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刻了一方专用的藏书印“知堂所藏越人着作”，足见他这类藏书之丰。
当然，访求不遇的书也是有的。譬如数十年来他有意搜访清初杨大瓢的书就不那么顺利。1940年6月，他在关于杨大瓢见1942年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味集中说：“我想蒐集一点乡贤着作，二十余年来多少有所得，可是说到杨大瓢，却颇使我为难，他的着书不知怎的这么不容易入手。”
求书心情之切流于笔端。
杨宾，字可师，号大瓢。康熙时代人。周作人已藏他的铁函斋书跋、大瓢偶笔，道光刻本，共十册。按说这不是什么珍本，而“书贾大有奇货之意矣。”厂肆贩书者摸透了读者的购书心理，大概早知道周氏弟兄专收绍兴人的着作，特意留心的。周作人又收存康熙中叶杨氏刊本力耕堂诗稿三卷，版本略佳，在三十年代却算不得善本。苦雨斋中的大瓢着书止此三种而已。
对于大瓢的诗，知堂没有详加评论，只说杨的西湖杂咏六首写西湖的情形与感触，同张宗子在西湖梦寻中写的意趣相似，境况亦相近。恐怕这与彼此写作的时间相距仅数年有关。1941年10月，知堂把关于杨大瓢收入文集时，又作“附记”，讲到他从杨氏后人手中，借得一本大瓢日记的手稿，“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日后如有机缘，甚愿为之刊行，亦绝好传记资料也。”稍后他又作了一篇杨大瓢日记，收入他的立春以前一书。然而，愿为刊行的想法已不可能实现了。
有幸的是日记抄稿尚存北京图书馆，我的同事柯君有志清代诗文集的研究，他探得此稿，并发现知堂在抄稿上的一则不曾发表过的题跋，写于1963年，证明当时抄稿仍存苦雨斋，他依旧恋恋不舍。原文如后：昔日偶然得到杨大瓢力耕堂诗稿、函斋题跋及大瓢偶笔抄本，因写关于杨大瓢一文，于民国二十九年发表于杂志上，至三十年夏，乃承杨氏后人的杨子日记一册见示，系大瓢手笔，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即此是也。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知堂。
知堂未见的大瓢着作，至少还有两种，一是他只闻其名的曦发堂文集，一是他连书名也不知道的曦发堂诗集。书各四卷，是铁岭杨氏于道光间编成的未刊本。文集中记大瓢父亲被流放事颇详，是杨宾传记中重要的一章。
诗文中大量涉及的晚明和清初史料也很重要。若为知堂所见，他为杨大瓢印书的决心怕更大。奇怪的是知堂没有提到，正在他为文介绍大瓢的同时，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于1940年4月印了一本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作为“吴中文献小丛书之十四”的非卖品，书前还有当时藏于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词中的杨大瓢像。杨为浙人，怎么会是“吴中文献”书前又有校印者苏州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序，讲到大瓢奉大母丧葬后已年过四旬，适康熙南巡，他“携弟迎叩御舟，请代父戍，不许。遂出塞寻亲。”后来父殁戍所，他才几经阻折，“奉母扶柩，归葬吴下。”道光二十九年季某见此大瓢杂文残稿，不能得，录以副本。“又有送大瓢出塞省亲诗文卷，同时获见，并录于后。”
书后的跋为咸丰八年吴人叶廷琯作，他说：“大瓢父墓在团山近年有人得其墓志拓本，文为姜西溟撰，字已漫泐过半，嫌其墓久不保吁。”看来知堂无缘得见这一平装铅印的非卖本还不是大瓢偶笔。
自古以来，我国学人向有搜罗乡贤佚失着作之风，借以保存先人文墨，嘉惠后人。这是一个极好的传统，并非周氏兄弟的独好。不知现在还有无识者重视这一传统应该说，正是有这样热心乡贤佚作的人，祖国文化遗产才得以一代代地保存和流传下来。目前各地方都在修县志，恐怕也无力顾及于此了吧。
法律的歌诀
我们是一个法律不太健全的国家，可是多年来“法律”又无处不在。村村店店都可以任意定法，到了“文革”时期更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这是人们记忆犹新的。
