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的，惨不忍睹。就如周利民与他在私下谈话中提到的八三年严打斗争时的一些内幕：一个姓王的女孩儿因为和多名男子发生过『性』关系而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在法庭上她为自己申辩说：“和我发生『性』关系的男人虽然有多名，但我们不是同时发生关系的，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既不是『乱』，也不是卖，我们是因为相互喜欢，相互生理需要。而且我们并没有危害、扰『乱』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我们自已的身体，自己的意愿和情感，凭什么不能自主？现在西方社会早已经『性』自由、开放了，我只不过是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凭什么判我死刑？我没有罪。我一万个不服，到了阴曹地府我变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再些草菅人命伪善透顶的狗官。”
这个女孩儿当场就被拉出了法庭，连上诉的机会都没有給她，十天后就被枪决了。
这个女孩儿被判处死刑还不算最荒唐的判决。
有一个男青年为自己的女友拍了几张『裸』体照片，男的被判处了死刑，女的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个小伙子和人打赌，亲了一个过路的女孩，被判处了死刑。
陶结路没穿警服在电影院门口的停车棚前见到一个年轻人在车棚里转悠，陶结路喊那个人“站住”那人没有听从。陶警官就上前拦住那人搜身，发现那人身上带着一把螺丝刀，就认定那人是偷车贼，要扭送派出所，在争执中那个年轻人用螺丝刀划破了陶结路的胳膊。结果是陶结路被誉为和歹徒英勇搏斗的好警察，受到表彰、嘉奖，而那个年轻人被定为反革命，判刑枪毙。
也是这个陶结路，夜里带着两个弟兄去抓赌却无意中发现那家彻夜亮着灯。疑是赌博的人家里有十几个男男女在一起跳舞。房主是个年轻『妇』女，叫冯燕，是个年轻漂亮的寡『妇』。在盘问这些人的时候，那个房主斥责陶结路夜闯民宅，侵犯人权，和陶结路吵了起来。结果被陶结路等人带回公安局询问，询问的结果是挖出了一个所谓的流亡团伙，成员有三百多人。流氓的罪证仅限于跳舞，至于男女『乱』只有口供没有实证。首犯冯燕被判处死刑，其他人员被抓审的三百多，判死缓的两名，无期徒刑的两名，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二十三名。判死刑和死缓、无期徒刑的人是因为据口供这几个男人都和冯燕发生过『性』关系。量刑轻重不同的依据是，三次行关『性』系，死刑。两次以上，死缓。两次，无期徒刑。一次，十五年以上。仅仅是跳舞舞伴关系，多次聚集，五年以上。但那些被判处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的所谓罪犯没有一个承认和冯燕发生过『性』关系，只是凭冯燕的一面之词的口供，而且即使是这一面之词在法庭上也出现了翻供。当冯燕在法庭上翻供否认这些人和他发生过『性』关系时，法庭审判员问：“既然你没有和这些人发生过『性』关系，为什么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会供认呢？”
冯燕的回答让人料想不到：“法官，如果你现在落在陶警官的手里，他就是让你承认你和你的母亲与女儿发生过『性』关系，我想你也一定会承认。因为陶警官有的是让你认罪的手段，红岩小说里白公馆、渣滓洞的狱警对付『共产』党员的那套东西陶警官都会哩，我一个『妇』道人家又不是江姐，他要我瞎说，胡咬，我怎么能不瞎说呢？不信你试一试。”
法庭一片哗然。但这并没有影响法庭对冯燕的判决，反而以侮辱法官而罪加一等，加速了自己死亡的进程。
陶结路因此案的大功加上与反革命盗窃犯偷车贼的英勇的奋不顾身的表现而由一个普通治安民警被提升为刑警队的副队长。
