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放弃了求学，分配到了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学校担任教师，省吃俭用供顾光耀读书。
顾光耀没有辜负卢掊英的苦心，拿到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位。顾光耀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思念，写下一本充满深情的书《北国红豆》，卢掊英做了加工和增补。卢培英是学文科的，多年来曾一直在国家和省一、二级刊物发表作品。经卢培英对作品的润色，该书不但出版了，而且还拍成了电影，遗憾的是在大兴安岭首映时，二人已经双双离开了人世。
顾光耀是学经济学的，当时正值改革开发初期。据说当时能达到他这种学历的仅有四十几人。顾光耀比较擅长动心机，为了达到出国深造的机会，百般讨好，竟然隐瞒了已婚历史，和教授的女儿处起了对象。这样，仅两个出国名额，顾光耀就得到了其中一个。在近两年来，他曾多次通过书信与卢培英提出离婚，卢培英不同意。后来，卢培英提出，如果离婚也行，但必须以夫妻名义把她调回卢的家乡上海，或北京也行。顾光耀怕已婚的事败露，没有答应卢的要求。1984年在出国前，他借到四平开学术交流会的机会，提前一天离校偷偷回到加格达奇，把卢培英约到了北山公园。在没有达成离婚协议的前提下，顾用克丝钳子连击卢头部数下，致卢死亡。卢死后，顾制造了一个先j后杀、图财害命的现场，将卢的头卸下来，衣服扒光，生殖器割下挂在树上，值钱的财物转移走并埋掉。应该说，顾光耀是当代典型的陈世美。开庭时，尽管北师大的师生来保他，但妇联仅以碎尸一个情节相控，致使顾光耀再生的可能性为零。在卢培英被害一周年的时候，顾光耀走上了刑场。
顾光耀执行死刑的那天清晨，我站在铁路货场的围墙上，我对顾点了点头，顾光耀对着我苦笑了一下，也点了点头。没想到今天，我却坐在了他临刑前的铺头上。
田忠说：“顾光耀枪毙，闫伟进来了，相差一年，闫伟枪毙了，年后，你又因为媳妇进来了。”“听你的意思，下一个枪毙的应该就是我了？”我接过话问。田忠说：“没那个意思，你多想了，就是你对象死了，你也没死罪。我是说，这号里进来的都和媳妇有关，有点儿邪！”
中午开饭的时候，每人一个窝头、半盆菜汤，汤里有几块土豆块。我喝了几口汤，窝头我一口没动。嗓子感觉疼得厉害，上牙床子全是水泡，一点儿食欲也没有。田忠说：“不吃留着，什么时候饿了再吃，剩下的明天泡糊糊粥喝。
号里人说，晚上还是窝头和菜汤，只有星期六、星期日两顿饭，一顿一个白面馒头
第三天，家里给我送来了被、褥。号里人分析说：“可能没事了。”我问：“为什么这么说？”田忠说：“你家里连换洗衣服一件都没给你拿，只是让你暂时维持一下。”后来，我也体会到，在号里的人由于了解外面的事儿很少，往往通过家里送东西来判断。譬如说，下起诉了，意味着要判刑了，能不能判缓刑出去，判管制或拘役，通过看守员先告诉家里给换套行李，多送点日用品，意思是准备让我上劳改队了。家里明白的，没给送，让看守员转告说：“你家里没给拿，让你对付几天吧。”这意味着家里做的努力已经有了结果。
下午，看守员让我在打饭口往“刑事拘留证”上签名。田忠问我：你签的是什么票子？”我说：“是拘留票子。”田忠特意又问一句：“是‘刑事拘留证’还是‘行政拘留证’？”我说：“是刑事。”没有涉足法律的人不了解两证的区别。行政拘留是一般的治安处罚拘留，而刑事拘留意味着面临逮捕、判刑，号里有句俗话叫做“十捕九判”，就是有十人逮捕，最少九个人必判刑，一个不判刑的，须经过检察院做出不起诉的决定。也是说，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依法免除处罚情节的案件。按号里人的经验告诉我，几天后签逮捕票子时。让我签名的时候留意：是以过失伤害罪逮捕，还是以过失杀人罪逮捕的。因为办案人不一定告诉你真相，怕你一时想不开，出问题。
果然，没几天，公安局预审科让我签逮捕证，认定的罪名是过失杀人罪。田忠说：“人已必死无疑，另外，按常规法律程序，检察院批捕科针对案件是否应当逮捕，在逮捕前应提一次审，而检察院没走这个程序，说明人已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提不提审没有什么出入。