当惯了“驯服工具”的我，因为见多了违法的事，慢慢地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比如出门住旅馆，各家的店规就很苛刻。供旅客休息的大厅，改为咖啡座，宁可空着也不准客人坐。如果硬是过去坐了而不掏钱，显然便违了法。住旅馆先要读旅客须知，那口气可谓官气十足，是命令式的。一开口便是旅客“必须”如何，“不得”如何，“违反”者如何，如何“照章处罚”，等等。全然没有平等待人的客气话，更遑论尊重“上帝”了。
对这类怪现象，我气愤有之，但没有那么多耐性，出门之前先熟读了法律条文，或备好法律手册，准备与他们去斗争。所以寒斋没有什么法律书，似乎只有单位发的一本宪法，好像亦过时了，因为后来又修订过。作家协会发过一本有关保护作家权益的小册子，与法律有点关系，不知搁在哪儿了。
忽然想到我从旧书店买到过一本线装书，名为大清律例歌诀，光绪五年1879湖北书局刻的巾箱本。这可能是我自愿掏钱买的唯一的法律书，而且不是出于法律的吸引，以为它是歌诀，有韵的七言，新鲜、好玩而已。
为了好玩才读书，我又犯了忌。作者程梦元，合肥人，乾隆时代做过太守。
除了本书，他在乾隆二十四年还编刻过盛世元音五卷。他编撰的大清律例歌诀为了实用，方便当官的，所以为本书作序的潘从龙说，一部大清法律“朝夕翻阅亦未能尽记忆也”，程的“律歌一编，明白晓畅，简而能读，取古人读书读律之义，叶以声韵，切以音注”，不仅备官吏文人来读，亦可向老百姓普及法律知识，以便做到家喻户晓。歌诀最能接近大众，因此我不当它是法律书。歌诀的内容当然有不少无知的昏话，如名例仪制中的“收藏杖一百，私习天文罪亦均”；刑律斗殴中又明显地在保护夫权：“妻有殴夫杖一百，妾殴加妻一等刑。夫殴妻伤减一等，殴妾至死徒三春”等。但有趣的是对当官无实绩而又好虚名的亦算犯法，如：“官员实无善政绩，自立碑词杖百应。遣人妄称己善者，重杖受遣减等惩。”授意别人宣传自己者至今不免，清朝是否真的这么执行了，对拍马和抬轿子的，法律又当如何
从军政关津条律中，看到了对边防人员的要求：“不应给引而擅给，诈冒告给并杖行。势豪嘱托给批帖，影射出入杖百承。官吏听从给与者，并与同罪不知轻”在这里，暴露了古之“势豪”乱批条子的违法行为。不管是否官样文章，连的清政府在名义上都不得不治罪弄虚作假、当官无实绩和背后乱批条子的人，今天难道能坐视不问吗我无法俱引歌诀中的有趣或荒谬的内容。总之，那处罚的手段也真够野蛮而原始的，只有一个打字幸亏自民国以后已废除了杖刑，但是从反映民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学艺术作品来看，那遗毒远远没有肃清，甚至更现代化，更令人怵目惊心了。
中国儿歌集
我读民间山歌、情歌、哭嫁歌等，总觉得那些无名作者绝大部分是妇女。
她们的压抑越深，就越想吟唱。她们的理想越渺茫，对于幸福的追求也越执着，感情也越细腻和深沉。儿歌尽管带着孩子的口吻，有嬉戏和幽默的色彩，我也认为是不知其名的妈妈们的创作。
某日于冷摊上得1923年1月江苏第一师范学校选辑的中国儿歌集一册，印于苏州，比顾颉刚先生选辑的吴歌甲集还要早三年，当是歌谣研究的早期史料。我想，这与“五四”以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提倡采风有关。
除了顾先生以外，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常惠等学人都是参加这一活动的热心人士。
下面一首歌谣，出自云南腾冲县，是儿歌，更像是初为人妻的新娘子在洞房偷窥新郎时的心理写照：“新姑爷，倒穿靴，滑跌倒，慢着些。”倒穿靴是风俗呢，还是新郎幼小
安徽芜湖县的一首，显然是年轻的妈妈跟娃娃在说悄悄话，却是回忆未出嫁前在娘家时的生活，一派少女的心态：“小板凳，歪一歪，我是妈妈的小乖乖；我是爹爹的能宝贝；我是哥哥的新姊妹。嫂子说我不栽菜，我能在家过几代。嫂子说我不栽葱，我能在家过几冬。我是塘里浮萍草，飘飘荡荡走掉了。”
各地唱的催眠曲，有哪一首不表达了妈妈们的爱心请看：“杨树叶儿哗啦啦，小孩儿睡觉找他妈。乖乖宝贝儿你睡吧，马虎子来了我打他。”有了妈妈在身旁守卫着，孩子们一个个都睡熟了。
在妈妈的眼中，自己的孩子是世间最漂亮最可爱的，连缺点也值得夸赞。
如常熟县的一首唱道：“大头大头，落雨不愁。你家有伞，我有大头。”这里有母亲的骄傲，也表现出创作这首歌谣的母亲的智慧和幽默。苏州的一首歌谣，同样唱出母亲的偏爱：“小二二，拖鼻涕；拖到河底里，拾只金挖耳。”
拖鼻涕的脏娃娃也是美的，而且还会带来好运。
河北宣化的一首儿歌，是母亲哄娃娃睡觉时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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