一个农民家里的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孩，由于爷爷『奶』『奶』看管。父母双双到地里干活去了。可是这个由爷爷『奶』『奶』照看的小孩由于爷爷『奶』『奶』照看的疏忽而被家里养得一只猪给咬死了。全家人悲痛欲绝，儿媳更是悲愤交加，她状告派出所，责怪公婆照料不当。正赶上了严打凑上级布置的任务指标，结果是公婆双双被抓，判处一个死刑，一个死缓。儿子因为妻子的多事害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而愤怒不已，和妻子离了婚。这真可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一个工人偷窥了两次女厕所，被人发现抓了个现行，被判处死刑。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谈恋爱，多次发生过『性』关系，后来那个男的和女的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反目，男方提出和女的断绝恋爱关系。女方不干，就控告男方*了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男方觉得冤枉，就上诉，在上诉期间赶上了严打，那个男人被判处死刑，丢了脑袋。
一个叫幕永顺的人，将单位一部就电话机拿回家用了，被行政拘留十五天，在严打中一事重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一个叫郝伟军的工人，偷了单位一盒价值十元的电焊条，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一对男女青年在公园里谈恋爱，在亲嘴时被联防队抓获，带女双双被带回了联防队，女方出于不好意思，撒谎说是男方强迫她和自己亲嘴。调戏她。结果男的在联防队的一顿“肉体疼痛教育”的帮助下，承认了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一个捡了了五元钱的一个皮夹没有上交，被同事揭发附会成五百元钱，被抓进了看守所，赶上严打，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一个因罪入狱被判十年徒刑，已经在监狱里服刑四年，在严打中，重新被改判成死刑，枪毙了。
严打运动发生在八三年，那时乔宝山进入法院刑庭工作还不到一年，没有资格参与严打审判工作，因此对严打运动的具体内幕并不知情，也无权接触那些严打案卷。对于八三年的那场严打运动的功与过，乔宝山作为一个小人物，基层法官，他没有理由议论、评说，也不愿意评论。那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他宁愿相信其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而对于中基层的警官、法官们在严打时期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那些草菅人命滥施刑罚的作为他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
那是在九年以后，他成为刑庭的副庭长，在主审一起报复杀人案时，了解到那个杀害一位已婚『妇』女的罪犯在八三年严打中就被判处过八年的有期徒刑，被害『妇』女的死因和八三年的那个案件有关联。由于新的案件审理扯到了过去的旧案，出于新案件审理的需要，经领导批准，他从档案室调阅了八三年严打时期的一些案卷。这才接触了解了八三年的所谓严打的一些内幕和案犯的卷宗。
正文 第十章、因为亲嘴而死了两个人
而那个报复杀人犯杀人的理由非常简单：据案犯申辩，八年前他在公园里和他的女朋友亲嘴、相互抚『摸』多方的身体，是女朋友先挑逗他的，她还把自己的手主动伸进了自己的裤裆握住了他的生殖器。这就说明不是他调戏女的，而是双方自愿的。可是进了联防队，女的却说她是被迫遭到调戏的。为此他被判处了八年徒刑，在监狱里他就想着出来后一定要报复这个女人。所以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把菜刀去找他过去的女友。罪犯对他杀害前女友没有任何悔罪的意念，他还声称，唯一让他后悔的就是没有查清那位因为一点小事就判处他八年徒刑的法庭审判长。如果找到这个人，他也一定会报复，杀死他。这位凶犯怎么也不会想到，此刻决定他的生死命运的中院院长朱兆富正是他要寻衅报复的另一个仇家。而且他再也没有机会报复朱兆福了，朱兆富的笔在判决书上轻轻地画上一个红叉，他的生命就永远结束了。
