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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基本上实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明代的政治生态要恶化得多，朱元璋杀戮、侮辱士大夫乃家常便饭，历代皇帝既要用文臣办事，又千方百计提防文臣，君臣的关系很难达到和谐状态，到了末期更是朝野戾气激荡。张居正是整个明王朝“得君”达到最佳状态的大臣，皇帝和太后几乎对他言听计从。连如此之人尚且不能保身后子孙安危，那么整个文官集团还能继续做“得君”之梦么？早在张居正之前的正德朝，大思想家兼大功臣王阳明已经看出“得君行道”太艰难，因触怒大太监刘瑾几乎被害死的他，逃到贵州的深山里，经过苦思而顿悟，把实现政治抱负的眼光投向民间，从“得君行道”的模式进步到“觉民行道”，即教化众民，来实现政治清明，这庶几近于公众启蒙运动了。
张居正死后仅四天即被弹劾，继而被抄家，宫秩尽削，玺书诰命全夺，最终被清算，可看成明朝最后一次“得君行道”、“君臣相得”这类传统士大夫梦想的破灭。以后的东林人士企图用讲学、论政等民间舆论来影响朝政，但过于急切，平衡皇权和文官集团权利以及民众权利的全新制度没有建立，矛盾激化后无法调解，终于引发阉党和东林党的大火并，一大批有抱负有责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惨害，士大夫集团和明王朝也恩断义绝，明朝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再生也回天无力。对于自己的结局，张居正倒也不是一无所知，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他也曾在与友人们的书牍往来中说到自己身后很有可能的结局，但也已顾不得。也就是说以张居正的手腕与见识，为自己谋身并非是做不到也不是遇见不到，而是不屑去理会罢了，同样的人还有同时代的于谦，史书所写北京保卫战后，明代宗对于谦信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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