留有深刻印象。
回顾往事，刘恋介绍：张亮身材适中、略胖，与项英一块去过苏联，有文化，操一口四川口音，不善辞。她是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期间，张亮任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副指导员，康克清任指导员，总司令部下设六个局，指导员主要负责俱乐部工作，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也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业余时间，张亮会坐在一张竹椅上，手脚齐动踩风琴，出很好听的声音。那时，总司令部只有一架风琴，别处也没有见过这种会唱歌的木箱，大家都觉得很奇异，很洋气的。人们对张亮也就投注以另一种眼光，因为她有几个特点：张亮不仅会踩风琴还有一双小脚，是那种缠过后中途放了脚的小脚，比标准的小脚大一些，当时叫“解放脚”；另外，张亮还会吸烟，女同志吸烟在当地人目中也是个稀罕事，她吸的是那种铜制的水烟筒，用纸媒点燃，吸起来“呼噜呼噜”直响。张亮虽任副指导员，又是副主席项英的夫人，但生活仍与普通战士一样，十分艰苦，她吸烟常常连烟草也没有，就捡些豆叶掺着烟骨子吸。
7.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7）
记忆犹新的是，刘恋与张亮生过一次矛盾，他还动手推了张亮一掌。
那是1933年10月的一天下午，刘恋轮岗值班，一连生几件事使他不舒服。
起初，**与一个警卫员散步，来到了中央三局，一见刘恋身边有一部《红楼梦》线装书，立即拿来翻看。许久，**问：“这本书是谁的呀？”刘恋不知道这本书是否有什么问题，心里很紧张，硬着头皮答：“是我的。”**把书一扬，说：“我借了啊。”**走后，刘恋心里忐忑不安。这本书是他的战利品，一次在战场上见到几部书，他就背了两部回来，一部是《词源》一部是《红楼梦》。当时，刘恋还看不懂《红楼梦》，不知道是好书坏书，会不会惹事生非。正稀里糊涂想着，李德在伍修权的陪同下来了。李德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什么，伍修权就叫刘恋站起来并开始翻译着批评刘恋，说李德是外**事顾问，是大长，见了面必须站起来立正、敬礼、有礼貌……批评了许久二人才离去。
刘恋见李德走远才坐下来低着头嘀咕：“朱德、**也是大长，天天来中央三局的尽是大长，也没有谁说要站起来立正、敬礼……”这一来，刘恋心绪大坏，想哭。那时，他个子小年龄也小，还会耍性子，高兴了嘻嘻哈哈，不高兴时就哭哭泣泣，闹着要上前线打仗。恰巧，此时张亮来了，她顺手翻看刘恋写的值班日记，然后批评说，写得马马虎虎应付一下，格式不对，内容不全，字也写得不好，胳膊伸得太长，腿脚缩得太短，这里那里都有毛病。刘恋正在气头上，对张亮的批评也不理睬，听着听着听烦了用力推她一把，大声嚷嚷：“走开，我不要你管――”泪水就哗哗流了出来。张亮被推得后退一步，诧异地看着刘恋，知道撞上了无名火，欲说什么又没有说就离开了。
张亮一走，刘恋又悔又怕，虽然张亮平日与大家相处挺好，但她毕竟是副指导员，又是项英的妻子，真要怪罪下来，自己也有苦头吃。于是，刘恋将此事汇报了指导员康克清，她是刘恋的入党介绍人，刘恋又将此事汇报了刘伯承。刘伯承是1932年到达瑞金的，当时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是刘恋的邻居，待刘恋很好，每天教他识10个字。听了刘恋此事的汇报，二个领导都没说什么，既没有批评张亮，也没有批评刘恋。事不了了之，刘恋又不会道歉，心存芥蒂，与张亮见了面也不好意思说话，就这样，心里一直存留着负疚。
红军长征，主力离开。刘恋则跟着项英、陈毅留守红区，是紧随中央分局、中央军区进行指挥的电台报务员。来往电讯中，他能更清楚地看到局势不妙，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全面笼罩中央苏区，形势恶化，比预想的还要糟糕。
数十万白军大兵压境，留守红军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没有及时改变斗争方式，反而与敌死打硬拼，部队损失异常严重。10月下旬，中央分局与政府办事处，不得不由瑞金梅坑迁至于都宽田、龙泉一带，12月又迁至于都县小密区井塘村。四个月之后，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赣南省委机关及部队，统统围困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带，境地危险，有如瓮中之鳖。