为了进一步印证丽杰是否死亡，我通过看守所转告我的家人，给我送换洗衣服。
次日，看守员送来的是一套崭新的中山装、一套新毛衣、毛裤，甚至内衣、内裤都是新的。显然，这是结婚的物品，证明丽杰她去了！
我的泪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情处。我小的时候，爱打仗，常惹祸。我的家教很严，父亲每次把我吊起来、捆起来打，放下来时都不会走路了，但我从不流泪。二十年了，自打丽杰被枪致死的那天晚上至今，我的感情却那么的脆弱，泪水几乎达到失控的程度。我从小到大，宁可别人欠我的，我不愿意欠别人的人情。这一次，老天爷却给我一闷棍，苍天让我欠下了丽杰一条人命啊！
正文 第二章 艰难履迹（一）
更新时间:2014-3-10 17:05:25 本章字数:7766
我的祖籍是山东省济南府登州县宋家庄人，我的爷爷辈亲叔伯二十人,逃荒来到今天的黑龙江省兰西县落户开荒。屯子住的都是本家人，所以取名叫宋家庄，到了父亲辈，宋氏家族已经繁衍到近百户宋姓人家，加上陆续进来的外姓人家，已达到了几百户。后来因安达市和兰西县划分地界，树林带以西为西宋店，归安达市管辖；树林带以东为东宋店归兰西县管辖。据我所知，爷爷排行十一。五爷是打窑时和胡子对射被打死的。十三爷原是廖耀香兵团的团长，后当过伪满安达县警察署署长，解放前夕不知去向，我仅见过十八爷。父亲是1921年生人，亲哥仨个，子妹五人，父亲排行老三。少年时便担当起家庭的重任，后来，七十年代末期，我曾随父亲回老家，年老的都管父亲叫少当家的，甚至毕恭毕敬的。
父亲与先母成家时，因先母产后风死亡。土改分田地时，家族害怕父亲被批斗，让父亲跑出来并躲了起来。父亲躲到了三十里外的安达县境内的人民镇，开了一家糖坊、一家粉坊.和二母成家后，由于二母与父亲分心被父亲给休了。
后来，镇上动员当兵，父亲被做工作参了军。据父亲老了讲，让他当兵时心里有些不平衡。地给分了，人有家不敢回，因为那个年代比较乱。部队安排父亲管军械库，在一个雨夜，父亲把军械库的钥匙偷偷地挂在了门口，便跑掉了。一口气跑到了萨尔图，就是今天的大庆市，在屯子扎了根，后来成立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父亲在食堂当厨师，负责做饭炒菜。这个时期经人介绍和生母结了婚。
当时母亲不到二十岁，因少年时闹眼睛，找个民间郎中给医治，结果耽误了，成了双目失明。外公又刚被斗死，成分不好，而父亲孤身一人年近四十了。
在母亲二十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姐姐，三岁时，因受风病逝了。
食堂的前面，有一个泡子，泡子对面，后来进驻一支钻井队，说是在这一带勘探出石油来了。刚来的时候，队员都住在各家里，队长叫王进喜，住在孟庆堂家。王队长领着一二零五钻井队的队员一直在食堂吃父亲做的饭菜。
由于钻井队开采了石油，对周围的村屯开始动迁，正赶上65年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整个一个林海公社都被搬迁到了大兴安岭。
大兴安岭地处于祖国的北部边陲，原属内蒙地界。只有鄂伦春族人在此以游猎为生。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给这部分鄂伦春族人集中定居下来。大兴安岭森林覆盖面积占我国森林覆盖面积的三分之一。国家开发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挂起的第一块牌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大兴安岭特区林业管理局”。当时把大兴安岭设为特区，首府定在加格达奇。
我的家在郊区，主要产业以生产发展蔬菜基地，供应本区人民的蔬菜，仍延用萨尔图“五一大队”的称谓，属农业生产菜社。我的父亲从搬迁到大兴安岭，到八十年代初，落实承包责任制之前，一直在温室（俗称薄膜大棚）当技术员，负责栽培、试验蔬菜。
