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属于不正常。”他追问。
“譬如，在欺骗，威胁，引诱下，套取的证词，就是不正常。”我回答说。
“宋振岭，我可以告诉你，冯德秀已向我们提供说你曾描述用一只手抓华宇的头发，另一只手刺的华宇，根本就不是在威胁到生命的情况刺的华宇。”检查机关办案人摊出了底牌。我心里想；这是一份没有价值的证词。
“首先，，我对这份材料的由来产生质疑；第二，据我回忆，被害人华宇当时是寸发，而不是长发，冯德秀所描述的一只手抓头发，一只手刺的华宇，显然是他胡编乱造的事实，这一点你们可以查卷宗被害人的照片。因此，冯德秀这番不切实际的描述，一定是受到了威胁或诱骗；第三，更为主要的是，当时我右手伤残未愈，四根肌腱被切断，根本就没有抓力，早晨起床是我爱人帮助穿的衣服，到街里看电影时，所继生用自行车驮的我爱人。我的右手吃不上力，这些事实，你们可以查证。另外，我这有伤口为证；第四，进一步讲，冯德秀的证据，从法律角度讲是间接证据，也就是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我可以断定，在取冯德秀的证据中，一定受到了恐吓而出的这份不负责任的证言。
检察院的人又说：“那么，宋振岭，你爱人不会陷害你吧？”
我有些冲动地说：“你们是说，假如我爱人也这么讲，你们可以用两份间接证据定罪，对吗？”
办案人说：“可以。”
我说：“你们不必提审了，可以送我回去了，从今天你们展开的攻势来看，就是一场‘蒙古炸’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但我相信法律。”
公安局副局长有些动怒地说：“我们还审不了你了呢？给他戴上镣子！”
“戴就戴，你怎么给戴上，怎么给摘下去！”我气愤地说。
不大一会儿，办案人从看守所取来一个十八斤重的镣子给我戴上了。所有的人撤到另一个房间商量问题去了，仅留下一个人看着我。
约有十几分钟左右，又过来一名预审人员，连同看管我的那位，把我送回了监房。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了。我戴着镣子回监房时，惊醒了很多狱友
正文 第六章难中有情（一）
更新时间:2014-3-10 17:05:27 本章字数:4712
在刑事案件中，一般构成死刑的，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就给砸上铁镣子，就是用铁铆钉砸死，直到执行死刑前，把镣子劈开，换成锁头，在刑场执行完毕后，把镣子打开。这时，公安机关给我砸镣子，实际上是一种恼羞成怒，黔驴技穷的表现。刚回到监房，听到镣子声音，都以为我必死无疑，但我心里有数，给我带镣子，我分析只是加带戒具，一种心理战术，充其量带一个月最长了。
其实，这段时间我的烦心事很多。预审科的一位女警和看守所的指导员郭姨告诉我，玉玲怀孕，快到月了，我现在官司的结论还不容乐观，玉玲带着孩子怎么生活？我曾传出口信，让她把孩子做掉，玉玲没有那么做，她也怕我生死未卜，想给我留个后，但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如果我不死，判个十年八年的，你能等我么？实际从我被捕之日起，可能就注定我们结合只是有缘无分，这也正是在公安机关提审的第二天早晨，我见到玉玲时，没有说太多的话的原因，我只是告诉她，照顾好自己，而我的心在阵阵地疼痛。
另一件事情是在号里处的一位好朋友，判缓刑释放了，几个月的相处，我把他视若兄长，在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他叫庄学义，是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局长，因“五？六”大火被抓的。在大火燃烧初期，人民日报等多家刊物还发表文章，赞扬他在大火来临之际如何疏散人口、组织扑救，大火后又如何召集群众、自建家园等等。后来别有用心的人给他罗列了十余条罪状，说庄学义是官僚主义，告到了中纪委。火灾过后，在逐级追究火灾责任人的时候，把庄学义也抓了起来，实际三处起火点，无一处是在图强境内烧起的。被抓后，对罗列的十余条罪状一条也没核实上，只是说在火烧到育英林场时，他组织工作不力，以渎职罪起的诉。