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６年的年终
分配，一定不准少于１９６５年的数字，否则，就是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你“一定不准”也罢，杀无赦也罢，反正就那么点钱。但农村干部对执行这一类指示也
早有经验，找了一些高明的人拨拉算盘，改变了一些统计、计算百分比、计算劳动日平均值
的办法，最后三算两算，１９６６年的分配比１９６５年果然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但老爹只分到了８０块钱，头一年是１１０块，究竟是８０块钱多还是１１０块钱多
呢？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使穆敏老爹感到困惑，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夜晚共同在热炕头上搓
棒子粒的时候，闲谈到了这个事情。阿依穆罕大娘照例做了一个特有的鬼脸，咕哝道：
“硬说分８０块钱比分１１０块钱多，骗三岁的孩子去！”
穆敏老爹笑眯眯地劝慰老太婆：“不要这样说嘛，请您不要这样说！”接着，他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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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怪的“相对论”的事例。
他说：“从前有一个小孩去买骆驼，他问骆驼贩子：‘一峰骆驼多少钱啊？’回答是
‘２０块钱。’‘大大’，‘大大’，我们买一峰骆驼吧，只要花２０块钱，’他对他爸爸
说。‘不，太贵了，我们不买，’他爸爸说。第二年，骆驼贩子又拉着骆驼经过他们家门
口，‘好孩子，去问问卖骆驼的大哥，一峰骆驼要多少钱，’孩子问了，生着气跑回来，
‘大大，大大，大哥说一峰骆驼要１００块钱。’‘呵，真便宜呀，快叫住卖骆驼的大哥，
我要买一峰骆驼。’‘大大，大大，去年一峰骆驼要２０块钱，您说是太贵了。今年呢，１
００块钱了，您却说真便宜，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问。孩子的父亲捋着胡须回答说：
‘噢，我的亲爱的好孩子，去年我没有钱，２０块钱也是太多了。今年我有了钱，１００块
钱也算不了什么。你明白了吗？’”穆敏老爹讲完这个故事，得意地看看老太婆，又看看
我，似乎在测验我们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阿依穆罕大娘好像没有听进去，她务实地叨念着：“你的棉衣要买新的了，我的皮靴也
坏了，我们说好明年要盖房，打馕的土炉老是掉土，也该换新的了……劳动了一年只有８０
块钱……”
我一下子摸不透老爹的相对论故事与我们生产队贯彻上级提高分配的美好指示之间的逻
辑关系，但我隐隐直觉地品出来一点味儿，一点无可奈何的却又是宽容豁达的幽默感。我不
由得笑了。
我的笑声似乎证明了老爹讲了半天并非对牛弹琴，他满意地唤着我的名字，哈哈地笑了。
当然，这样“提高”了的年终分配，也就不大能够提供购买晶体管收音机的刺激。老爹
似乎忘记了夏天购买这种收音机的钢铁决心。我想，老爹的买骆驼的故事，同样也可以有助
于说明这种决心的难以算数吧，是不是呢？
半导体的魅力的丧失恐怕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从这年秋天，半导体收音机在伊犁地区
就大量销售了。我们的公社的每个大队和每个生产队，都买了半导体收音机。我们队买的是
真正上海产的美多牌的。物以稀为贵，一多，一普及，也就不神秘，不那么吸引人了。再说
队里的收音机无人爱护，你也听我也拧，从早到晚响个不住，有时队部的人都走光了，队部
的门锁住了，窗户也关严了，但收音机仍在屋里嗡着、响着、说着、唱着。唱也不唱帕夏衣
仙的迷人的歌曲了，而是唱令维吾尔人莫名其妙地啊……啊……——京剧样板戏和语录歌。
电池用完了，没人及时给换，或虽想换却一时找不到现钱去买电池，于是把音量拧到最大，
电压不够的喇叭仍不能正常工作，发出一种破锣似的噪音。有时不知道从哪里搜出一节电
