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的一幅绘画吧。
我无缘见到凌叔华的画，但从她的好友朱光潜先生的论自然画与人物画中却领略了她绘画的风韵。朱先生说：“作者指凌叔华生平用工夫较多的艺术是画，她的画稿大半我都看过。在这里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她的取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泳的自然。
作者是文学家也是画家，不仅她的绘画的眼光和手腕影响她的文学的作风，而且我们在文人画中所感到的缺陷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应有的弥补。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我们读过鲁迅先生赞美凌叔华小说的话，朱光潜先生评介凌女士绘画的文章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画家齐白石亦吟咏过凌女士的画。我藏有1933年出版的线装本白石诗草一册，收白石老人72岁以前的诗作，其中有一首赠凌叔华的诗，是画师在得到凌女士画的夜景后所作：
开图月似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
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
齐白石早年与新文学界的人物接触不多，这是一段有趣的掌故。值得一记的是，我的这一藏本还有凌女士的毛笔签名，是送给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女士的。
这也说明，两位女作家都很喜欢白石山翁的诗。
1931年，北平中华书局出版有诗人廉南湖的诗集梦还集一册，收作者1924至1928年的作品。其中至少有八题是写凌叔华绘画的。如题凌叔华女士写高房山小帧两首，那是画家在北京远郊上房山风景区的写生。诗人称道凌女士的笔墨：“便作米家山水看，春回犹带睡时妆。”又叔华飞瀑鸣琴图为陈通伯作两首，叔华为通伯画菊一首，这些画都是她为夫君陈源而作。廉氏以为前画的意境“闲逸似石涛”，对后者则赞曰：
一语缠绵岂暗投，银河迢递隔牵牛。
卷帘人瘦西风起，如此韶华未是秋。
诗有小注，引了画上凌女士的题字：“送我案上最爱的一盆花给你”，足见伉俪之间日常的情趣。不知这些画今藏何处。
又叔华属题玫瑰团扇两首，其第二首为：
隔墙柳色映鹅黄，南海明珠入梦芳。
移向鸥波亭子里，一生旖旎不离娘。
诗后亦有小注：“玫瑰色媚而香，甚旖旎，移地则茂敌，俗呼离娘草。
叔华辟画室于所居后院，与娘室互隔一墙云。”这大概是指东城史家胡同的旧宅。画家临终前数日，曾经躺在担架上重访旧居，并作呓语：妈妈正等着我吃饭呢此情此景，如读一篇散文。又题叔华花卉小卷一首，题凌叔华临夏珪溪山无尽卷子两首，凌叔华仿南田山水小册属题一首。廉氏以为：“叔华醉心南田，能得其幽澹之趣。吴岱老对于古松亭子一帧爱不释手，有出蓝之誉，以此知鉴赏之自有真也。”
廉南湖，名泉，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二年殁于北京。他在清代当过小官，民国后隐居南北。他的夫人吴芝瑛亦文采风流，是秋瑾烈士的好友。秋瑾牺牲后，吴芝瑛为她收尸，并办理丧事，传为美谈。廉氏精词章，又是一位书画鉴别家，他如此推许凌叔华的画，想来事出有因。可惜在凌女士的散文中，似乎没有留下她与上述人物的交往记载。
“五卅”大鼓词我从旧书店找到过几本民国期间的新大鼓词，一本反映故宫盗宝案的大鼓词，那是站在批判易培基一边的。这是个冤案，三十年代初轰动一时，不想以文艺的形式亦有反映，当是反对易的一派所为，借以造成倒易的声势，实在不足为训，保存价值不大。又一册铅印线装的科学救国大鼓书，1925年6月北观别墅编撰，歌谣研究会出版。初以为这不过是宣传科学救国的泛泛之谈，读后方知是配合“五卅”惨案而及时问世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通俗读物。作者的目光面向一般群众则是无疑的。鼓词开头讲到中国之弱是由于列强的政治压迫、经济压迫所致，而归根结底又是科学的压迫。接着便转述当时发生在上海日本纱厂的“五卅”惨案，唱道：“学生们抱不平在上海演讲，惹恼了租界的英人如虎如狼。您别看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是绅士模样，那里头有许多的外国流氓；对待中国人行为卤莽，逮去几个学生收在他的巡捕房，大家伙二次出头求把学生放，捕头发令：对大众梆、梆、梆，居然开了枪
