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戴上红领巾的第一周，姜老师宣布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结果，邹淑芳担任班长，陈丽梅担任学习委员，文艺委员是陆彩虹，让我担任劳动委员，看来，让我戴上红领巾，班主任已经有了下一步打算。
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姜桂荣老师始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而这两年的启蒙教育，让我们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这对我后期在监狱自学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十年后，我们同学相聚，也曾有人在酒桌上感慨地提到姜老师两年基础知识教育所带来的影响。
在读三年级以前，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上等生的水平，自四年级保持在中等水平，到五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下滑到最低点，倒不是教学水平差，孙悦平的母亲、陆彩虹的父亲先后历任班主任，都是当时学校资深的教师，这里面发生一个插曲。
我们家东侧是个山丘，五一村的人把这里叫东山，我们住西侧，山的东侧是二百一地界，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山顶上经常站十几号十三四至十六七岁的孩子，往西坡下面扔石头，叫号，实际是一种挑衅，更可气的是这些孩子歧视郊区的孩子，特别是郊区的这些男孩儿，不但到街里必经二百一地界，而且供应我们粮食的粮店及七综合商店都在二百一，他们经常劫打郊区的孩子。
有一天，上坡的孩子头儿和下坡的孩子头儿找到我商量联合起来对付二百一挑衅的这帮人，显然，让我聚集五一村中间这部分的孩子，共同对敌。
我们每天晚饭后，三个核心人物都要碰头儿研究作战计划。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要提前放出流动哨，带上用树枝编的草帽，隐蔽在山顶口，发现敌情，马上回来人报告，我们组织人员争取首先占领山头儿，这是作战优势，以制高点打击来犯之敌。我们的武器是石子，我们手下有一批撇石子的高手，撇的既远又准，假如让敌人先占领了山头儿，一般的情况下，我带领的这部分人负责正面主攻，克制敌人，另一伙分两部分进行左右侧攻，另一部分包抄后侧。如果我们攻上山头儿的话我们这侧乘胜追击，那么包抄这伙人则出其不意的打伏击；如果我们主攻和侧攻受阻，包抄后路这伙人要见机摸到敌人后背，痛击敌人。这种情况下，一般我的主攻任务不变，但要争取最快时间与后路友军会合作战，负责侧攻的两翼力量，往一侧受强力打击的一伙果断撤出，不强攻，避免大的损失，撤下来的这伙力量马上转移到后侧去打援。
每次战术都根据实际情况，拟出两至三套作战方案，由通讯兵负责传递信息，随时改变或调整作战方案。
这一段时间，是影响学习成绩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班级换了个数学老师，是从街里分来的，按现在的话说，来的渠道不太正常，教学也没有章法，似乎也不备课，拿起教科书就讲例题，给我的印象，语言不流畅，声音低，一边往黑板上写例题，一边讲解，算错了，拿起黑板擦擦掉，再者，一贯这种教学方法，我似懂非懂，有时干脆一点都听不明白，二是使我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第三个因素，我迷恋上了体育，特别爱打篮球、踢足球，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的身高达到181公分，整天没事儿的时候，手里不离篮球，下课或放学，很多时间都长在学校的篮球场上。记得升初中那年，我的篮球让教导处给没收了，直到考完试，才还给我。但我还是留级了。
当新学期开学的时候，相处了五年的男女同学都升上了初中，而我被降级编到新班级，我的心产生了一种失落和沮丧。我心里在想，这些从小的伙伴，同窗五年，我这一掉队，也许今生就永远拉开了距离。
上学的第一天，在自习课上，我刚刚做完作业抬起头的时候，我右侧前排一个漂亮的女生正在瞅着我微笑，一个同窗了五年中，我根本都没留意看上一眼的女生，仅半学期的时间，坐在我身旁座位上，我仔细端详的时候，突然发现，她不仅人越来越漂亮了，而且多了几分成熟感，她的微笑也使我感到了亲切，也把五年来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她叫王什么？想了半天，噢，王桂梅！怎么坐在旁边一天了才发现，也不知这一天里我想了些什么。
“你也留级了？“我问。桂梅微笑地点了点头。“你的作业写完了么？”她又点了点头。我说：“给我对照一下。”桂梅把她的作业本递给了我，我核对完之后，还给了她。王桂梅轻声的问：“对了么？”我点了点头。彼此就再也没有吱声。
后来，我们同学每一次聚会的时候，王桂梅基本上都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留级第一天的情景，始终有一种曾经共过患难的感觉。
由于是重读生，第二年，我和王桂梅都顺利地升上了初中班，这期间，刘志华因母亲去世降级后辍学，跟着父亲学木工去了。
十五六岁的年龄，似乎懂事儿了许多，加上老人的教育，作为五一村的孩子们，只有两条路选择，一条路是坚持完成学业，走出农业菜社；要么辍学，下地种菜，一生从事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冲出农村围墙，是每个孩子的梦想。虽然我在五年级重读了一年，但是更加巩固了我双基的掌握程度。我开始用功读书，向着第一步理想迈进。