池，于是某个懂技术的热心人掀开收音机后盖，只换一节，另外三节照旧用。不久，废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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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了汤，把机件腐蚀坏了，天线拉杆也先是拔脱，紧接着便丢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尘土、
油泥、汗污更是粘满了美多牌收音机的里里外外。这样，神奇的、清洁美丽发光的，精密细
腻的收音机的形象一落千丈。如果说夏天我那位记者朋友昙花一现地带来的收音机像是天
使，那么，我们队的这个收音机就像是陷入泥坑的娼妓了，穆敏老爹怎么还可能念念不忘情
于彼呢？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的生活，辛劳、质朴的快
乐与单纯的梦？反正不论“史无前例”也好，“横扫一切”也好，“一天等于二十年”也
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也好，老爹和大娘总是一样地辛劳终日，克己守法，苦中
求乐。春天，老爹砍了一株死桃树，一株长疯了的苹果树，搭上几根树枝树杈、秫秸和向日
葵秆，总算在我们的小土房门前搭起了一个夏日茶棚。老妈妈便在这茶棚下砌起了土炕，修
起了炉灶。砌灶改灶不但是老妈妈的一项任务，似乎也是她的一大乐趣，每年她都要拆这个
灶，砌那个灶，垒这个烟囱，通那个火道。每个灶都砌得方方正正，见棱见角，而且是灶大
腿小，有一种特殊的苗条秀气之感，说不定这种炉灶的长宽比例暗合什么维纳斯的法则或者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呢。
别看茶棚简陋，自从有了它，我们便尽可能地在室外喝茶、吃饭、谈心、夜话。从三月
初雪还没有化尽，到十月底清晨已经见了冰碴，我们都在室外活动，夏天，更是直到深夜也
舍不得进屋。小小的院落，小小的果园，小小的关也关不紧的屋门，仍然是充满了生活的温
馨和生动。连小小的麻雀也喜欢停留在茶棚的枝杈上，或是干脆降落到离盘腿喝茶的我们不
远的地面上，吱吱喳喳，一跳一跳地走路。而成双的燕子，经常款款地在茶棚上下飞翔，呢
喃絮语。夏日，当把路边明渠的水引入小园内的毛渠去浇老妈妈栽种的少许辣椒、西红柿和
茄子的时候，潺潺的水声更给我们这蓬松的茶棚增添以新的生趣。
搭起茶棚是房东二老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第一步。第二步，他们的计划是拆掉我曾住过
的那间面积约四平方米的小库房，用这些材料，再加一部分木材和土坯，把我们现在一起住
的这间大约有１２平方米的正房再接出一间来，这样，就有里外间了，达到了一般水平。城
乡的维吾尔人，一般都至少有两间房，平常吃饭、睡觉、活动在外屋，里屋布置得尽可能整
齐、高级一点，专门用于待客。
这样，房东二老便奋斗了两年。夏天，冬天，每天下工以后老爹都挖土和泥脱土坯，一
直干到夜幕降临，满天繁星。当老爹“加班”的时候大娘也不闲着，她把冬季烧煤剩下的煤
末子与黄土与牛粪掺和在一起，一团一团地抓起来，拽在院墙与牲口圈墙上，生人乍一进
来，还以为满墙都贴着大坨的狗皮膏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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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就更紧张了，新疆、特别是北疆的冬天是漫长的，在秋天要做好人畜过冬的全部准
备。队里的生产也正是大忙季节。下工以后，还要去捆秫秸、打草，用毛驴驮回来，还要抓
紧拉运麦草、麦尾子（碎麦草和谷壳，是很好的饲料），卸过冬取暖用的煤炭，收拾门窗，
在门窗缝隙处钉上碎毡子以阻挡冬日或有的零下三四十度的寒风。
不论出现了怎样的“史无前例”的混乱，老爹的辛劳并没有放松过一丝一毫。他常常愤
慨于社员劳动态度的稀松与对集体利益的漠不关心，他有时候悲哀地叹息：“不是大家都明
白吗？如果都好好干不就都好吗？为什么你看着我、我盯着你，谁也不好好干呢？”他的这
种劳动态度和对生产队的责任感使我非常感动。“穆敏老爹真是一个好人、好社员、好穆斯
林啊！”我常常与队外的一些人这样说。但是我的评价并不总是能够得到首肯。有一次在我