有几位热血的同胞先把命丧，还有些没打死的也受了枪伤。查封了学校硬说是，他一面调舰队开进黄浦江”除了写人民高涨的反帝行动，作者又提出从“五卅”惨案中应吸取教训，要“各省快增加各种学堂”“再多选子弟去留学外洋”“我们前人放弃科学叫后人上这个当，现在要再不设法，以后儿孙可往哪儿藏”“愿我国普及教育，转弱为强”暂不论这结论是否全面，宣传新思想却很明显，旧鼓书艺人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我们已无法了解这位化名“北观别墅”的是什么人。出版此书的歌谣研究会，可能即当时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它成立于1920年冬，由沈兼士、周作人主持，并出版过歌谣周刊。鲁迅先生当年也支持过它。胡适在1936年3月写的歌谣复刊词中说：“歌谣周刊是民国14年19256月28日停刊的正当上海“五卅”惨案震荡全国人心的时候。”科学救国大鼓书恰在此刻出版，我猜想这很可能出于一位北大学人的急就章，说不定就是歌谣研究会的成员或关系密切的圈内人。
女儿书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上海抗战，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热潮。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1933年初又掠我华北，占领热河，开始了华北抗战。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人们的义愤，纷纷支援前线的抗日将士，反对妥协投降。刚刚经历过淞沪抗战的上海人民，不断写信到塞外前线，鼓舞士气，勇猛杀敌。当时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春光，每天至少接到十几封这样的来信，除了转到前线的，还以上海女儿书为专栏，选发了若干妇女的投书。后来写信者的范围已不限于上海，来自南京、镇江、浙江的都有，还有一位是北平东安市场萃芳林饭庄的女侍者，因改专栏的名称为女儿书。1933年8月，在上海女子书店主持人姚名达的慨然相助下，女儿书印成了单行本。寒舍藏有一册。
这本书共收来信59件，是从三百余件来信中选编的，附题词新诗三首，及报社同人聂世琦的一篇“前言”。书为64开毛边本，道林纸印，厚142页，扉页署“爱国女儿编”，版权页署弥罗社主编，列为“弥罗社丛书”之五。59件来信各有标题，显系编者所加，如这不是退后的时光、最后之血洗净耻辱、期待凯旋的那一天等。总观信的内容，难免有重复或流于空洞处，但感情是真实的，不论是用了浅近文言的老者口吻，或稚拙直白的小女孩口气，或出自热情奔放的女学生和女工们的手笔，都同仇敌忾地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激情。每封来信都有署名，这些无名作者代表了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妇女们的心声。在民族战争的烽火中，如此迅速、集中地反映基层妇女抗日呼声的书，我见到的还不多，也许是唯一的一册。当时只印行了一千册，历经六十余年，存世的恐怕不多了。
执笔“前言”的聂世琦，我不知其详，他特别感谢女子书店姚名达的热情赞助，并感叹道：“如今政府改长期抵抗和收复失地，而在进行什么停战协定了，可怜我们几千万的将士，他们掉了命，流了血，只收到这样的代价”看来这本小书并非哗众取宠之作，亦非以女性为号召的不严肃之举。不久，芦沟桥事变爆发，人民更觉悟到：抗战的希望绝不能寄托在这样一个无能的政府身上。
说到姚名达和女子书店，我不能不提到1994年12月3日，赵清阁同志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女子书店与姚名达一文。也不知我是怎样形成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过去一直以为三十年代在十里洋场上海出现的女子书店，类如鲁迅先生讽刺过的上海女子咖啡馆和美的书店，不过是海派作风的噱头而已。殊不知姚名达先生是一位提倡女子职业的教育家，复旦大学的教授。他办女子书店，发行女子月刊，有功于推动我国妇女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践妇女解放论者，是一位言行一致，扞卫女权的好男儿”见赵文此时顿感往日的主观、无知是多么的可怕
到了风雨如晦的“七七事变”前夕，上海女子书店不得不停业，姚先生回到故乡江西，在国立中正大学执教。1942年7月7日，他率师生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抢救伤员，不幸与敌军遭遇，徒手搏斗，壮烈牺牲时年38岁。直到近年，他才被地方政府追认为烈士，并在南昌西湖为他建立了纪念碑亭。当年他赞助出版女儿书，不过是他一生中做过的小事一件，却足以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读了赵清阁同志的文章，增加了我对姚名达先生的敬意，同时也激起我对日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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