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张虎皮来吓唬一下那些吃吓唬人饭壮大起来的政客。此后他再到北京出差时特意带了当地几样土特产品去拜望了一下当年的老领导，老领导对他的接待很热情。听说他昔日的秘书当上了他曾经任职的法院的副院长，很是高兴，连称自己的这位秘书有进步。因为在他看来他昔日的下属虽然为人正派、忠厚，但却并非官场上的料子。忠厚、善良在与人交际时是个优点，但在政治场上却是一道伤痕。他并不知道正是自己半年前酒后随口的一声感慨造就了一位处级领导干部。自然周利民也不便将这一切说明，只是心存感激罢了。此后，周利民每到外出开会或办事路过北京总要下车去探望一下这位领导。而且因为探望这位领导的缘故而无意中做了一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功德之事。
在这位老领导家里，他认识了一位财政部的副部长，出生在塞北市，也算是周利民的老乡了。在老领导的餐桌上，陪同两位副部长喝酒时，周利民无意中谈到，他所在的中院办公经费紧张，法院职工住宿条件很差，他这个副院长仍然然居住六十年代建筑的在没有暖气平房内。那位在财政部里任副部长在酒后一时豪爽，便提出由财政资金给中院拨一部分款项用于改善法院职工居住条件。
正文 第五章、法官对死刑判决的分歧
周利民一听，心里大喜，不肯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便专门到财政部跑了几趟，希望那位副部长兑现酒桌上的承诺。为促成此事，让副财长批文办的爽快些，周利民拿自己的工资买了一箱茅台酒分给老领导一半，财政部副部长一半。那时，一瓶茅台酒的市价只有九元钱，远不像现在，价格高的让人乍舌。并且在老领导家里豪饮一通。老领导知道了他这位下属之所以分一半茅台酒送给爱喝酒的副部长的真实原因，便借着酒意替老部下激将道：“财神爷，你这家伙总不能说话不兑现，老摇锁头不开柜。上次答应的给利民他们法院拨一部分款解决职工住房困难，到现在也没有动静，你都快让利民破产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喝的这茅台酒都是他自个掏腰包买的，我的部下的品行我清楚，事情没着落，他这个人是不会让公家拿一分钱的。”
这位副部长听了这话大为感动，这个时代，自个儿花钱为职工谋利益的事几乎要绝迹了。不贪不占公家便宜就算好干部了，哪有再为职工的事让自个儿破财的？于是他让周利民第二日到财政部，大笔一挥，一百二十万的财政特批拨款划到了周利民所在的中院的账上。虽然周利民后来并没好意思让法院替他承担那箱茅台酒的钱，但也并非没有受益。因为从此以后周利民在法院威信大增，而且也证实了他在上头有人的传闻。以致他和法院的朱兆富关系并不融洽，但朱兆富也不敢过分给他小鞋穿，保持了一种相安无事的态势。周利民在中院分管民事审判和办公室的工作，与乔宝山没有工作上的直接上下级关系，但因为同属学院派，又都对朱兆富、白裕民等人的家天下作风不大满意，此外又同属于对金钱不十分酷爱之流辈，于是两人的关系走得很近。
这位副院长开导乔宝山说：“老弟，想开一些吧，其实院长在会上批评、反驳的是你，但矛头对准的却是我。他们大概认为我是你的后台。我不是也力主过把案件退回刑侦部门重审，要求侦查部门补充案件材料的意见么？在朱院长和你们那位白庭长来看，我一个分管民庭和办公室吃喝拉撒睡的副院长，对刑事案件发表意见，纯属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也真是属于赵本山的小品相声中所说的那种‘没事找抽型的’人物，你大概还不清楚，因为我提出把案件退回公安局这件事，朱院长和冯副检察长很恼火，又不便对我发威，就怂恿政法委书记陈秀美来教训我，找我谈话。什么培植个人势力，目无组织原则，『乱』『插』手与自己分工无干的工作等等，总之罪名一大堆。邓秀美在她的办公室教训我如同老娘教训儿子，而且满口四人帮时期江青老娘似的口吻和语言。说实在话，四人帮这伙人类历史上的专制逆流在组织上虽然覆灭了，但极左暴徒们无法无天的山大王思想意识却在中国扎下了根。我起初拿武若林案件卷宗里的许多疑点据理力争，试图想说服陈秀美。可是哪知这个老娘们是只管弄权枉法，不讲道理也不讲法条，压根就不听我对案卷案件的介绍，也不听我的辩解。