五一村坐落在加格达奇的西侧，一个山坡上，淙淙的甘河水，清甜、爽口。我的家在屯子的中间，和外婆家住东西院。由于母亲眼睛不好，一直没有分开住，也是考虑外婆能照顾母亲。
母亲有一个姐姐，早年考上师范学校，分到牡丹江市教学，后来在牡丹江成了家。母亲身下一个弟弟，后来也教了一段书。外公被斗死时，母亲她们都才十几岁，地和财产都被共产了。外婆为了带3个孩子和后来的外公成了家，生了三个男孩，都以种菜为生。那个时候还都挣工分，一分几毛钱，即使在林区，一个月也只能开三十元钱，除了每月买粮买油和一些生活用品外，根本看不到钱了。
就在这种条件下，也正值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文化大革命，讲树立八大样板戏的年代，我来到了人世间。莽莽林海听到了我的第一声哭啼，从小也带上了一点桀骜不驯的野性。父亲中年得子，二伯从兰西赶来，为我取名“振岭“，本意是日后，让我振兴兴安岭。在我的童年，记得村里每天晚上要组织大人学习，父亲常常在大棚看着菜苗，家家都得去人，母亲眼睛不好，天天只有我领着母亲去开会。我身下还有两个弟弟，由外婆看着，每次开会前，都要背诵毛主席语录，久而久之，在我人生中最先学到的就是毛主席语录，没上学前，我已经会背很多毛主席语录了。白天，我就把邻里的小孩儿，包括弟弟们组织在一起，教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左右邻居家的孩子谁要受欺辱挨打，我就想办法帮助出气。我父亲一米九二的身材，我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所以从小就人高体壮，即使长我一、二岁的男孩，我也能打过，家里一旦做好吃的，我就偷出来，分给伙伴们吃，逐渐的在五一村中间这段小伙伴中，具有了很强的号召力和威信。
五一村的供销社在屯子中间，上坡和下坡的孩子买东西都要经过我家住的地方，时间长了，我爱打仗的毛病同村的孩子都知道了，加之我长得大，许多同龄孩子见到我都躲着我，其实，上下坡的孩子没有欺负到屯子中间的孩子，我根本就不欺负人家。就像三十年以后，同学聚会时，陆彩虹提到，她小时候，一见到我特别害怕，老远就和我打招呼。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这样看待我的。记得有一次我刚出院门，正赶上彩虹从下坡往上坡走，见到我转身想跑，突然又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你吃饭了么，哥？”我说吃完了，她似乎是闪着身子从我身边走过去的，但我当时心里还想：“这小姑娘嘴还挺好的，此后，她每次在我身边经过都打招呼。说句心里话，当时就算她打不打招呼，我也不会欺负她的。不过，几岁的女孩儿，能有这种心思，说好话总比骂人强，确实让我佩服。
那时候，和我从小玩到上学的唯一女孩儿是邹淑芳，在我家前院住，比我大八天，两家大人也很要好，有的时候玩到很晚了，她哥哥、姐姐接她才回去。有一次，她正在我家吃饭，淑芳她姐姐接她时说：“等小波（邹淑芳小名儿）长大了，给二姨家振岭当媳妇儿吧。”淑芳说行。她姐姐问我，我也说行，逗得屋里人哄堂大笑。
自那时到上学前那几年，我们基本上算是形影不离，玩小孩儿过家家，她也会充当我媳妇儿的角色。少年时，我们曾同窗同过桌，她当过班长，我当劳动委员，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虽在暗中保护她，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拉开了距离，即使在一个学习小组学习，但却少了那份童年的亲昵和天真。成年后，都各自有了家。