而被害人的家属则说死者之所以诬陷男友也是出于不得已，联防队把他们二人带回联防队后就分开来看管并做了询问，几个联防队员还调戏了她。不仅如此还迫她供述是男友强行调戏猥亵她，否则就不放她出去，还要定她流氓罪。迫于无奈，她才做出了男友强行猥亵、调戏的口供。但她万万也没有想到事态会那样的严重，更没有想到男友会为此而接受八年的有期徒刑。在男友被判刑后，她心里一直非常后悔，觉得对不起前男友。甚至主动找过公安机关和法院，说明当时事实的真相，想替男友承担责任。但是法官和警官们劝她闭嘴，否则连她自个也保不住，甭说是保男友出狱了。男友入狱后，那个女孩儿心里十分内疚，曾对家人讲述过这件事。家人也劝她再不要旧事重提声张这件事了。否则，事情宣扬出去，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将来出嫁都是困难。谁想到八年后又酿成了一桩新的血案。
那个报复杀人犯在乔宝山手上被判处了死刑。一个杀人后毫无悔罪表现且扬言给他机会的话他会连那个曾经判他八年徒刑的审判长也一起杀掉。这样一个罪犯怎能不被判处死刑呢？但乔宝山为此事，心里沉重的如同压了铅块。他想，与其说是那个报复杀人犯制造了一桩血案，还不如说是联防队和法官们共同酿成了这桩血案。但那些枉法办案的警官、法官、检察官们却没事人一样坐在审判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此承担责任。哪怕是对那个曾经被冤枉的人真诚地说一句内疚的“对不起”，这样的一件小事也没人会去做。这个曾经的受害者这回被枪毙是罪有应得，但是，如果没有八年前警官、检察官和法官们共同制造的冤案，他会在八年后因杀人报复么被枪决么？一个冤案过后十有八九会产生新的犯罪，冤案酿成的痛苦在人的心底就如发酵的酒曲，时间越长，仇恨也愈烈。复仇，伸冤，报仇雪恨，酿成新的罪案，是刑事犯罪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后再供新的警官、法官、检察官们来审理。检察官、法官、警官们永远也不会失业，而且法官、警官、检察官们永远有理！连一句扪心自问之后抱歉的话也不会去说。可是，这法制的悲哀对谁去说？又有谁会认认真真的听取呢？
乔宝山想到了良知和做人的良心。难道朱兆富等人在那个报复杀人犯的死刑判决书上划下红『色』的血叉时良心就没有受到谴责和震动么？但是良心这东西是个最不可靠的玩意儿。一旦良心发现，为了避免自责而使自己难过、难堪，从而损坏睡眠状况和自身身体，良心的自我保护机制就开始启动，要么找理由、借口推脱责任，要么自欺欺人，要么让良知沉睡不醒，装糊涂——可见良心是一种靠不住的东西。
难怪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伍秋月一文中曾激愤地道：“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故能诛除蠹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谓虐。”对于蒲松龄的这番过分偏激的言论。乔宝山并不苟同，因为他也属于公役之列。但是一个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人间正道的伟大作家为什么会说出如此激愤的言辞来呢？俗语道，一块臭肉毁掉满锅汤，一粒老鼠屎毁掉一桌菜，一些酷吏贪官们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而没有有专门惩治、责罚这些硕鼠们的专门立法，致使酷吏们不法横行肆无忌惮而老百姓又无可奈何，大概是作家激愤的根本原因吧。
乔宝山想，如果没有一完整的专门惩处枉法者、制造冤假错案者的法规、法律并能够切实有效地加以实行；如果没有惩治司法犯罪的专门机关，如果没有人民对法律机关和执法者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如果不让那些制造冤魂枉狱的警官、检察官，法官和『政府』、国家机关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并付出沉重代价；司法的腐败，冤狱的猖獗盛行将是永远的。而依靠司法部门、机关自律，自我查办、惩处就如同让一个人自己打自己耳光，只是一种三流演员、三流作家编撰的电视剧与小说中的滑稽表演与自欺欺人的歌功颂德，当不得真。
正文 十一章、法官和检察官的友谊