说着说着，那个娘们儿对我拍起了桌子，把水杯盖子都震到了地上。并且斥责我目无组织原则，党『性』不强。我也火了，就顶撞她，脱口而出说：‘你拍桌子干什么？神气什么？难道你的意见就代表党？我看不能够。除了权利之外，你没有什么可值得神气的。莫非你的陶结路大队长主办的所有案子别人就怀疑不得？有问题也退不得么？那你让他来兼法院院长好了，那样公、检、法、政法委都成了你们一家的人，你们想抓谁杀谁判谁就更随意了。还要我们这些人作甚？’这老娘们儿气坏了，被我的话捅了心窝子，半天说不上一句话来。当时我倒是出了口气，但这老娘们仰仗郭书记那点余荫的庇护，专横惯了，简直把政法委系统当成了她们家的家天下，容不得别人的冒犯。她一定咽不下这口气，对我怀恨在心是肯定的。过不了多久，她就会给我送双小鞋穿的。或许我在法院呆不了多长时间了，说不定哪天会找个理由给我换个地方。”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公安、检察、法院本来是各司其职，各有分工，既有相互的配合协调，有要相互监督、制约，以保证法律实施的公允，廉洁、严明、准确。可是现在倒好，公检法三位一体，成了一台流水线机器，一个抓人，一个公诉，一个判决，一条龙作业。就拿武若林的这案子来说吧，我本以为，刑侦部门拿出手的那些漏洞百出的案卷材料连检察院的关口也过不去，可是谁想却是连闯三关顺利通过，堂而皇之地拿到了法庭上。居然还作为从重从快，办案迅速的典型受到市『政府』和政法委的表扬和嘉奖。人命关天的大事被视同儿戏，真是不可理喻。”乔宝山摇了摇头道。
“这又什么不可理解的？这就是人『性』。别人脖子上的刀口比不上自己手指上的一根『毛』刺。自己的生命重于泰山，他人的生命轻如草芥。这份德『性』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国粹。在封建时代的西方也不例外。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伏尔泰传》，那本书里记录了一段伏尔泰为冤假错案的受害人伸冤的故事。有意思的是，伏尔泰自身还是一个受到法国皇帝通缉的流亡分子，却替别人的冤案起了心。这本传记中有两个章节记录着伏尔泰为平反昭雪冤假错案而受到的阻挠。它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法官们对纠正冤假错案不大感兴趣的普遍心态有所帮助。你有空，应该把那本书从图书管里借来读一读。你不妨看看十九世纪封建王朝时期法国的法官的德行，再想想伏尔泰为什么受到法国人民的尊崇。然后联系一下我们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认真反思一下。当然，你还可以效仿伏尔泰，但在现实的中国政治体制下，牵一动百，牵一发而动全局，一损具损，一荣俱荣。我们想做伏尔泰的机会太多，但比伏尔泰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更要大得多。不单单需要有胆略、勇气和智慧，还需要等待时机成熟。目前我们法院里的一些人事以及行为准则和龌龊心态我不好直说，所以我劝你去读读那本书吧，或许会对你理解我们法院的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和丑恶心态有帮助的。”周副院长说。
“行，我一定会读一下那本书。还是说现实吧，武若林的案子怎么办？我总觉得那个案子办得不靠谱，很可能是个冤假错案。但是判处死刑已经被审判委员会通过，上报了高院。现在只能是寄希望于高院的发回重审了，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不得而知。周院长，人命关天，命悬我们法官的笔端，不得不慎重。我官轻人微，和高院几乎没有什么来往，您是不是把我们几个法官的不同意见和看法向上面阐述一下，请求上面慎重考虑我们的意见。”乔宝山说。