称赞穆敏老爹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麦德尖锐地反驳说：“我就不喜欢穆敏老爹，我们许多
人不喜欢他。他太积极，他不懂得‘护民’。”“护民”这个词儿出自穆罕默德·阿麦德之
口使我震惊，也使我迷惑。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护民”这个词，是在去新疆之前，１９６２
年一次到京郊房山县陈家台去的时候，一个农村小姑娘批评他们大队的一位老军属模范“不
护民”。谁想得到在地区、民族、性别、年龄完全不同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口中又出现了这
个词的维吾尔语说法呢？我想起老爹干活不叫歇和拆掉前科长的非法占地的墙角来了。难道
这就叫作不“护民”吗？我不禁为穆敏老爹悲哀，捎带着也为穆罕默德·阿麦德悲哀，更为
许多许多牵扯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情悲哀了。
在这几年的无休止的辛劳和仍然常常是快乐的岁月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房东二老似乎
老得很快，当后接的八平方米大的里间屋终于在１９６８年夏末用又细又弯的椽子和被虫蛀
了的未曾刨平的薄板子架起了屋顶的时候，老爹和老妈妈已经与我１９６５年初到他们家相
比判若两人了。老爹病过一次，眼睛深陷而两颊瘦削。他向队里提出：辞去水利委员的职
务，他老了，没有精力去抓昼夜三班浇水了。老妈妈呢，她的头发和牙齿都有新的脱落，做
事也常常丢三落四了。第二个明显的变化是老爹的宗教生活逐渐加强了。１９６５年的封斋
月，他们并没有封斋，而且我也很少见到他做乃玛孜（每天的例行五次祈祷），等到１９６
８年，封斋与一天五次祈祷已经是一丝不苟了。由于我们已做到情如一家，无话不谈，我问
过他这方面的变化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自觉体力不支，又生了一次病，愈来愈应该想想身后
的彼岸的事了。
封斋期间，人们宰牛宰羊，无牛羊可宰的也要买一些肉。老爹和大娘每天白天不吃任何
东西，连口水也不咽。天黑以后，吃一顿饭。由于饿了一天，骤然大啖会伤身体，所以一般
是先喝一点清茶，吃一块小馕，垫补垫补，然后再吃荤菜荤饭。睡下以后，半夜三四点钟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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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穆罕大娘便起床做饭了，五六点钟，天亮以前，老爹沐浴、祈祷，再吃一顿饭。为了白天
不吃饭而能顶得下来，斋月期间饭虽只在黑夜吃两顿，但要求吃得好。维吾尔人中有所谓
“挣一年，吃一月”的旧谚。
二老的封斋活动对我来说倒是并没有任何不便。凌晨那顿饭，老妈妈给我留着，我在天
亮起床以后再吃。中午，单独给我烧一点奶茶。傍晚，和他们一起吃，这样，我的营养反而
随着肉食的增加与伙食的改善而更加充分了。哦，慈母一样的维吾尔老妈妈哟！
１９６９年７月，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航天飞船阿波罗十一号在月球软着陆的
消息，便把这消息告诉了老爹。
“吹牛，瞎说！”老爹断然驳斥。
“这是报纸上登的！”
“报纸吹牛！”
“这是美国人宣布的！”
“美国人也吹牛！”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拍去了贺电！”
“他们受骗了！”
老爹的顽固简直不可理喻。
过了一会儿，他解释说：“《可兰经》上讲过的，月亮距地球的距离，骑上一匹快马，
走４０年也走不完。”
我没有读过《可兰经》，老爹也没有读过《可兰经》，他不懂经文（古阿拉伯文），也
没上过经文学校，我不知道是否《可兰经》上真有这样的论述。至于说骑上马，不论是什么
样的千里马，走４０年也走不到月球上，我信。
我无法使老爹相信美国人的、也是人类的这一新成就。
但是第二天晚上他又主动提出了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他说，在下午的瓜地劳动中，“前
科长”告诉了他同样的消息。
“如此说来是真的了。”他迷惑地、我以为是可怜地自言自语，“到底是怎回事呢？
