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新大系导言集(1917-1927)》首先一定是被它华丽隆重的阵容所惊艳：蔡元培 总序 (中);胡适 《建设理论集》导言 (右);郑振铎
《论争集》导言(中);茅盾 《一集》导言(左);鲁迅 《二集》导言(左);郑伯奇 《三集》导言(左);周作人 《散文一集》导言(中);郁达夫
《散文二集》导言(左);朱自清 《诗集》导言(中);洪深 《戏剧集》导言(中);阿英 《史料·索引》序例(左)。(小括号中为各人当时政治立场)≈lt;/p≈gt;
这一列名字无论哪一个单拿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帅蔡元培，到得力g将胡适，到创作实绩傲人的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是并肩奋斗的同仁、战友。接着我们会好奇，当这些曾经亲自为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摇旗上阵的先锋勇士站在1930年代重新回顾他们二十年前的奋斗不知会有怎么的心态变化。≈lt;/p≈gt;
1930年代初，革命日盛，文坛已经很政治化，这些顶级名家中，有的因政治倾向不同彼此对立，或有人事的纠葛，原先相对统一的新阵线，已经明显分化。郑振铎在《论争集》中就不禁生出“凄楚之感”：“当时在黑暗的迷雾里挣扎着，表现着充分的勇敢和坚定的斗士们，在这虽只是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间，他们大多数便都已成了古旧的人物，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只有少数人还维持着斗士的风姿……”他们并肩作战的时代过去了，到为《大系》作此导言的时候，这些人之间是有裂缝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们对那段历史各自进行一番历史发生学的演义时，是不是会生出一场罗生门呢?≈lt;/p≈gt;
这些顶级名家在参与和支持《大系》的编选出版上态度一致，因为1930年代革命和文化复古逆c使得确立新历史地位成为迫切，而且从他们个人角度考虑也有将自己成就进行历史言说的yu望。但他们毕竟立场不同，有些人甚至有人事上的纠葛。所以这种兼顾各方的人员选择方案，更容易留下他们之间裂缝的蛛丝马迹。≈lt;/p≈gt;
首先发现的裂缝是蔡元培忽视了周作人。蔡元培在《总序》中说：“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埒，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作为卷首的开篇之语，蔡元培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直接比附为西方文艺复兴，赋予其复兴的使命，放在很高的历史地位，从而高度肯定了《大系》的编纂意义。这里有两个关键词要注意：“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复兴”。≈lt;/p≈gt;
阐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要先辨别“革命”“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词。“革命”以解决新“写什么”和“怎么写”为任务，前者的答案是周作人的“人的”，后者的答案是接近民众的白话文，他们最终的目标又都是在中国进行政治革新，振兴民族和国家。“五四运动”是一场群众x的武力政治运动，让人们看到了群众蕴蓄的巨大力量，于是就有一些人格外重视革命要求普及白话文的一方面，启发民智进行思想革命。五四影响巨大，随之产生一系列的泛文化的变革称之为“新文化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蔡元培采用“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一说，可见他以白话为工具进行思想革命、政治改革的直接目的x。≈lt;/p≈gt;
蔡元培提倡的“复兴”是由而及艺术、科学、政治、宗教等的文化的复兴，但他却轻视“创造”。在他看来优秀的文化早已存在，复兴所需做的工作就是找到适合有力的工具挖掘出古时优秀文化即可，而不是另行创造一种全新内容的新文化，带有明显的承袭就特征的趋向。他说：“欧洲与美术……复兴时代最伟大的美术家……开先的科学家……何以不说为创造而说是复兴?这因为学术的种子，早已在希腊罗马分布了。”“及十三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以意大利语发表他最著名的长诗《神曲》……是欧洲复兴时期的开山。嗣后由而艺术，由，以至政治上，宗教上……”他认为：“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上?这因为是传导思想的工具。”欧洲文艺复兴正是“把各民族方言利用为新的工具……遂产生各国语的新。我们的复兴以白话革命的条件，正与但丁等同一见解。”新的急先锋们一开始就一再强调的“精神”(内容)，胡适在《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是当时关于改革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而蔡元培文里提到了胡适、钱玄同、刘大白、刘半农……却绝口不提周作人“人的”对新文化的巨大贡献，并不是他针对周作人。一年前(1935年)周作人五十大寿，蔡元培作诗祝寿，可见他们关系至少不坏。蔡元培站在运动之外，宏阔的视野关注的是运动的大进程，一力倡导白话工具论，工具论，必然缺乏直接进行革新创造者的那种对内容的孜孜以求精神，忽略了“人的”，和胡适、周作人这样的“后进”相比显得有些保守，也在情理之中。而周作人此时则已经放弃了自己“人的”的单纯信仰，他对蔡元培此处的忽略当会不以为意吧。但是蔡元培这种粗线条、工具论的史叙述却对后世有不好的影响。≈lt;/p≈gt;
同样的缺省策略茅盾更刻意、明显地使用了。茅盾在《一集导言》中掠过胡适，开篇从陈独秀谈起新，说道：“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的创作出现。”而鲁迅在《二集导言》中开篇就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出‘改良’，后来进一步而号召‘革命’的发难者。”有点针锋相对的味道。此时，鲁迅和茅盾都是左派备受推崇的领袖人物，而鲁迅有其更独立的姿态，茅盾的党派立场则更显露无疑。此处便透漏出两人立场态度的微妙差异，很有意思。1928年到1929年的革命论证，鲁迅和茅盾都卷入其中，都受到创造社和太y社的攻击和批判，但是又有质的不同。1928年郭沫若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作为反击，鲁迅发表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表达了对创造社的反感，称他们是新才子加流氓。而茅盾则是和创造社、太y社则是在怎样进行革命的创作上发生了分歧，茅盾撰写了不少文章意yu对提高革命的艺术x方面进行指导，是真正的左翼作家代表。≈lt;/p≈gt;
赵家璧虽然是第三方商业x编辑出版的代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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