“我会考虑你的意见的，不过，能不能起作用就不好说了。很可能我向上面正常反映我们的不同意见又会被某些人说成是我和院党委离心离德，拉帮结派的又一罪证。那样，我离被赶出法院大门的日子就不太远了。我已经由于自己的一时失口捅了女书记的心尖子。那个案件主办人陶结路，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就在案件初审的前两天，这个家伙硬要请我到爱丽丝大酒店吃饭，我觉得自己与他没有什么工作来往，只是在陈秀美那里见过两次面，并不熟悉，所以就一再拒绝他的邀请。可是这家伙不死心，竟然跑到我的家里来软磨硬泡，纠缠不休，非要请我喝酒。我实在推脱不过，就去了。在吃饭、喝酒闲聊时，那家伙大谈他破案生涯上的丰功伟绩以及他和陈书记的特殊关系。也许是酒喝多了吧，这家伙说话变越来越无耻下流，大谈起了女人以及他的男『性』魅力。后来竟然扯出了陈秀美。说陈秀美是如何的喜爱她，离不开他。见我对他和陈秀美的特殊暧昧关系将信将疑，他竟然拿陈秀美的*和隐私部部位的的一些记号特征来佐证他绝无虚言，真是荒唐、无聊之极。我不想再和他胡扯下去了，但那家伙缠住我不让我离开，说是还有更精彩的节目要招待我。死拉硬缠把我揪扯到了一家宾馆里，那房间里有三四个年轻漂亮穿着十分『裸』『露』的女子，那家伙要我任意挑选其中一个在宾馆房间里过夜，我反感极了。趁他和另一个女孩子搂抱在一起调笑时逃出了那家宾馆。由此我想，由这种东西侦办的的案件，它的可靠『性』、严肃『性』不会高的。这也是我在审判委员会通过案件的判决时否定它的一个理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案件中诸多的疑点。陈秀美因此训斥我，让我窝火不已。联想到那天陶结路和我说过的那些无耻的话，我就脱口而出讥讽了那个女人。这也怪我，不该扯出和案件没有关系的个人隐私话题。往好处想，或许陈秀美和陶结路只是工作关系，是陶结路拉大旗作虎皮喝多了酒胡咧咧。我不该信以为真，贸然端在桌面来说。但说出去的话如同覆水难收，更何况这等敏感的话题，陈大人不会不在意的，也只有等着让陈秀美借题发挥收拾我了。”
正文 第六章、赶走副院长周利民
“周院长，如果难度较大，那就算了吧，不要让这件事成为邓秀美等人整你的把柄，影响了你的前程。”乔宝山不安地道。
“我个人的前程比起一个人的生命来微不足道，这并不是我担心的。我担心的是我的话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起作用，还会加快武若林的死亡。不是有个伟人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么？我不知道敌人反对吃屎，我们是不是就要坚决吃屎。但对于咱们那位朱院长执法观念和行事原则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虽然是个『共产』党员，但崇尚的是二十年代的蒋委员长那一套东西，宁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极左路线和蒋介石那一套东西在精神实质上是异工同曲。八三年那会儿，我在刑庭当刑审法官，他当刑庭庭长。那会儿你刚到刑庭工作。那一年刑庭重判的犯罪嫌疑人有一千多名，有死刑的，有无期的，有死缓的。而许多被重判死刑、死缓、或是无期徒刑的人，为得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按常规法律连追究刑事责任都不够。当时我就极力提出反对意见。但结果又怎么样呢？由我保下来的人头半个也没有，有个十七岁的孩子，只是看了一下女澡堂子女人洗澡，就被从重从快杀掉了。那是人命和鲜血啊！都是养生之家，谁没有儿女，一个年轻的生命就因为窥视了一下女人的身体就丢掉了。我坚决反对杀这个青年，力图保住他的生命，但没有成功。听到审判委通过了死刑判决，我当时的眼泪都下来了。会下，朱庭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力保一个流氓？为什么要为一个罪犯的死刑而流泪？是不是和那个流氓的家人有什么关系？我该怎么回答呢？我只好说，我们都是同类，他还是个孩子，抓他的时候离满十八岁还差一个月，入狱后移交法庭审判时才刚满十八岁。而且罪不当死啊，充其量也只是个错误，怎么能够——我想不通。但是朱庭长却说，他也不想杀人，但这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从重从快、从严，这是政治形势下的任务，不如此就完不成上面布置的任务指标。