中央分局组织多次突围，大部分被打垮。这时，人们只能隐蔽在山林里。
中央分局决定撤消中央后方办事处，又临时决定，让4位老弱病孕者离开，从香港转往上海治病及从事地下工作。这4个人为：瞿秋白（36岁，已因肺病吐血15年）、何叔衡（61岁）、张亮（孕妇、项英的妻子）、周月林。同时决定，邓子恢跟他们同路出，插到福建省的龙岩、永定一带打游击。
日日相处，共同感受最严峻的敌，刘恋也能从项英坚毅的外表中，感触到他内心沉重而微妙的变化。
项英对与张亮的分别，心是很复杂的：让张亮留下吧，险恶的环境不允许，还有以后分娩怎么办？思前想后，意志坚强的项英决定，让张亮随瞿秋白一行先去福建，然后赴上海。但他万没有想到，这一别，各经生死之途，相见竟是“敌我”了。
8.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8）
1935年2月4日，是乙亥年大年初一。***北风呼啸，寒冷刺骨，项英等人铁青着脸，张望四周铁桶般的大山，苦苦等待上级回电。这日，他再次致电中央，报告了白军加紧构造沿河封锁线，企图将中央苏区的红军，锁定在西江、宽田、黄龙一带，中央苏区到了最紧急关头。在报告敌后，写道：“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他还根据当时形势紧急的况，以急迫的心，在电报上写道：“请中央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可是，日落西山，四野乌黑，不知什么原因，中央仍没有回电。
“吃饭吧，老项。你不来，谢大嫂一家都在等着。事再急，饭还是要吃！”张亮柔和地招呼。火烧眉毛，她倒不急不忧，跟项英结婚这么多年，什么时候不紧张，不危险！还不都过来了？天塌下来有男人顶着，女人嘛，不要闲操心，瞎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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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望天色将晚，项英叹了口气，走向饭桌。桌上摆着一大钵子黄元米果，一片金黄之中夹杂着蒜叶的葱绿，香气扑鼻。项英这才觉得肚子早就饿了，挥挥手：“来来来，大家一起坐下，过年！”黄元米果是赣南客家食品，为了这餐年饭，房东谢招娣忙了两天。张亮跟上跟下帮忙，虽说帮不上什么忙，挺着个大肚子也很辛苦。她把米果一块一块往项英碗里夹，觉得也自有一分心意在其中。吃完饭，房东又端上一大皮钵擂茶，给项英、张亮每人满满斟上一碗，还格外加了一把芝麻。他们聊着天一直到深夜，为了感谢房东的谊，张亮拣了几件自己的衣服，以及被面、蚊帐送给了谢招娣。
翌日，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再次向党中央报告了分兵突围的两个意见：
（1）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东河，但目前况能否过去，尚成问题。（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如湘赣边、闽赣边和广东饶平及福建平和、漳浦一带，分局率一部分部队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他们请党中央立即复示，并告：“迟则况太紧张，则愈难。”项英等待中央的指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屋外团团乱转。下午，中央终于回电，要求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
2月7日，瞿秋白组织中央工农剧社3个剧团，在中央分局驻地举行会演。刚割完稻子（一季稻），干部、战士及群众便坐、站在梯田里看戏。张亮与项英，周月林与梁柏台，在这里度过了团聚而愉快的一日。
第二天开始做转移准备，张亮流着泪，在保姆帮助下收拾行李。物品堆在床上，不知如何拣拾，这些物品，都是清理几遍舍不得丢弃的衣物。舍不得也要丢，她狠狠心，又把一些用品，连同贵重的毛衣也给了保姆。保姆是瑞金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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