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这送别的场面,只见红军千千万万列队而去,翘盼望,却不见几人能够走回来……
红军长征离开兴国后,日子就苦了。***曾子贞夫妻跟着县委打游击,当时,她已怀孕8个月,整天挺着个大肚子,在山上转悠,步履一天比一天艰难。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
在均村乡大山上,一个无遮无拦的山洞里,曾子贞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荷英。
天寒地冻,衣衫单薄,冻得牙齿打架。可是,荒山上,除了呼啸的北风什么也没有。有一位游击队员,寻找了一天终于找到了一箩筐砻糠,他把砻糠撒在曾子贞和婴儿身上御寒。砻糠又怎么能够御寒呢!不几天,荷英就被冻死了。
坐月子,连饭也没得吃。每天,跟着游击队们一起吃野菜苦熬,硬撑着跟游击队翻山越岭转移,有一次,在桥头岗遇见了打游击的曾山。曾山当时是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领导全省的对敌斗争,但他们也没饭吃,没衣穿,斗争十分艰苦。
1935年春,曾子贞等人在兴国县方太乡的方山岭休整时,整座山都被白军包围了。她与赖明山,还有一个叫柏翠的女干部,一起突围下山。
辗转的山道上,一伙白军冲上来,先抓住了曾子贞。
“喂,你是红军吧?”当时,曾子贞手里,牵着一个男孩子。连忙随机应变:“我一个女人家,哪里是什么红军,我是一个富农婆,被逼得逃上山来的。”白军就放掉了曾子贞,一会儿,又抓住赖明山,问他是不是红军。赖明山顺口说自己是富农也就没事。可他太老实,说话不会转弯子,竟然说:“是。”就被白军抓起来关进了监狱。
赖明山在监狱里,做了两个月的苦力才回家。
赖明山是个大老实人,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山歌手,却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革命者。
提到赖明山,曾子贞说:“老实人,就该老老实实地过活,没有那个本事,就不要去惹麻烦。”出狱后平静了一年。就有一个人来,叫赖明山去做地下党的工作。不久,那人叛变,把赖明山供出去,又被国民党抓到高兴乡的竹篙山集中营,打得皮开肉绽,差点儿送命。
好不容易,熬过那段流血的日子。“文化大革命”,赖明山又成了叛徒,被揪斗,整得死去活来,一辈子吃尽了苦头。
红军北上后,曾子贞夫妻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感觉低人一等。因为她原先到处唱歌,名气太大,认识她的人不知有多少,随时都可能有灾祸降临。
那段日子,是曾子贞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光。由于白军的搜捕,曾子贞有四五年不敢上街抛头露面。后来,风声不紧了,曾子贞曾悄悄地上过一次街。
来到县城筲箕窝,这原是红军送兵的地方。
睹物思,正怀念红军,冷不防,有个摆盐摊子的女人窜出来,一把揪住曾子贞的头扭打起来。
原来,此人就是蕃薯婆,她的小老公被曾子贞唱歌扩了红。
蕃薯婆一边揪打,还一边哭骂:“打死你去,打死你去,就是你,宣传我的老公去当红军,弄得我现在当寡妇婆。弄得我的小孩没有爸爸……”此女人是个有名的泼辣婆。曾子贞挣扎着要走脱,不意,又有几个妇女,闻声扑过来扭打曾子贞,有的用手指拧,有的用指甲掐,有的用牙齿咬,蕃薯婆脱下鞋子用鞋底打她的脸。片刻间,打得她鼻青脸肿,鲜血直流……
当街受辱,给曾子贞带来极大的刺激。伴随着尖叫声,那拼命的掐、拧、咬,凝聚多少暗怨、夙恨呀!如果是白军,或者地主还乡团打骂自己,理所当然,完全可以理解。但,却偏偏是自家姐妹、红军家属,用自心灵深处的怨恨,殴打自己,要与自己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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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之中,自己竟成了两边的仇人。
那些个无尽的朝朝暮暮,曾子贞生活在黑暗之中,时时反省自己的革命生涯:
