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黑势力人物金八爷。泰康商场的兴衰或许与这类人物的起落也有关
对面天祥商场三楼的大观园剧场，我却去过无数次，那已是我念高中的时代了。说实在的，是为了去听白云鹏的。白先生的京韵大鼓属温婉的一派。
有时他唱起来像是在说白，我从他那里领略到“吟”字的神韵。他已届暮年，却是一位极有魅力的演员。唱白文雅，台上的风度富有书卷气，站在那里似乎可以涤尽俗尘，吸引着每个人都双目紧紧地盯住他。那时我同三两学友，常常在下午逃掉体育课，专门去听白云鹏。我也奇怪，以腔调高昂取胜的刘宝全先生，当然以演唱“三国”段子最拿手，可他唱起大西厢来更魅人。
白先生自然最适宜唱红楼了，可他那表现古战场悲壮气氛的战长沙，吟唱得也让人回肠荡气，怆然泪下。
抗战胜利后到底不是歌舞升平的时代，平时大观园的座位能上六成就不错了。与白先生同台的有李想容的京剧清唱，石慧儒的单弦，金业勤兄妹的车技，郭荣启的相声。郭的打牌论很受欢迎，那里面讽谕小市民的习气还是维妙维肖的。白先生的女弟子阎秋霞与师父同台演出，声音略显沙哑，忠实老师的艺术，台风严肃。然而，时代风尚使然，一上台要换上崭新的桌围，霓虹彩灯也突然亮起。有时，台口摆出捧角家送来的花篮。一旦唱起“聊斋”的段子绿衣女，她就身着绿色的旗袍，看上去确是标致。
压轴的该是白云鹏了，彩灯灭了，花篮撤了，观众也走了不少。然而，留下来的却都是真正的知音。他随着掌声，迈着稳定而安详的步子上场。青色马褂，浅灰色的哔叽长袍；藏青礼服呢的布底鞋一尘不染；一双白袜子，好像每天都刚刚洗过。他微声细语地面带微笑说：“刚才xxx给您说了一段相声，现在换上学徒我来给您换换耳音，伺候您一段晴雯补裘”
然后，他半折衣袖，露出一角雪白的袖口，潇洒地打起鼓来。他边打鼓，边用温和的目光扫视一遍观众，那眼神似乎在向每位观众致意，实在是周到之至，风雅之至。“都只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引起了宝玉探晴雯，这位痴心的相公啊”当他唱到痴公子洒泪与姑娘生离死别时，我落泪了。
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位鼓书艺人曾经催我泪下过。只有他，白先生，这位我尊敬的老艺人。
四十年没有再听过他或他传人的吟唱了，连他的唱片也没有听过。然而多年来余音缭绕，总是驱它不去。我从他那里得到的艺术享受终生难忘，从那时便懂得大喊大叫决不是艺术，懂得什么叫淡雅之美，还知道一个艺术家应该讲点洁癖，要怎样从气质上培养自己，把感情溶进作品里，创造出表里浑然一体的魅人境界。
自从1950年我离开了天津，再也没有踏进过这两个剧场，现在早已拆除了吧。
阿q是个胖子
鲁迅笔下的阿q典型，自问世以来即争论不已，至今未停。阿q究竟长得什么样，画家们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丰子恺、丁聪、程十发等都画过阿q正传，近来北京又拍卖了一本1937年7月上海出版的叶浅予画的阿q正传，一向不为人知，幸为同胞所得。画家蒋兆和久有创作阿q之意，那时他生活在上海，原想当面求教鲁迅后再动手，不料先生病逝。稍后他移居北京，画了一幅水墨的阿q像，似乎比别人的画传影响更大些。
1939年底，周作人看了蒋兆和画的阿q，有感而作关于阿q，载于1940年3月号的中国文艺，开头便说：“阿q近来也阔气起来了，居然得到画家给他画像”。他提到了丰子恺和蒋兆和，不怎么喜欢丰先生的漫画阿q：“这回所见，虽然不能说比护生画集更坏，也总不见得好。阿q这人，在正传里是可笑可气而又可怜的，蒋君所画能够抓到这一点，我觉得大可佩服那一条辫子也安放得恰好，与漫画迥不相同。”本来评论画家的创作，包括评论鲁迅原作，不管是否得当，都是可以讨论的，想不到周作人竟以知情人和权威自居，连起码的文学常识也不顾地说起胡话来。他不把阿q当作小说创作里的人物，强调“我在三十年前曾经认识真阿q”，即绍兴姓谢的阿桂。为此还专门查出1915年自己的日记，印证是什么时候与阿桂相识的，据以回忆了几件阿桂的事。得出的结论是，蒋兆和把阿q画得太瘦了：“在有些场面，特别是无赖胡扯的时候，阿q如是那么瘦便有点不相称的，实际上阿q本人也还比较的胖。”那么，画家把阿q画成个胖子就对了吗想想实在荒唐。
当然，抛开周作人在这里的胡闹，如果光是听他讲生活里的阿桂，如何给鲁迅创作阿q带来某些影响，还是有意义的。同时别人也无法提供这些材料。