庄学义要打赢这场官司，他被抓后，当地群众职工都不干了，联名上访，力保庄学义，开庭时，是全国直播公开审理，他请来了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张世芝担任他的辩护人，就是审判“***”时***的律师，张律师也表示如果这场官司打不赢，他就不当律师了，可见官司的出入性还是很大的。但最终还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四年执行。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我意识到一个问题，从法律的理念到科刑的幅度上，规定的是比较乐观、公正的，但往往在执行中受某种外因的影响，或行政手段的干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譬如说，这个案子正常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无罪的，假如说有外因干预，按有罪处罚，那么，他可能就要接受刑罚。法律有一定的变通和可调性。所以说，作为执法人员不是会背条款就能执法，而需要有驾驭法律的能力。可能有些人会像操纵游戏一样，像魔方一样来冠冕堂皇地运用自如。法律掌握在正义人的手里是神圣的、威严的，是公正的象征；而掌握在邪恶的人手里，是罪恶、是魔鬼，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庄学义想打赢这场官司，但不太可能，即便开庭时，群众出庭请愿，称他是造福一方的父母官，但他戴上的是官僚主义的帽子，那么定渎职罪的意义不是在其罪本身，而是让你今生永远地离开你的岗位。因为你的顶头上司林管局局长、上司的上司林业部部长都已经离职查办，更不是你的律师没有能力，就像给***辩护一样，注定要接受历史的审判，只是罪重罪轻的问题。
法律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如何诠释犯罪，有些罪名从利益角度来划分性质，这是我的理解。许多人一提到“罪犯”就联想到“坏人”，其实，判刑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而坏人不一定都判刑。
我可以这样理解，假如这次我实施防卫所刺伤的被害人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那么案件从定性上即使不按正当防卫认定，充其量也只能定个防卫过当。但由于存在侵害人的特殊社会背景，如果判十几年的刑罚可能都是一种奢望。法律是人定的，也是人执行的，这一点，不承认不行。
俗话说：人在难处，能处出真情。庄学义是我在号里相处的第一人。老庄进号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我把他的铺位安排到我的对铺。我在号里呆时间长了，我不主张打人欺负人。都被关起来了，在笼子里互相打斗，我感觉和低级动物差不多。就这么一块小小的空间，尽量处的和谐一些较好。但真遇到挑尖炸刺的，我也不会迁就他人。
上午开饭的时候，庄学义手里拿着窝窝头迟迟不吃。我看了他几眼，说：“怎么样？吃不下去了？”老庄捧着窝窝头眼泪落了下来，说：“长这么大第一次拿起窝窝头，也没想到为党工作了二十多年，今天会在这里啃窝窝头吃。”
我说：“人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谁天生就是犯人？谁也想象不到一生会遇到多大的麻烦，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终却落个蹲监坐牢，或砍头，或满门抄斩。吃吧，大哥，人一生可以不做官，但不能不吃饭。”
老庄勉强地吃了几口，就放下了。我知道这个现实和他的身份落差太大了，他一时还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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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老庄仍然是每顿仅吃几口就不吃了。我宽慰他：“你捧起窝窝头的时候，就想一想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前辈和八年抗战的生活，相比之下，现在不就强多了吗？再说了，平时党不也希望你们深入基层，到最艰苦的地方多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吗？”