68年珍宝岛战役打响后，中国和前苏联处在剑拔弩张的战争状态，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于是，家家户户都挖地道，以防战事。73年，我的同学孙悦平爷爷家院外的地道坍塌了，积了不少水，我和伙伴韩国林，孙悦平站在坑沿边上玩儿，突然，我脚下的泥坯被踩塌了，我全身掉到了坑里，沉沉浮浮，韩国林边跑边喊：“不好了，振岭掉到地道里去了！”当时，我外公正在扫院子，听到喊声，放下扫帚飞奔到坍塌的地道旁，准备伸手拽我，结果外公也掉了进去。就在这一老一少生命随时面临终结时，正赶上五一村赤脚医生皮连成路过，听到呼救声，扔下药箱子奔跑过来，先把我救出水坑，然后，又把外公救出来。当我苏醒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外婆家的炕上，外婆正在骂外公，说这么大的人什么用没有，救不了孩子，自己险些搭上性命，要不是皮大夫赶上，两个人都没命了。那一年我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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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父母一再告诉我，我的救命恩人是皮连成，我也一再发誓，此生一旦有机会，一定要报答恩人的救命之恩！三十多年后，我曾领着爱人和孩子到皮大夫的诊所看过皮大夫，皮大夫说当时他考虑的是先把小的救出来，此后再考虑救老的，只可惜许多年来，坎坎坷坷，这份回报之愿一直未了！
巧的是皮连成大夫正是陆彩虹的亲娘舅。其实在我们生活这个圈子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结。
1974年是我进入学校读书的第一年，我的同龄人六十多人，学校给编成了两个班，我在一年一班，我进教室时，我见邹淑芳在看着我笑，于是我就过去坐在了她的旁边。结果老师排座位时，给我安排了一个身材修长漂亮的女孩儿同座，她叫陈丽梅，她父亲叫陈凤明，我熟悉，是五一村的兽医，经常走家串户给牲畜治病打针。我管他叫舅舅，但丽梅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过。管她呢，身边放个美女，总比放个淘小子强，免得打仗。我在心里这么想。
自打上学，我便不再打仗了。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始终保持双科百分。而且，当时我负责冬天为班级烧炉子供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从家里带来小锯，带领男同学截烧火柴，从家里带引火的桦树皮，每天同学来的时候，教室已经烧得暖暖的了。可是，在第一学期评选少先队员时，我仅得了十四票，没过半数，当时举手的时候，我发现都是我家左右居住的，我性急之下站了起来，老师让我坐下，我左右环顾，有几个同学看着我瞪眼睛，有点不太情愿地才把手举了起来。当时我想等放学的，一个一个抓住非揍他们一顿不可。
我和班主任姜桂荣老师家住前后院，一天晚饭后，她趴在杖子上喊我过去。姜老师说：“你知道同学们为什么不选你么？”我说不知道。姜老师说：“你以前总爱打仗，同学都不选你，现在你是学生了，不能再打仗了，下学期争取戴上红领巾，记住，千万不要找茬打同学，戴不上红领巾多砢碜啊。”我望着姜老师点了点头。
下半学期开学不久，班级开班会，增选少先队员，在我一生的记忆里，永远也不会忘记姜桂荣老师说的这样一段话：“同学们，今天我提名一位同学，尽管他没上学前爱打仗，但上学以后，每次考试他成绩都不错，还一直担任我们班级的烧炉工，我们班的柴禾都是他带头领着男生截出来的，我们每天在暖融融的教室里学习，他为我们班级做了贡献，而且，自上学以来也始终没有打过仗。同学们知道他是谁么？”“宋振岭！”有的同学慢声细语的答道。姜老师说：“好，那同学们同不同意他加入少先队啊？”“同意！”同学们接着说。姜老师说：“同意宋振岭同学加入少先队的请举手！”
经姜老师这么一开导，情况发生了变化，姜老师一个一个的数，数到二十三个不数了，她说：“好了，不数了，已经超过半数了。”大概还有七八个人没有举手，我本能的想看看都是谁，姜老师让同学把手都放下了。
我后来想，如果没有姜老师的这番引导，也许当时认可的同学还不一定多。那时候，学生听老师的话胜过听父母的话。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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