蒋兆和看了知堂的评论，当然不以为然，似乎也看出作者的言外之意，他紧跟着在下一期4月号的中国文艺上发表了阿桂与阿q。文章一开头便带有反讽的意味说：“近来阿q真的走运了；本来像他那样的人，已经是过渡的人物，他的事又似乎为君子所不齿，偏偏现在各刊物中又拿他来当作好的材料，这岂不是阿q又走运了么”他指出知堂的回忆是想讲阿桂“不无好意”，“至于阿q正传中的事情，还说明白了都是他弟兄们的行为，似乎与阿桂并不相干，阿桂也就仅仅是知堂老人所知道的一个阿桂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鲁迅先生偏偏要写出那样一个阿q来”蒋兆和道出了知堂的真正目的，好像在说鲁迅把阿桂写歪了，“知堂老人这些证明，也不过是为了阿q辩护，然而也实在抱了莫大的苦心；因为人之常情，父母是希望有一个成器的儿子，国家希望有优秀的人民，纵然有了阿q类似的人物，我们可不以正眼去看他，况且君子是要隐恶扬善的，何况国家社会有了如此一个败类，更当得在可能范围中来粉饰一下，这确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对于国家社会的苦心爱护，并不是出于偶然的感想。”我佩服画家置知堂对他说的那些好话于不顾，敢于戳穿这位名人的借题发挥，意在歪曲鲁迅创作阿q的意义。话说到了点子上。画家鲜明地表示：“阿桂与阿q，我们始终不能合而为一，因为阿桂是事实中的人物，阿q是社会大众一个抽象的典型，也就是作者创造的人物。”这样的理论难道还要画家来给他补课吗周作人的失态和离题有点费解，也许一沾鲁迅，他就头脑不清了吧。
每位画家笔下的阿q，都是画家读了鲁迅作品后的个人感受，一定会各有所重。蒋兆和说：“虽然是根据鲁迅先生的大着，实际上还是我自己对于阿q有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特别画他形容憔悴，垂头丧气，可是两手握着拳头，是必要挽回精神胜利的态度。”这应该得到论家的理解和尊重。蒋兆和本来可以根据想象来作画，他觉得那样还不够，因此在生活中不断寻找相近的模特儿。有一次，他在朝阳门外发现一个进城的乡下人，神态郁闷，面色焦黄，一了解，恰好此人当过农工，睡过破庙，画家的创作冲动来了，终于借他画出了阿q为阿q画像不是件举手可得的事。鲁迅早就提出过警告，弄不好会把阿q变成了“滑稽”。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社乾的英译本阿q正传，书面外封绘有赤足、小辫的阿q，正坐在那儿吃旱烟，据说是位德国人画的。
作家章依萍介绍，鲁迅先生看后笑着说：“阿q比这还要狡猾些，没有这样老实。”可见光是形似不行，还得画出人物的性格和灵魂。鲁迅在寄周刊编者信中说过：“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按鲁迅的要求，蒋兆和笔下的阿q狡猾不足，宽厚有余，仍然缺少人物的某些心理动态。
阿q也是我们文学殿堂里一个永久的形象，今后还会有画家来再作尝试。我相信不会有人按周作人的要求，把阿q画成个胖子知堂老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自作聪明，只能留给后人一个笑柄而已。
鲁迅与漫画生活
1934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漫画生活，出版到13期便被国民党查封了。如今翻翻这本刊物处处留有刀斧砍伐的疤迹，说明漫画具有战斗的锋芒，当局像害怕杂文那样害怕漫画。
刊物的创办人是黄士英、黄鼎、吴朗西，又有蔡若虹、张锷、特伟、陆志庠的支持。无论画稿与文章都注重时局动向，针砭时弊，帮助读者认清所处社会的背景，可以说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漫画刊物，因此有人误视它为左联刊物。它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支持倒是不锗的。1935年3月23日，鲁迅送给日本友人增田涉两期漫画生活，并在信中说：“漫画生活则是大受压迫的杂志。上海除了色情漫画之外，还有这种东西，作为样本呈阅。”
鲁迅能以这样的刊物送给外国朋友而感到欣慰。在鲁迅先生的藏书中，保存有一套完整的漫画生活。
鲁迅先后为这个刊物写过三篇文章，第2期刊出了说“面子”，第9期刊出了弄堂生意古今谈，还有一篇
</p>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