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的思想是左倾的，他视茅盾为仅次于鲁迅的新导师。他在回忆录中就表示《大系》的实际编辑组织者实在应该是茅盾，从大系标题，时间段划分，到分册选员等茅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大系》的主导位置是“左”，“右”和“中”都是客居甚至被压抑的地位。≈lt;/p≈gt;
赵家璧在《话说〈中国新大系〉》中说：“当我把这些想法向鲁迅、茅盾、郑振铎、阿英、郑伯奇等前辈作家请教时，普遍得到赞同和支持。”他请教的出郑振铎外都是左派的作家。在设计《大系》的编辑结构时也曾格外注意其“在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现实意义”。但考虑到若完全找左翼作家编，不来一点平衡，肯定无法通过审查得以出版。而且30年代的的消费价值凸显，就连革命也是极其注重消费价值，赵家璧从商业上考虑胡适、周作人这样的“名宿”是不应该错过的。所以最后决定的编辑人选，的确照顾到不同政治倾向的“平衡”，当然也重其在文坛的地位。这样，才成全了《大系》j乎完美的编选人员比例。≈lt;/p≈gt;
赵家璧在《话说中国新大系》中说：“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校长，文化界炙手可热的权威人士，政治上在逐渐右倾，左翼作家对他很有意见……我拟请北平的周作人，有人反对，有人赞成。茅盾认为《大系》既然请了胡适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选，散文集请周作人编选一集也无不可。”从“既然……也无不可”的语气中可见作为左翼分子的茅盾对胡适、周作人的反感。所以茅盾可以忽略胡适的《改良刍议》是他当时的立场和态度使然。但是这样以政治立场和时代氛围为依据的史叙事影响、危害更是不小。≈lt;/p≈gt;
其他还有不少可发现的裂缝，比如胡适批评了陈独秀。胡陈是新文化运动两员同仇敌忾同进退的猛将，也是很好的朋友，胡适在写《建设理论集导言》时也在和狱中的陈独秀通着信。但胡适在文中却对陈独秀的“最后只因”作了不无偏颇的批评，这是有点指桑骂槐的味道。胡适不可能不感到周围革命的不友好气氛，他欣然答应参与编写《大系》除了希望继续为新文化运动实绩确立历史地位出力之外，并不是没有s心的。也许正由于刻意表明不与革命c流为伍的姿态，他和周作人的行文中最可见出自我标榜和当仁不让的自信。他说“赵家璧先生要我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纂，我当然不能推辞。”言下之意，舍我其谁(另一位最有资格的陈独秀正身陷囹圄)。“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不虞之誉。”“至于我们j个发难的人，我们也不用太妄自菲薄”“”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一生以“国民导师”为方向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最温和也最坚定，虽然在新旧难辨、前后难辨的回流中他的坚持使得他显得保守，因而失掉号召力”，可他一直自信地坚守自己的路。他一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所以他对陈独秀的有失偏颇的批评不是“首功之争”想要“荣誉重新分配”，在为信念和理想辩论。可见，胡适在文中做出的淡然自处、旁若无人的自我标榜下是一份战士的斗志。≈lt;/p≈gt;
至于周作人，在写《散文一集导言》时表现得完全像个“文抄公”了，他不像胡适那样耐心地条分缕析，希望获得理解之人。他整段整篇地奉上自己的大文，口中虽然说着“无论一个人怎样ai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我总不能说上面的两节写得好，它只是顽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但又忍不住强调“只是断p，但是意≈lt;/p≈gt;
大抵还是一贯，近十年中也不曾有多大的，变更”。看似散漫慵懒的行文，任大家随便看看，实际是一副对读者ai理不理的样子，故作姿态不愿多言说。看似“宽容”实为“苛刻”的态度，言下之意是“我的意思早就都在文章里说过了，自己去找吧”，连多说一遍的耐心都没有。文章最后对“左派”“右派”的描述更是一副有话不好好说的样子，是周作人一贯给人的印象。≈lt;/p≈gt;
可能因为郁达夫《散文二集导言》写得太好了，都没有人质疑过为什么不让他写导言。自从梁启超说：：“yu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中国发展的历程中就一直居高不下，引起的影响总是远大于其他形式。而创造社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郁达夫，而且郁达夫散文二集的选文并不出彩，或者真是郑伯奇占了本属郁达夫的位置。当时郑伯奇和赵家璧是同事，近水楼台，他和茅盾早已先预订下了集的编选权，然后推荐了鲁迅也来编选。茅盾却不甚喜欢郁达夫的，或许由于茅盾在编纂《大系》时对赵家璧影响力的巨大所以，郁达夫只得了一份和不甚受欢迎的周作人一样的工作。《大系》还是若隐若现地现了当时的左翼观点。郁达夫的天真烂漫，表现得完全像是周氏兄弟的小粉丝。五四姿态衰退，只有蔡元培和郁达夫仍禀五四风度：天真，乐观，热情，自信洒脱。≈lt;/p≈gt;
周作人却成为他的鲜明对比：自我引用、自我标榜，不仅对选文不置一词，对自己的热情洋溢的“粉丝”郁达夫也未置一词。仿佛蔡元培的同代相轻的习气(他在文中宁愿称康有为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最有名也不绝口提梁启超)在周作人这里发展到了最甚，但提携后进却又都尽心尽力。这或许是五四文人的局限，但也可说是一种五四风度：旁若无人的自信自为。≈lt;/p≈gt;
赵家璧说《大系》的《诗集》原来准备请郭沫若主编的，但被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否决了。“理由”是郭沫若写过指名道姓骂蒋介石的文章，结果只好临阵换将。赵家璧请教了茅盾和郑振铎之后换上朱自清。对郭沫若编选《诗集》的面貌的好奇，不亚于想看到郁达夫编选的《三集》。不过我想幸而郭沫若审查不会通过，不然鲁迅和茅盾都不会高兴的吧，甚至鲁迅就此退出《大系》也未可知。≈lt;/p≈gt;
像这样运动的参与者和卓有成效提倡者们直接进行史的书写和评价，只能说是可遇不可求。二十年后的这次五四新文化g将们的集回视，是一次此我与彼我的对话，叙说的姿态没有谁是谁非，其中有坚持自我，有彼此分裂，我们庆幸的唯是从叙说的姿态中窥见一斑历史的遗迹。≈lt;/p≈gt;
在大家都站在今天的立场，斟酌取舍着各自的叙说话语时，洪深却是一力要回去还原历史现场，他的《戏剧集导言》俨然一部“伟大的十年”的恢弘戏剧史。放在书后留给读者的是一阵历久弥新的历史慨叹。≈lt;/p≈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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