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发了韩羽的聊斋插图，十分兴奋。47年我编这本版画集，一个企图是提倡一下题材的多样化，版画材料的多样化不是只刻木头，也可以刻石头，胶版等，另一企图即是通过序言，呼吁画家们把古今书籍的插图重视起来。不但三言二拍、明清杂剧可以插，连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也大可一插。自然，“五四”以来的近代名着更应插，而且不限是一位画家插。此外，难道不可以请一些肖像画名手为茅盾、叶圣陶、巴金这些文艺界老人画画像，由人民文学先刊用，由国家绘画馆来永久收藏吗这些统统属于作协与美协可以携手来办的大事。德明同志，你站在党报的重要文艺岗位上，希望你大力提倡一下。
萧乾1978年12月18日”
英国版画集的出版，堪称在绘画艺术中的一次“洋为中用”的实践。
特别是在本书问世前后，连英国本身也没有出版过集三四十家作品于一册的版画选集。这不仅是我国出版史上的成绩，从中英两国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也是意义不同寻常的。
萧乾是一位热心的副刊编辑，三十年后他仍关心书籍插图艺术。尽管他已经离开心爱的职业多年，他没有忘情于此，又鼓动我热心这件工作。他是一位理想的副刊顾问。你若向他求点子，他会帮助你策划这，策划那，绝不会落空。
1995年12月
胡风与新波
除了鲁迅先生的具体指引以外，最早对新波木刻艺术作出全面评论的是胡风先生。
1937年4月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了新波的木刻集路碑，30幅黑白木刻原版制成，是新波创作发展路程上的一块有纪念意义的碑石。
路碑中的每幅作品，用当时的用语来说，意识都是“前进”的。他写了人民的苦难，更歌颂人民的觉醒和抗争，特别是那些拿起了武器，参加了民族革命战争的人们。长征、前进、铁的奔流、夜渡等，包括抗战归来之义勇军的遭遇都是这类热情的颂诗。在艺术上，他更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为了一根线条，或一块空白，往往要用去几天的时间研究。个人风格的形成，那时候已赫然可见了。
胡风应作者之约为路碑作序，讲到他最先见到的是新波为叶紫的小说丰收作的插图。他发现“作者采取主题的着眼点，不是平板的场景，也不只是人物的画像，我们看得出作者努力地想在一幅版面上用线条把那篇用文字抒写的主题现给读者。所以虽然主题依然是原作的主题，但他的把握角度和表现方法却是自己的”新波苦苦追求的正是艺术的个性，到了晚年，这种个性更为鲜明，他的木刻就是一首抒情诗。
当然，初期创作中也不是没有矛盾，胡风就指出新波有的作品表现形式“流于空泛，变成了没有个性，像标语画似的东西了。我想，后者也许是由于作者被时论所移，想腾空地去把捉大题目的缘故吧。”晚年的新波透露过，当时虽然不叫突出政治，但机械地配合政治任务的情况还是有的。接受“时论”的号召，全凭政治热情进行创作，忽略艺术规律的标语画也便出现了。
新波是一位热衷追求艺术完美的画家，尽管他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比别的画家要快，办法也多，要想完全避免这种限制也难。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研究左翼文艺运动史的一个课题。
胡风和当时为路碑作序的日本作家鹿地亘一样，都不约而同地推崇鲁迅先生葬仪、鲁迅先生遗容等几幅作品。历经半个世纪有余，人们至今仍然喜爱这些作品，能受这殊荣的画家在现代美术史上能有几人。还有1935年他创作的聂耳像，亦同样令人难忘。新波对鲁迅的感情保持终生，没有鲁迅就没有中国新木刻运动，也就没有如新波这样的一批青年木刻家。当时在鲁迅身边的胡风先生，亦如鲁迅那样关心和支持文艺青年。他非常看重这位20岁的木刻青年，热情地期待新波“生气盎然的发展”，他说：“这发展，和民族的大众的求生存求进步的斗争一同，更大的成就当在将来。”这预言已由历史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回顾新波的一生，他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不愧为人民的一个好儿子。无论从他作人的大节和个人的品德修养，以及在艺术上的成就来看，他都是值得骄傲的。对于这样的艺术家，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徐志摩与卞昆冈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以后，彼此有过一次有意义的合作，即1928年4月两人开始在新月杂志上连载了合写的五幕话剧卞昆冈。同年7月新月书店便出版了单行本。