一方面,曾子贞认为自己没有错。为了革命,她不但先后把自己的两个丈夫送上前线,还把自己四个兄弟,都动员上前线,全部英勇牺牲。作为一个女人家,自己还拼命上前线,虽然没有阵亡,那是白军的炮火没有瞄准自己,但是,自己至今仍在承受着最大的牺牲。
11.首席红军女歌手(11)
另一方面,曾子贞又觉得,自己确实给别人带来了悲剧和痛苦,正是因为自己的动员,人家的丈夫才告妻别子,毅然走上前线,最后牺牲,为世界留下了一群孤儿寡妇,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所有射向她的目光都带着棘刺――充满了哀怨、责备、仇恨。
她陷入了一种无法避免的凶残之中。在那社会现状的压迫下,她绝望了。一切希望都荡然无存,只有山歌无声地在她心间运行。
1937年10月3日,国共合作,陈毅从赣州往南昌谈判,途经兴国。曾子贞与陈毅见面,痛哭流涕,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陈毅告诉她:“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要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默默地坚持,默默地等待。
由于沉重的内疚感压迫着,从此以后,曾子贞再也不敢上街了。担惊受怕,每天以泪洗面,提心吊胆,像老鼠一样地活在黑暗里。
五、她的山歌唱进了北京,唱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建国初期,当年的红军陆续回乡,带回来一批又一批消息:某某人牺牲了,某某人当了大官,某某人怎么怎么的……兴国县,经常漾溢着欢喜的泪水,也到处流淌着失声的痛哭。
那是些大喜大悲的日子。
蕃薯婆突然找到曾子贞家里,来赔礼道歉:“对不起呀,实在对不起,我家老公当了大官呢,明天就回来。要不是那年你唱歌扩红,他就不会去当兵,哪里当得到大官呢!对不起,我不但没有感谢你,还在街上打了你……”曾子贞正为蕃薯婆高兴时,第二天,蕃薯婆哭哭涕涕又来了。曾子贞心里一沉:“怎么,蕃薯婆,你家老公没有回来?”“那个打短命的,回是回来了。”蕃薯婆一边哭一边骂:“他又带回来了一个年青的老婆,他当了大官就不要我了,他不要我了。
当年的红军回来了,曾子贞重新获得自由和快乐。从隐居的山村出来,终于又能放声歌唱。
似一只脱笼的百灵鸟,曾子贞一天到晚不停地唱呵唱呵。她的歌声在县广播站经常播放,并被省广播电台请去录音,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1953年,当年的席红军女歌手――曾子贞被选到北京去唱山歌。
穿一件赣南客家的石扣蓝大面襟衫,曾子贞来到省会南昌集中。一到南昌,组织上马上给她换了一套时髦的新衣服。曾子贞出席了全国民间文艺会演,受到了与会音乐家们的高度评价。会后,曾子贞等人还被专门请到中南海怀仁堂里,演唱兴国山歌。
站在昔日皇帝的宫殿里,曾子贞感受到一生最大的荣誉。面对一大片中央长和老红军,不由得悲喜交集热泪盈眶。这是曾子贞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50岁的曾子贞,用凝聚了一生的深纵声放歌。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她唱道:
“哎呀嘞——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朝鲜人民军;打倒走狗李承晚,拥护将军金日成,最后胜利属人民。”每唱完一段,台下就鼓掌。
如此亲切,如此熟悉的歌声,漫卷着赣南的山岚,携带着昔日硝烟。
台下,那些曾经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革命们,思绪又回到戎马倥偬的年月。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主席、朱德总司令、**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人,都观赏了这次演出。那动人的兴国山歌,令领袖们激动不已,眼噙泪花,一个劲地鼓掌。
演出结束,中央领导们接见了曾子贞等人,与他们一一握手。
六、山歌是她生命中的火焰建国后,在审干运动中,也有人对曾子贞的历史提出怀疑。为此,曾子贞又寻了陈毅,当年的“山歌大王”在陈毅脑海里还是有印象,他亲自写了书面证明材料,使其免遭新一轮磨难。
有陈毅证明,还她公正。后来,她担任了兴国县城关镇副镇长。