老庄笑了：“你小子，按你说的话，我还是一个不合格的人呢！”
劝规劝，我也深感这种生活给老庄承受的委屈太大了。看守员中有个叫王玉琦的，三天值一个班，每天晚上没事儿的时候，都进来跟老庄和我唠嗑儿。有一天他问：“怎么样，老庄，窝头能不能吃下去？”老庄听后笑了：“不吃也没办法啊。”
我说：“他每顿只吃几口就不吃了！”
王管教说：“那怎么整，这几天地委不少人来给送吃的，看守所不敢收，上面有话，不让你接见，不让你送吃的。”
我一听忙插话：“王管教，不行那么的吧，你三天一个班，我让我弟弟多送点儿东西，你给拿进来就行。”
王管教说也行，必要的情况下，他去取也行。就这样，我和老庄建立起了一个便道，我们俩开始在一起吃饭。有的时候，王管教自己也给拿吃的。
有段时间，王管教有十多天没上班，后来回来说去衡水市了，他爱人已调回衡水市上班，他也想调回去。这次回去通过关系和市公安局领导谈了调转事宜，对方同意他调入公安局，但条件是能带几米木头过去。老庄听后说：“我给写个条儿，你到图强找现任局长去，他会帮助你的。”
王管教拿着条儿去了一趟图强。回来说受到了热情款待，给批了二十米木材，又帮找的车皮，总之，对于这个卸职的庄局长非常感激。
不久，王管教调到了衡水市公安局，听说给了一个派出所指导员的位置。
在和老庄相处的日子里，他介绍自己，从工人、车队队长一步步走上林业局局长位置的过程，交谈中，有他的体会，有感悟，有经验。我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一段时间，我简直着了迷。虽然仅是一名正处级干部，但我感觉到47岁的老庄是那么的高大。我有一种把他身上积累的知识、经验不吸干不罢休的欲望。他所交流的是他近半生的经验，而我却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或是几十分钟，清晰地输入了我的大脑里，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想如果我二十七岁或三十七岁，会比他四十七岁做的还要好，最低我起步的经验是他四十七岁的经验。
老庄临要开庭的那几天，告诉我，也许开完庭就能直接下判决，因为是全国电视直播审判，这场大火震惊世界。如果他出去，不一定来看我，定他有罪的话，他安顿一下家里，就得到北京去打这场官司，讨个公正。但是我的官司打赢的话，有一天如果听说他在什么地方，可以去找他。我说行。后来，我释放后，听说老庄和他的老上级原林管局局长邱兴亚，在海南省成立了一个林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老庄是副总裁，每个人都发展到了上亿的身价。他曾回东北过，在列车的卧铺车厢里，遇到过看守所的指导员郭姨，曾打听过我的情况。老庄委托郭姨，如果到监狱送犯人见到我，转告一声，出去后，让我到海南找他。这都是后话了，但我一直没有去。
老庄曾说，如果给我创造个发展的平台，是有很大前途的。这一点我也很有自信。
自从老庄走后，我心里有一种空虚感。心情烦躁，在号里时常摔东西，看守员说几句，就顶着他干。心烦意乱的另一个因素是我很惦记玉玲，和我结婚八天，就让她独守空房，而如今又怀着孩子，在这个时候，本应是两个人在期待中，共享快乐的时候，软弱的女人能挺得住了，况且玉玲身体还不是很好。为什么跟我的女人苍天会这么不公平地对待她呢？
我从小到大不相信迷信。家里曾找过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卦，说我一生有牢狱之灾。有两次人生的大起大落，还说我是阎王爷堂前的茶童转世，难道我真的不宜结婚么？二十二岁，一生中刚刚开始，却两次涉上人命案，如此大灾大难，不把人折磨疯了才怪！我被戴了一个月的镣子，给卸下去了。
“宋振岭在哪个房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11房！”有一天，我正在睡觉，听到声音。
我躺在铺上没动。这时，走到号门前的高跟鞋声音停了下来。我往起挺挺身子看清了来人，她姓韩，叫韩冬，今年二十六、七岁，是区检察院监察科的，主要负责检查、监督看守所的执法工作。