《可兰经》上明明说过的嘛。”
我说了，老爹不信。一个被他拆过非法占地的墙脚，被他斥为心术不正的“前科长”一
说，他就信了，我悲哀，但他终于信了，我高兴。
这天睡前，穆敏老爹的乃玛孜做得比任何一天都长，跪拜和颂赞“哎斯萨拉姆来依库姆
拉赫迈德”，反复了不知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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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初秋，一天穆敏老爹带了一位长着黑黑的小胡子的高个儿的中年人回家，老爹
是在买肉的时候与他搭话相识的。随着“文革”的轰轰烈烈开展，供应状况日益恶化，从国
营肉铺和供销社，已经很难买到肉了，于是，一批黑市肉贩子便应运而生。这位小胡子是南
疆人，由于家乡生活困难，来到富庶的伊犁地区，从私人手里买牛买羊，宰杀后卖肉，从中
赚几个钱。老爹去买肉，和他闲谈起来，得知他是自己的同乡，便把他让到家里来。
阿依穆罕按照礼仪给南疆来的客人烧茶做饭。小胡子客人名叫卡斯穆，鹰钩鼻、粗眉
毛、大眼睛、面色阴郁，说话口齿不清，进家以后盘腿端坐，不声不响不动。我看得出，阿
依穆罕对他抱着一种隐隐的反感，对于阿依穆罕衷心欢迎的客人，她会热情得多、活跃得多
地接待，遇到这种受欢迎的客人，老太婆说话的声音要比平常高出八度，细声细气，唱歌一
样地致欢迎词向客人问安。而对卡斯穆的款待，她只是履行义务而已。
我也下意识地相当不喜欢这个人。他的阴郁呆板的气质，他的喀什方言味儿很重、大舌
头且又结巴的发音，他的一动不动，他的对于我的问候的僵硬的回答，以及他以一个“自流
人员”、私商肉贩子（当时并不合法）的身份，初次到这儿来就又吃又喝，而且穆敏老爹显
然是准备留他在这里过夜，都让我从心底有点嫌厌他。
但穆敏老爹对他不乏热情。他与他谈南疆的事情，谈英吉沙的匕首，谈喀什噶尔的无花
果与阿图什的石榴，谈拜城的大米、阿克苏的核桃与库车的杏。卡斯穆对老爹提出的话题只
能作出结结巴巴、含义不清的谈论，但即使这样的谈论也令老爹感到某种满足。原来卡斯穆
这些地方都到过，有时候坐车，有时候步行，有时候骑毛驴。他有家有业有妻有子女，家在
岳普湖的上阿瓦台，但他很少在家，一直是南来北往，东游西串，凭手艺（他会屠宰、鞣
皮、赶毡、编席、修理靴鞋、理发，还学了一点维吾尔民族医的诊断处方知识，也算半个江
湖郎中）赚钱。“其实也赚不到几个钱，我孤身一个，走南闯北，没有户口，买黑市粮，找
不到借宿的地方不得住小店，开销太大。等回到上阿瓦台，我把剩余的钱的大部分缴到队
上，队里按一块钱５０个工分给我记上工分，这样，才给我的妻儿老小供应口粮，最后就剩
不下几个钱了。”他郁郁地说。
“那您何必跑出来呢？您在家，安心参加队里的劳动不好吗？”我客气地用着第二人称
尊称“您”，却是不客气地问道。
他垂下眼帘，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这是维吾尔人用沉默来表示不喜欢某个话题或不同
意某种观点的相当标准的表情。许多年后我了解到，美国人和一些欧洲人也是使用自己的
“保持沉默”的权利的。
卡斯穆有什么隐痛吗？还是什么“问题”？我不能想象在搞着“文化大革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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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有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完全游离在社会之外、组织之外、“革命”运动之外。
阿依穆罕对这些谈话不感兴趣。在日常生活中，本来是看不出老爹是南疆人而大娘是本
地人的。老爹早在三区革命以前就到伊犁地区来了，生活习惯、口音、各个方面，老爹都已
经北疆化、伊犁化、“他兰契”化了（他兰契，是对清代伊犁地区来自南疆的维吾尔移民的
一种特殊的称谓）。但在不速之客卡斯穆到来的时候，老爹与老太婆原籍不同所造成的某些
歧异，便暴露出来了。
我想，故乡和童年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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