“文革”期间,她一方面是红军山歌手,受到过**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一方面又是走资派、叛徒的老婆,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种种冲击。
1968年,曾子贞退休。
她与孙子住在一起,颐养天年。每天,步行在潋江河边的菜市场,与二贩子讨价还价,买菜、做饭、带孩子、散步。没事,也经常与愁苦零仃的蕃薯婆,与鳏寡孤独的烈属们,凑在一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怀念亡灵;也常见到当年唱山歌扩红扩到的红军战士,如今做了将军,威风凛凛地荣归故里……
山歌是她生命中的火焰,也使她出烛天照地之光。回想起那火红的年代,恍如隔世,便生出对人生的无限感叹。
1992年中秋节这天,子孙们团聚一堂,为曾子贞做了九十大寿。1993年元月1日,距春节仅21天。90岁高龄的曾子贞老人,告别了她钟一生的兴国山歌,静静地病故在兴国县城。
1.被卖5次的女“中执”委员(1)
一、**拿过一支毛笔,一笔一划教她写字银盘似的月亮,如天灯挂在树梢,很大很亮。***月光投在地上,像蒙了一层翳,那字迹却不甚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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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点燃一根篾子火,插在地上,地上的字迹一下子清晰起来。火光摇曳,“黄长娇”三个字,歪歪扭扭,伸胳膊缩腿,像在跳舞。
“**说:这是我的名字,写好了,就能当红色的‘小知识分子’。写不好,就永远是睁眼瞎。”她握着一根小棍,嘴里念念有词,一笔一划,又拙笨地在地上画。画得那么专注,那么投入,满心要当个红色“小知”的劲头,势不可挡。
说来,真是**主席,一笔一划教她写字,鼓励她学文化,当个红色的“小知识分子”。
可别小看黄长娇,虽然才23岁,却身居要职。不久前,她出席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普通人眼里,黄长娇,一个年少的靓妹子,当了大官哩!二、长征出时被留下,她被告知怀孕3个月了黄长娇,是作为江西省工人代表,参加“二苏大”的。
严格说,她一天也没有进过工厂做工。不过,她确实又是自小打工,这种“打工”的苦,相比那种“做工”的苦,有过之而无不及。
1911年,她出生在赣县田村一户雇农的茅棚里。家里没有一寸土地,父母靠为地主铲茶山,做长工糊口。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口,黄长娇从小就抱养出去,给一户姓林的人家做童养媳。
婆家也苦不堪,13岁,让她到地主家打工。洗衣、做饭,干了3年,只糊了一张嘴,没有得到半分工钱。
16岁的黄长娇长得高高大大,觉得继续给地主白干划不来,就跟着父亲回家。
田村是个大镇,主产稻米,但河流较小,交通不便,粮食运出,食盐、日用品运入,全靠肩挑手提。农闲时,许多农民就出来挑担,用脚力换点盐钱,天长日久,镇子里就有了一帮专业挑夫。
挑担虽苦,但一天能赚几毛钱,是作田收入的10倍。反正做什么都脱不了苦,人生就是吃苦的,黄长娇一咬牙,干起了挑夫。天下大苦,赚钱的事,再苦再累,也有人愿干,挑肩担的人愈来愈多,脚力钱下跌,市面物价却上涨。为了活命,她还是整日整月去挑。
3年挑担,历尽坎坷,她吃尽苦头,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担重、肩痛、路远,过了一山又一山,无边的山岭无边的苦难。那么长的路,挑夫们就爱说些下流话打时间。一个妹子夹在众挑夫间,十分惹眼。她总是埋头疾走,有时整天一不。毕竟肩膀还嫩,有时跟不上阵。这时,就有一位姓赖的大哥,有意无意停下脚,在不远处等她。
原来,大革命失败后,**员逃避乡村,隐蔽活动。挑夫中,也混有**员,赖大哥就是一个。长途跋涉中,他常找人聊天,困难时帮人一把,团结了不少人,建立了地下党组织。
1928年,黄长娇加入了少年**青年团,生活中有了信仰,不显山不露水,秘密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红军来到了赣县。**领导群众打士豪,分田地,她一家分到了土地,伸直了腰杆。
