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当时京城人心汹汹，副都御史徐有贞主张“南迁”，实际上是放弃北京逃跑。于谦坚决反对，声泪俱下地对皇帝说：京师乃天下根本，宗庙社稷宫阙百官万姓所在，一动大事尽去。敢言南迁者，斩!他也反对关闭九门困守的消极态度，主张积极出击，挫败敌军的狂锋，说：“不能战，何以守”他亲临前线，誓师六军：如今事机在此一举，一不奋勇则祸患立至，虽生不如死。
挽狂澜于既倒，干谦厥功至伟，朱祁钰对他更加倚重。他兢兢业业忠心报国，经常在办公室过夜，很少回家。操劳过度，痰疾发作。皇帝朱祁钰不仅派遣太监轮番前往探视，而且自己亲自上万岁山砍伐竹子，提取竹沥，送给于谦服用。《明史于谦传》对于这一细节，有这样的感叹：“宠谦太过!”这话的含义意味深长，皇帝的过分宠信必然会引来其他官僚的妒忌，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境地。正如、《皇明书》所说：皇上推诚委任，于谦亦自信不疑，于是忌者侧目，言官们说他“柄用过重”，“目为跋扈”。《石匮书》也说他：“衿傲自用，遇勋庸国戚若婴稚，视士类无当。”这对于于谦而言，并不是好事。
何况朱祁钰登上皇帝宝座后，贪位心理作祟，一方面把回归的英宗朱祁镇幽禁于南宫；另一方面废掉英宗长子朱见深的皇储名位，改封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储。内阁六部大臣迫于皇帝压力，起草文件，声称：陛下使国家中兴，皇储理应归于圣子。于谦惊愕无语，考虑到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违心地在文件上签了名。不久，朱祁钰的独子——皇储朱见济夭折，储位虚悬，不少正直官员主张恢复沂王朱见深的皇储名位，遭到皇帝的否决。于谦再一次陷入困境，既不便表示赞成，也不便表示反对，只能保持沉默。英宗复辟以后，这就成了政敌攻击他的一条罪状。于谦已经预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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