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细微末节。这种严格的作风实在可亲可敬，表现出改革家的品性，前驱者们的执着精神。现在人名地名号早已废弃，句号的用法也有变化，后人却没有资格笑话前人。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某些事物，谁又能断定今后不变呢。
知堂的藏书印
似乎没有人说过知堂是位藏书家，因为他同乃兄鲁迅一样，买书并不讲究什么宋元明善本精刻，大多为清末普通的刻本。趣向所宗虽然杂，却是为了个人的实用。但人们从他的读书笔记里可以发现，他的藏书还是有个范围的。比如广搜各种诗文笔记，仍以有关民俗民谣，草木虫鱼的杂书较多，而戏曲、小说则不是重点。
书与人的命运相关，自从抗战胜利后，他主要不是聚书，而是散书了。
解放初期，人们在北京城外小市的地摊上可以买到他的收藏，不免令人有今昔之感。其时我在城内的东安市场和隆福寺的旧书店里，也经常能见到钤有他藏书印的各种藏书，既有日文的，也有平装铅印本，更多的则是线装书，甚至书上还有他的墨笔题跋。限于当时的社会风尚，问津者并不多，我亦是择我所需而价又低廉者存之，大部分眼见其流落了。那时只要你作稍许破费，正是人人举手可得。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机遇如今难以再现矣。
藏书人一般都有使用藏书印的嗜好，这也是一种风雅的书斋趣味。当然，亦不是没有例外。有的爱书人，以为那样会破坏了书的原始美，不便轻易在书上钤印题跋。比如鲁迅先生的藏书即很少用藏书章，偶有题跋或写于另纸上。现代藏书家阿英、唐弢先生，笔者多有接触，他们的藏书也很少钤印。
有时特别心爱的书，或者藏本非得借出去不可，才临时钤上藏书章，以示郑重，也为了免生意外。但，周作人的藏书似乎都有藏书章，也许他已养成习惯，无论版本的贵贱，一旦归于苦雨斋，他便打上了藏书印。若遇自己特别珍贵、喜爱的，还不止用一种藏书印。从用印上又能看出主人的兴致，考其印文更可窥探他治学的某种隐秘，说起来也是很有趣味的。
一般说他平时收进的新旧书籍，多在上面钤着“苦雨斋藏书印”，朱文方形。特别是钤在线装宣纸的书页上，清隽秀雅，十分美观。如寒斋所藏雍正御制园明园四十景诗上下册，以及1930年6月北平图书馆印行的线装本明人笔记笔麈；同年10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平装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上面都钤有这方藏书印。
我藏有清咸丰4年1854吴仲仙着读诗一得，扉页上有知堂题赠钱玄同的几行字，名后钤有二印。一为“知堂书记”，朱文长形，看来专门为题跋而用；另一方为白文方形的“作”字。后面这方小印，知堂颇为喜爱，他说：“我曾利用汉砖上的一个作字，原有外廓方形，将拓本缩小制为锌版，其古趣可与相比。”见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四
知堂所云古趣可比者，乃老友陈师曾为周氏昆仲树人、作人、建人所刻的三方印，“省去兄弟三人名字的人字，模仿汉人两个字的名字，我也得到一方白文的印章，文曰周作，又另外为刻一方，是朱文仿砖文的，很是古拙”。这另刻的一方朱文印，我怀疑是“周氏”印。此印见于寒斋所藏知堂着欧洲文学史版权页的印花上。这本书是北京大学丛书之三，192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姑且录以备查吧。
我收藏的道光会稽屠浚源着小题咏物联珠，是一部吟咏绍兴风物的小册子，如咏榆钱、梧船、莲房、芦笔、蕉纸等。又一部光绪山阴范濂镜的世守拙斋尺牍，都不是什么名着，却属于知堂日常爱读的风俗、日记、书简之类。两部小书都是同乡人的着作，书上钤了“知堂所藏越人着作”印，白文长方形。从这方印文人们可得知他在一段时期读书和藏书的兴趣，再印证他着作里的有关题目，不难发现他治学的动向和访书的用心。搜集乡先贤的着作，知堂与鲁迅先生亦有共好。
鲁迅及知堂的老友陈师曾殁后，琉璃厂的淳菁阁于1924年2月1925年11月，先后出版了陈师曾先生遗集10册。实际以后问世的还有两册北京风俗图，加在一起是12册。鲁迅日记中收有先生多次购买陈氏遗集的记录，而知堂更反复表述他对北京风俗图的喜爱。他于1950年3月18日在上海大公报介绍此书时说：“师曾此卷，已极难得”；又说：“民国十七年由淳菁阁影印出版，大本两册，今淳菁阁早已关门，此书绝版久矣。