红军天天开会,宣传革命道理。当时她19岁,3年的挑担生活,走南闯北,添了不少胆。地下党团组织公开身份,带领群众造反,她同男人一起,打士豪分田地。呼呼喊喊,劲头十足!没有文化,道理懂得不多。但黄长娇爱说,懂一点就到处去说,影响也不小。
乡里人胆小,被长期的苦难浸得木呆呆,特别缺少敢出头、会宣传的妇女干部。很快,黄长娇调到江西省妇委工作。
江西省妇女部长蔡畅,待人和蔼,平易近人,特别善于在实践中培养干部。
黄长娇奉调不久,进步很快,入了党。介绍人是李富春、蔡畅。
1933年3月间,黄长娇调到江西省总工会,担任了女工部长。这年冬天,她出席了全省职工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目的之一,就是筹备召开全国职工代表大会,黄长娇又当选为代表,出席了全国职工代表大会。翌年1月,她以江西省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二苏大”。“二苏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妇女委员不到10人,她则是其中之一。
2.被卖5次的女“中执”委员(2)
“二苏大”,是在沙洲坝新茶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会后,黄长娇兼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就留在工农检察委员会工作。
检察委员会办公地,就设在沙洲坝的新茶亭,距离苏维埃中央的住地很近,工作、生活在一起。各部门人员,来来往往,日日与共和国的脑们见面。不久,黄长娇熟识了**。那时,**已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专职从事政府工作,对人态度特别和蔼。
工农检察委员会的主席是项英,主要工作是检察、处理各地的案子。有一次,委员会里派黄长娇、朱招娣二人去于都县巡视。临行前一天,她去办事,又见到了**,**便前来与她握手,听说黄长娇要去于都巡视,热地招呼她到自己办公室坐一坐。得知她是第一次去于都,第一次巡视,便主动地介绍于都县的一些况,详细地交待工作方法。
“去以前,把要办的事记在一个本子上,分清主次前后,一样一样办好,办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况,存在什么问题,也要记在本子上,回来就能一样一样汇报,不至于遗漏什么。时间久了,本子上记的东西多了,也可以找到工作中的规律性……”说了许久,见黄长娇坐着痴,他就问:“怎么样,小黄,有什么困难呀?”“我是穷苦出身,从小当挑夫,只认得扁担,不认得字。”黄长娇说:“我们田村,都是地主家的人才学文化。贫雇农民都不学文化。”“二苏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都是资深的老革命,绝大部分文化很高,有许多还到国外留学。真正一字不识,也许仅黄长娇一个。
**笑了:“没有文化,就要学嘛!地主学文化是为了剥削,穷人学文化是为了革命,文化越高越好,要争取做个红色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黄长娇说,“我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还能学什么呢?”“不要紧,我们的工农干部,大部分都没有文化或者文化不高。只要有决心,有恒心,就能学得到文化。你就从写自己的名字开始吧!”说着,他从桌上拿过一张纸和一支毛笔,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地写给她看。“黄长娇”三个字就摆在了她面前。
“这就是你的名字。”**把纸递给她。
黄长娇左看右看,觉得很有意思,兴趣高涨,赶紧把纸张收起来,连说:
“谢谢,谢谢,我今天回去,就开始学写字。不懂的字,我就来问你。”**很高兴,握着她的手说:“学文化,不要不好意思,学好文化,要做到两条:一要多问,二要不怕条件差。现在条件差点,将来就会好的……”揣着自己的名字,黄长娇很高兴,平生第一次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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