上学期通过几次测验和统考，在班级的成绩能达到上中等的水平。
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仅二十一二岁的女老师，她的教学方法和水平，很容易让我理解和接受。所以，学习起来也就有劲头。然而，按我后来理解的情况，作为一名年轻的女教师，她犯了大忌。
这位老师，每次讲课的时候，我都会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听课，突然有一天，在课堂上，我用目光正视她的时候，她的脸开始发红，连续几次都是这样，特别是近距离时，体现得更明显。我的心跳开始加剧，精神也开始溜号，在莫名其妙中，不敢正视这位老师，一段时间下来，学习成绩开始下滑。
多少年以后，我找到了原因，当时，我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年龄，但是我的身高已经达到182厘米，从外表上我已经像一个十**岁的大男生了，而这位女老师表现出的羞涩，正是年龄相近的男女生之间发生的反应。这是一个误区，即使她的教学水平比较不错，但是心理素质出现了明显的错误，换句话说，那时的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我的目光中只有纯真、求知和真诚！
由于我的学习受到了影响，我在茫然中选择了转学。
在我离开母校的时候，几个老师还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转学？其实五一学校的教学质量要比街里学校的教学质量强得多。”
这个定论经过验证是可以肯定的，我在母校已经达到下中等生程度的情况下，我在第二中学仅学习了几个星期，却印证我在班级学习成绩达到上中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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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班级的学习委员，随后又兼任了英语课代表。
街里学校的优越条件在于环境不枯燥，物理课有实验室，文体活动搞得形式多样，有声有色。由于我爱好广泛，逐渐在同学中有了一点影响力，课前课后，周围经常有一帮男女同学，嬉笑打闹，讨论课题。
这个年龄段的我与男女同学之间仍处在一种比较纯真的交往中。而我却引起了校内外一些男孩子的关注，一般的都比我大三两岁，开始搞对象，堵截我们班级的漂亮女生。由于我不知内情的接触，有几次放学后，莫名其妙的被校外的大男孩给打了，有两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弄得我放学后不敢回家，因为父亲不赞成我到街里读书，再者我一旦打架，父亲不问谁对谁错，准严惩我。我心里不服，还不敢顶撞，有几次受到委屈，打架根本不怨我，但却遭到父亲的毒打。第二天，我越想越气，趁体育课或自习课时间，溜回家里，偷偷地把父亲酒瓶子里的酒倒掉一半，再给对上凉水，放回原位。我每次都不会忘记，父亲打我前，都是吃完晚饭，满嘴酒气，我在心里想：“这是酒劲儿太大了顶的，一点儿也不讲理。”
晚上，我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响，背着书包跑回母校，静静地坐在操场旁。想想在母校时，从来没有挨过别人的欺辱，现在弄得有家都不敢回。
望着静静的操场，我想起了外婆，每年开运动会时，学生们都穿上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家里经济紧张，没有这笔钱给我买。外婆把儿女给她的积攒了多年的零花钱拿出来，给我买衣服裤子，外婆告诉我省点穿，多穿几年。然而，我的身材长得太快，平均二年就得换一套，到四年级时，我进了学校鼓号队，外婆不得不第二次拿钱给我买衣裤和鞋。
操场前，有个石头砌的菜窖，我困了就靠在石窖墙边睡一会儿。大兴安岭的夏天，小咬儿特多，小咬儿其实就是蚊子的一种。我刚刚睡着一会儿，就被咬醒了。第二天早晨，手背、脸上、脚面子多处起包红肿。
趁着都没起床，我赶紧跑到下坡甘河边上洗把脸，喝点儿清甜的甘河水，背着书包奔学校走去。
我几次的遭遇挨打，有些忍受不住了，我也不能总这样被动挨打，这不是我的性格。半学期的压抑，终于爆发出愤怒的火焰
正文 第二章 艰难履迹（二）
更新时间:2014-3-10 17:05:26 本章字数:8741
我把班级点名册放到了同桌同学那儿保管，每天早晨点名时取回来，点完名再交给同学。我把书包的学习用具全部倒掉，里面背上四块整砖，放学的时候，一旦遇上几个找茬和我打仗的，我拿起书包就轮，他们轻视了书包的重量，结果只要接我抡出去的书包，就被打个跟头，一半会儿起不来，于是我过去用脚踢他们，书包由于过重，轮的时候，书包带容易被拽掉一撇儿，干脆，两头我就用铁丝加固。这些人吃了几次亏，开始躲闪着不硬接我抡出去的书包，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手持菜刀和我对峙。我怕吃亏，后来上学的时候，我不背书包了，买了两把菜刀，一边裤兜儿揣一把，遇到三两个人和我打斗时，我就放马对打，人多时我就跑，之后，我打听到他们每个人的家，天黑的时候，蹲到他们家附近，一个一个地抓，一个一个地打，从小到大，一对一地单挑，我从来就没有怕过谁，否则，也对不起父母给予我的这1米80多的身材。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这种反抗已经变成了一种疯狂的复仇。因为他们干扰了我学习，我要向草原人驯服野马一样征服他们。