剧名像个译着名称，再加上江小鹣设计的封面极似古埃及的人像石雕，不读剧本真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这是一个悲剧。主要人物有三个，卞昆冈是山西云岗乡村雕刻佛像的一名石匠，阿明是他前妻留下的孩子，还有他续娶的寡妇李七妹。阴毒的李七妹再婚后仍与人私通，并被阿明发现，终于设计害死了聪慧善良的阿明。从卞剧的主题思想来看，似无多少新意，也不可能寄寓何种深刻的道理，不过诗人还是非常热衷于此剧。当单行本尚未出版的时候，他便参加了卞剧的排演事宜，那是由中国戏剧社的王泊生、万籁天等参加演出的。但，由于诗人的出国等原因，此剧未能演成。1928年6月7日，徐志摩在赴日本的途中写信给小曼，动员她一定去看王泊生他们的演出，并说：“我对于话剧是有无穷愿望的。”
新月杂志上刊有一则关于卞昆冈的广告，说明卞剧收入单行本时，着者又细心地修改过，与先前发表的“很有不同”，“处处看得出修改的进步”。这对有兴趣研究徐志摩作品的人来说，当然是个有益的提醒。
广告中介绍，书中有余上沅的序，徐志摩的跋。可是寒斋的藏本中却不见这个跋，我多年寻找此跋，别人的藏本里亦不见。这篇跋是写了的，可能已经失落。
余上沅事先看过卞剧的原稿，他认为“那是大部分志摩执笔的”。
故事的大纲则是小曼的，还有在人物对话方面，也是小曼的贡献，因为“志摩的北京话不能完全脱去峡石土腔，有时他自己也不否认。卞昆冈的对话之所以如此动人逼真，那不含糊的是小曼的贡献，尤其是剧中女人说的话。”剧本的结构趋于平淡，无起伏，少，人物的面貌含有一种忧郁和神秘的色调。究竟是诗人执笔的剧本，有的对话已近于诗剧的特点，如阿明对奶奶说：“太阳都快没了，那山上起了云，好像几个人骑着马打架呢，都快黑了，像是戴了顶帽子，白白的。怎么影儿都还没有哪，怎么回事”
如此对白，在剧本里随处可见。
徐志摩逝世后，当时提倡爱美戏剧的北平小剧院的熊佛西、余上沅等人再次排演了此剧，似亦未成功。但，三十年代上海龙马影片公司却把卞剧搬上了银幕。我保存了一张卞昆冈公演时的电影说明书，从片名和影片本身来看，基本上是忠实于原着的。男女主角由王元龙、雪明珠主演，导演也是王元龙。这也是我国早期电影改编文学原着的一个实例，无疑的是一部严肃的文艺片。
如今出版界热衷印行作家的全集、全编，我有意翻检了徐志摩的几种全编和全集，也不见诗人为卞剧写的跋。当年新月的书籍广告上宣传，有了余上沅的序和徐志摩的跋，等于请读者到“后台”去参观一番。这更引起我寻找这篇跋的兴趣。顺便讲一下，我平时就不太相信有人所强调的全集、全编的那个“全”字。比如在我藏的新月书店印行的小型杂志声色创刊号上，有徐志摩的一篇散文一个诗人，可是在市上出售的诗人的散文全编或全集中亦未见收入。世上的事若想真正做到名实相副，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熊佛西的人物小品
现在要想寻找一本熊佛西19001965的剧本、戏剧理论着作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两部长篇小说铁苗与铁花更不易见到，而最难得的是散文集山水人物印象记1944年5月广东曲江韶关大道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1985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印行的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一书，在熊先生的生平纪事中误记这本散文集为1943年3月出版，可见执笔者也未见原书。
这本散文集共收作品三十篇，半是游记，半是人物小品。作者说，当年他对山水与文学的关系理解不深，甚至把山水看作是有钱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因此他是一位不怎么喜欢旅游的作家。抗战以后，他流亡到西南大后方，并在美丽的漓江边住了几年，他才开始写游记。除了四川和桂林以外，他还写了庐山，以及沦陷了的故都北平。他说，关于戏剧理论的文章，二十年来已写得差不多了，现在就个人所见的山水、人物，“不拘形式；不事藻饰，想到那里写到那里”见先来一段闲话。他写的人物有梁启超、柳亚子、泰戈尔、司徒雷登、许地山、徐志摩、田汉，以及画家齐白石、溥心畲、汤定之、王梦白等。没有列为专题篇目的还有张大千、王羽仪等。熊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也擅长水墨。抗战胜利后，为了筹措复员的路费，他还在贵阳举办过个人画展，作品达百余幅之多。战前他在北平艺术学院执教，同事中也有不少画家，关系非同一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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