“宋振岭，你坐起来！怎么的，韩姐和你说话，架子这么大啊！”
我有些不好意思。
我坐了起来。
韩冬说：“我听郭姨说你最近又打又闹的，闹心啊？”
“韩姐，我找你谈谈话呗！”我实际是开个玩笑，一名弱女子，你可不能单独提一个身背人命，且人高马大的人谈话的。
“今天不行，改天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宋振岭，韩姐知道你爱人快生小孩了，在里面闹心，韩姐也能理解你。但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刚才，我和郭姨商量了，你可以和你爱人通信，我给你邮，我不来的时候，你把信给郭姨也行。关于案子，我们也只能帮助你催办一下，争取早一天能结案。你看怎么样，宋振岭？”韩冬说。
我连忙说谢谢。
韩冬临走时还嘱咐，写信缺笔、纸找郭姨要，千万别闹。还告诉我,过两天来再提我谈话。这个女人说话干净利落，也挺直爽，让我很感动。我听说她的父亲是地区检察院检察长，刚刚退下来。
就这样，韩姐和郭姨成了我的通讯员，开始帮助邮信、收信。郭姨是公安局政委的爱人，在看守所任指导员。这一年看守所又开了小卖店。每个周末郭姨还负责给羁押的人犯卖货。我无论是否定货买货，韩姐一旦赶上，就问我想吃点什么，让郭姨给拿货，她给付钱。
她来看守所的时候，一进道子就先问我有什么事没有。有时，我说：“韩姐，我找你谈话。”他二话不说：“行！”转身就去取钥匙。我在心里佩服她，真是男人性格。如果今生我还能出去的话，一定认真交这位姐姐。
每次韩姐把我提出去，找一个房间，她都把门让个缝儿，她说不能关死，否则，让别人说三道四，接着她会到别的屋给我找烟和火，每次最少是找半盒烟卷。我们俩从案情逐渐地谈到我和我爱人，韩姐也向我谈她的家庭、生活和个人感情方面。韩姐给人的印象就是坦诚、直率，而且非常男人。我从心底越来越感到她是那样的可亲可敬。玉玲这个期间已经回到她母亲家里去准备生孩子了。她说我回信都是寄到区检察院韩姐那，而韩姐每次接到信，再忙，都会于当天到看守所递到我的手里。
号里的人都羡慕我，说韩姐对你真好，人是有感情的，经过相处，如果韩姐真的有几天不来的话，我还真的很想她
正文 第六章 难中有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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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3-10 17:05:27 本章字数:3773
时间在煎熬中慢慢地流失，孤独和寂寞时时在侵蚀着心灵。在痛苦中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临近元旦的时候，我才接到玉玲间断了两个月的音讯。她告诉我生了一个男孩儿，是早产，当时送到医院时，大夫给婴儿判了死刑，说生存的希望几乎是零。玉玲从床上爬起来，泪如雨注地跪在大夫面前，恳求大夫无论如何保住婴儿的生命，哪怕是选择母子只留一个的情况下，也要保全孩子。因为孩子的父亲为了保护她误伤人命，现在生死未卜，孩子是他唯一的骨肉，假如丈夫被判死刑，日后，也有个给上坟烧纸的人；如果被判重刑，晚年回来也能有个依靠。玉玲的哭述和不停地作揖磕头，打动了大夫，由此，在临产时采用第二方案，力保婴儿。就这样，在医院大夫的全力争取下，保住了孩子。但孩子刚出生，鼻子耳朵还没长齐，且心瓣没有打开，还患有肺炎。这也是一直没有给我来信的原因。因为直到12月份才刚刚出院，现在孩子的发育已经正常。外婆给孩子起名叫“铁蛋”，玉玲让外公给起个名，外公说还是让他爸爸给起吧。
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而在家族中每一代取一个字，以便经历几代后，能在家族中分辨出是哪一辈人。宋氏是一个大家族，从祖上承传至今，都是哥俩分支下来的。原本哥三个，丢了一股，严格地说，宋姓男女是不许联姻的。
初为人父，我的心里很兴奋，也很感激玉玲为保全婴儿之举，但痛苦的是把这份抚养孩子的担子交给了玉玲一人承担，当然也不能陪伴着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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