我这种亡命的斗志，使这一部分人逐渐地屈服下来，有的通过关系和我求和，甚至有的想和我拜把子，结金兰之好。
不知不觉中，我在社会上已经小有名气，甚至五一村的孩子到街里挨欺负，都说我是他姨家哥哥 或舅家哥哥，由此可免遭一劫。
我想到了我荒芜了近半年的学业，我多想此时重新回到课堂，静静地学习。我找到了班主任。但班主任已经不敢留我了，我在老师和同学的心目中已变成了煞神，他们对我敬而远之。
1981年，我准备回兰西县老家二伯家过春节，想解开一个多年的谜团。就是七十年代讲究成分论的时候，我的户口簿上是贫农。当时学校请贫农代表给学生讲忆苦思甜报告，学校几次找父亲当学校的贫农代表，父亲却以不识字为由推脱了。后来杨铁华老人成为了学校的贫农代表。那个年代，如果父亲以一名贫农代表的身份在学校给学生做忆苦思甜报告，我以为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79年，父亲领着我和二弟、三弟，回兰西老家过春节时，父亲说他已经三十多年没回来过了。我们从安达坐公共汽车到火石山乡下车，还需步行十几里地才能到达宋家店。那天虽然很晚了，我们进入西宋家店地界时，父亲主张解个手，我们四人解手后，父亲却呆呆地看着田地不动，我叫了三声，父亲才缓缓地背起三弟，准备走。三弟趴到父亲的身上时，突然问了一句：“爸爸，你咋哭了？”我回过头去，借着月光仔细的向父亲的脸上看去。这时，父亲用发颤的声音说出了一句意想不到的话：“孩子，这些地，以前全是咱家的。”
二弟天真的说：“这次回来，咱就要回来呗！”爸爸摇摇头说：“永远也不可能了，都是你爷爷他们哥二十个开垦的。”
正月时候，父亲曾领着我到几家年长的老头儿老太太家串门，父亲进屋时，老人都在炕上坐着，当认出父亲时，急忙下地，一边穿鞋一边说：“少东家回来了？这些年在北山里还好啊？”说着把父亲往炕里推。于是，我便仔细聆听，他们讲述一段段父辈我不曾知道的经历。
这时，我似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没有当贫农代表，做忆苦思甜报告了。
随着年龄增长，我要了解一下父辈们是怎样欺压百姓的？是不是也夜半鸡叫，让长工们起来下地干活的。
这次回来，我拜访的第一位前辈是一位七八十岁的女性，我尊称“姑姑”，这位姑姑年轻时在县里读过书，比较前卫，人长得也挺漂亮，只是年轻时抽过大烟，听说和在县警察局当署长的十三爷关系比较密切。回到乡下后，十三爷回乡探亲，也多次看过她，还给她带回极品烟土。
我和姑姑围坐在炕上的泥制火盆旁，进行了一次长谈。
“姑姑，你管我父亲叫少东家，我父亲是不是地主恶霸？”
姑姑说：“孩子，这地，确实是你家的，但这屯子百分之八十的人家却是你们老宋家本家人，你们恶谁霸谁去啊！换句话说，我们外姓人虽少，只是雇你家的地种，处的却很融洽，否则我们可以搬走，也不会在宋家店落脚啊！”
“那为什么要分地啊？”
姑姑说这是大气候，当时两党相争，争取的是民心，历代帝王得民心者得天下，毛泽东选择以农村包围城市，他不仅认识到粮食的重要性，更主要的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比例多，而斗地主分田地，则是穷人多，地主少，如果把地都分给穷人种，穷人是不是就拥护你呢？
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一节课，我潜意识里觉得这是不是政治？但在那个年代所宣传的内容与姑姑所讲的差距太大了，以前我心目中的“地主”就是欺压百姓、十恶不赦的恶人，原来，地主一词的理解，还有这么一种因素。我有点同情父亲流泪的情形了。但这种气候，不是某个人所能左右的，必须无条件的顺应历史的潮流。
姑姑最后说：“这些待你长大了就明白了，不过现在这种大帮哄种地的方法，也不是办法，你家庭都富不起来，国家也就富不起来，也许慢慢会有改变的。
一次长长的谈话，我不知道姑姑讲的是否在理，我觉得很新鲜，这是我在课本里找不到的。我要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找答案，于是，我真正放弃了小人书时代，从那天起，我决定开始找一些古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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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在我返程中，被安达市少年体校篮球队教练意外看中，经过短暂的谈话，我毫不犹豫的答应教练，跟着他学打篮球。这一年我15周岁，身高184厘米。我回家后，说服了老人，打起行李卷儿返到了安达市，到体校找到范景泉教练，范教练把我安排到市一中住宿，插到初三班，上午参加学习，下午到体育馆训练。
我在训练之余，经常跑到收发室找报纸看，看国家时事，我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字样，看到了改革开放、包产到户的字样。我想起了姑姑说的一番话——大帮哄种地不是办法，其实她说这话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两年了，只可惜乡下交通和信息都闭塞，八十年代了，宋家店还没有安上电灯，甚至有的老人一辈子都没坐过火车。
我偷偷地揣起报纸，利用放假的机会，借了辆自行车，行程八十里地返回宋家店，找我那位姑姑念报纸去。
遗憾的是仅仅半年时间，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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