顷从友人处借看一过，觉得很有意思。”我有幸在坊间先后购得师曾遗墨共12集，而且后两册北京风俗图，正出自知堂的苦雨斋，如此书缘可遇而不可求。我不知道他的藏书是何时散出的，令人吃惊的是知堂竟在这部书上钤印八方，实在是破纪录的一次异常举动，足以证明他对此书珍爱的程度。
这八方印中除“会稽周氏凤凰专斋藏”较常见外，其余七方都不常见，计为：“越人周作”、“作人长年”、“且以永日”、“荣木山房”、“稽山老孱”、“山上水手”、“周作人xx”。这最后一方的钟鼎文，经我请教五位先生均不能肯定印文内容，现公表于此，求教高明。
凤凰专斋藏印是金石家张越承所刻，知堂1915年5月的日记中有在绍兴得此砖的记载：“17日，在马梧桥下小店得残砖一，文曰凤凰三年七月，下缺，盖三国吴时物。”“乡人得之溪水中，故文字小有磨灭，弥增古趣。”按凤凰三年为公元274年，知堂因得此砖而命为自家的堂号。“荣木山房”在知堂的笔名录和室名堂号中尚为初见，但50年代初，他作文时用过荣记、木寿、木仙的笔名。“稽山老孱”，当有自谦和追慕扑拙之意：“且以永日”让人联想到他1929年5月在北新书局出版的杂文集永日集。最有意思的是一方“山上水手”，看了使人感到此印设计得智慧而隽永。所谓“山上”，当指绍兴的会稽山，“水手”则指他出身江南水师学堂，而最后终于没有当成一名真正的水兵。这方印语意双关，怀有热爱乡里和母校的感情，既写实又富想象，带有浓郁的文学意味，流露出青年时代的某种理想。这同鲁迅先生曾经用过“越山”、“会稽山下之平民”、“会稽男子鲁迅”的号有相近的意趣。
知堂的藏书印为何人所刻，共有多少方，笔者无力访查，这里仅以个人的藏书所见略作小记。有人说他的印章不下百方，材料不外青田石、寿山石等，仅有一块圤田黄石，1945年在南京监狱被监视的特警掠走了。齐白石给他刻过两方印，一为朱文，一为白文，印主的评价是：“老实说也并不十分喜欢”。比较满意的倒是陈师曾：“觉得很好”。再有便是琉璃厂同古堂的张越丞了。当年知堂、钱玄同、刘半农等常去求他治印。同乡人寿石工也为知堂刻过印，他平时用的名印即出自寿氏之手。人们从寺石工的印谱中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名字。寿石工弟子金彝斋禹民，“请他指金刻了好些，都很有意思。”大概解放后知堂使用的印，多为金氏刻的，可惜近年出版的金禹民印存中未见收入。
1994年11月
钱基博藏品说明
钱基博18871957着有现代中国文学史，三十年代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此书购藏以来我没有通读过，因为顾名思义，购书时想当然地目它为新文学讲话，不想书内涉及鲁迅、徐志摩等仅数语而已，更不论其他作家了。“现代”之名而“近代”之实。但是，我仍认为这是一本可读的书，譬如涉及的王闿运、陈师曾、罗瘿公、姚茫父等民国文士，我便在别的文学史里难以见到。我对于钱氏所知甚少，除了他还着有版本通义，曾执教于北京、上海的高等学府，以及他的公子是钱钟书外，别的就说不上了。前几年读了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其中有几笔写到钱氏，觉得钱基博也是个性情中人，有时天真得出人意外。当年他执教清华大学，暑假回无锡探亲，检查钱钟书的作业，发现儿子的作文不文不白，成绩欠佳，竟忘记自己的教授身份，把儿子打得“呜呜地哭”。怕别人听见，又用手去拧，而且不许哭出声来。如果只看这一面，真像市井里巷的一个晚娘。另一方面，他又珍赏钱钟书写给他的信，暗地里贴成一本册页，这又是温文儒雅的慈父形象。后来儿子写成说部围城，拿给老人过目，他表现得含蓄而得体，只是“莞尔而笑”；也许他看出了书中人物的原型，甚或猜疑儿子写到了自己。
因为抗战期间，父子两人确实同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过书。
引起我对钱基博先生顿生敬意的，却是另一本油印小册。那是我从旧书肆中得来。16开本，薄薄的只有二十余页，封皮上有作者钱基博手书的文物研究赠品说明合册。前者写于1953年3月，后者写于1952年12月。
那时钱氏正执教于武昌的华中师范学院。他写的这本合册，缘于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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