而且对敌人心慈手软就是姑息养『j』，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种小流氓，现在看女澡堂子里女人洗澡的『裸』体，到以后必然会发展为『妇』女，所以枪毙了是防患于未然。你听听这叫什么逻辑？纯粹是封建统治和四人帮无线上纲、莫须有的那套逻辑。那一次，刑庭因为超计划完成重判指标而由朱庭长荣升为朱副院长。说起来我也算是朱庭长荣升的受益者，在那一年被提拔为副庭长。直至现在我都为自己的那次稀里糊涂的提升而惭愧。我想大概是怕我揭出血腥的内幕而对我进行的的一种抚慰吧。如此来看，我也是那次严打运动的受益者，我没有权利说三道四。可是那个孩子的鲜血，还有许多罪不当死的人的鲜血给我留下的隐痛和心理阴影到如今都没有消散。我因此也将所谓法律的神圣看淡了。这个世界上任何神圣的东西也是由人来纵的。没有神圣的人就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只有标榜的神圣。我的话扯远了，这种话按组织原则我是不该对你讲的。但是，我预感到我呆在法院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得罪了陈秀美和朱兆富我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劝你也小心一些，不要感情用事。”
“怎么会这样呢？法院也不是他朱兆富、陈秀美的家天下。再说，如果真有事实证明武若林的案子是冤案，我想陈秀美和朱院长也不可能执『迷』不悟的。”
“怎么不会呢？别看你只比我小五岁，但在政治上你还很幼稚。官官相护，彼此照应的潜规则在缺乏民主监督，至上而下靠任命制维系权力的官场上永远不会绝迹。不信我们就看一看，武若林事件很可能就是把我赶出法院大门的一根导火索。”周副院长说。
正文 第七章、法院的欢送会
果然，周副院长的话不幸被言中了。
在武若林案件上报高院等待批复的那段时间里，周副院长接到了一纸调令，免去中院副院长职务，改任市宗教局局长的职务。
欢送周副院长离开法院的欢送会开得极为隆重，全院所有干部职工都参加了欢送大会，在回欢送大会的当天下午又举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欢送酒宴。中院副科级以上干部几乎都参加了那个规模宏大的欢送晚宴。但那个规模浩大的欢送晚宴与其说是个欢送宴会还不如说是个示威的宴会。它是法院院长朱兆富向全院的中层干部的一次示威。它似乎在说：看到了吧，不听我朱兆富的，敢和我朱兆富分庭抗礼者，周利民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
在那天晚上的欢送酒会上，朱兆富频频向周利民敬酒并祝词，祝贺周利民由副转正，荣任宗教局正局长。并且亲切地谆谆教导自己昔日的副手说：“利民啊，祝贺你荣升正局级干部的行列，党的宗教工作很重要，把这样重要交给你，这是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在宗教界的佛教中提倡慈悲为怀。你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在法院的审判工作中主张可判可不判就不判，可杀可不杀就不杀，而且反对从重从快从严的一些审判原则。从八三年的严打时我们就开始有分歧，但我执行的是上级的路线。我们从事法律工作的同志就要紧跟形势，服从党的领导。此外，法不容情。你说是不是？我多次批评过你的温情主义，希望你提高认识，忠言逆耳利于行。可你年轻气盛，总以为我压着你，其实我这是对年轻同志的关心啊！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从今以后你可以独当一面自己说了算，再也不用听我这个老家伙烦人的唠叨了。来，利民，祝贺你的荣升，我敬你一杯。”
在奚落完了周利民后，朱兆富还没有忘记敲打乔宝山。又用亲切的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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