在周利民调到宗教局工作不到一个月后，高院驳回了武若林的上诉，维持了中院的原判。送达高院复审判决并再次宣布对武若林处以死刑判决的任务落到了乔宝山身上。接受了这个任务，乔宝山心里觉得很是别扭。陡然间对高院的这份判决产生了一种逆反的心理。如果武若林真是一个证据确凿的杀人罪犯，乔宝山绝不同情。如果他没有亲自参与案件的审理，对案件的情况不甚了了，也不会对高院的批复产生反感。问题是乔宝山亲自参与了案件的审理，明知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裁决显得很不慎重。武若林案件的刑侦卷宗他研究分析过无数遍，发现了这个案子定罪的依据存在许疑点，不把这些疑点消除或是解释清楚，就草草结论，定罪杀人，这不是对生命的负责，也不是对法律的负责。相反，给人一种草菅人命的感觉。另外，除了案件的诸多的疑点之外，他对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案件的主办人陶结路这个人有一种极强烈的不信任。除了对这个人的工作能力、作风怀疑之外，更重要的是对这个人的人品极大地恶感。他总感到陶结路这个人人品低劣，心术不正，居心险恶，人格龌龊。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能秉公执法，办出什么像样子案件来。他对陶结路的这种看法这也许是一种先入之见。和他调阅过陶结路八三年侦办的案件卷宗不无关系，虽然这种先入之见不见得正确。但也不能不引起乔宝山对陶结路所侦办的案件的警觉和疑虑。此外，他对陶结路这个人的不信任还有更深一个层次的现实原因。
在没有接受武若林案件之前，他就和这个人有所接触。
那是在一年前，乔宝山在他的一个叫诸建州的朋友家里认识了陶结路。
诸建州在市检察院控申科里工作，任科员。是乔宝山结识多年的一个朋友。这个人为人忠厚，颇有文采，曾经写过不少小说和杂文发表在市文联的刊物上。乔宝山也属于文学业余爱好者，周围有不少文友，他和诸建州的工作单位仅有一墙之隔，但交朋友却是以文会友，志趣相投的结果。“六、四事件”那会儿，诸建州已经是一个副科级检察院，只因嘴上缺少站岗的卫兵，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同事告密，因此而受到牵连，『共产』党员的预备期被取消，并且从此不再被检察院重用。到检察院工作十多年多了，却仍然是个白头科员，而比他晚进检察院，资历浅、学历低，能力逊『色』的许多检察官都得到了提升或重用，而他一直呆在控申科做他的主任科员。为此诸建州有些想不开，意志消沉，郁郁不得志，由此借酒浇愁染上了贪杯的『毛』病。他和乔宝山认识近十年，私人关系相处的不错，来往比较密切。除了逢年过节地走动互致问候外，平时也喜欢在闲时坐在一起里聊聊天，兴致来了也在一起对饮几杯。诸建州是借酒浇愁发泄郁闷，几杯酒下肚就谈起了想辞职到农村包一片土地种种的话题，还文拽拽地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结庐在人间，却无车马闻，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很是钦佩陶渊明的淡泊名利，洁身自好，不为五斗米折腰。乔宝山心里知道，诸建州并不是真的想学陶渊明过田园隐居生活，也并非真的淡泊名利，而是吃不到葡萄聊以自蔚，为自己仕途失意落寞而自我抚慰，是自欺欺人的酒话。
乔宝山或笑而不答，或者说两句赞同迎合的话。偶尔也吊吊书袋子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积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爱，君死又随人去了。人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女谁见了？”他知道曹雪芹老先生的这个看透世事的《好了歌》不仅是他们二人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世人的普遍心态。乔宝山有时劝诸建州不要沉湎于杯中物，少喝些酒。诸建州便拿陶渊明来自喻，读书不求甚解，喝酒每饮必醉。乔宝山心里暗想，陶渊明弃官回乡务农究竟是一时的激愤所为呢？还是他真的自愿选择了一种清贫的生活？悠然归悠然，但饿着肚子到处蹭酒喝也有失读书人的尊严。五柳先生每饮必醉也许也是一种借酒浇愁吧？悠然见南山，不闻车马声，陶先生相必也寂寞吧。人是一种群居的社会动物，离开社会，索然独居的日子想必也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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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诸建州也谈论起检察院内部的一些黑暗的内幕。一切向钱看的风『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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