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年轻的妈妈却跟婆婆开了个玩笑：“点着灯，抓起了钟。孙子唱，奶奶听。孙子打碎奶奶的小花碗，气得奶奶抓脚跟”旧时的婆媳不平等，儿媳对婆婆不敢稍有怠慢；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对婆婆略表不敬，施以无伤大雅的报复。
总之，创作儿歌的母亲们都是可爱的，也都是天才。可惜没有一个人留下了姓名。现在，孩子们自小托在乳儿室、幼儿园里，不知年轻的妈妈们还有没有兴致创作新的催眠曲和儿歌。前两年，偶然在电视里听过流行歌星唱的一首催眠曲，歌词不是从生活中来的，一听便是文人的代拟之作，既无美感也无幽默，那母亲的打扮又像个刚下飞机的海外少奶奶。时代有别，新事物总要代替旧东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这里又在贩卖七十多年前的旧货，怕是不智之举吧。愿读者恕之。
章行严诗词集
曾见香港某报纸副刊称，章士钊先生一向写诗甚少，估计不会出版过诗集。其实章氏在当年主办的杂志甲寅上，不时有诗作发表，后来不仅有诗集问世，还印行过一本词集呢。
按出版时间的先后，先说词集。辛巳六月，即1941年夏，章氏有桂林之游，年底即有一册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刊行。前有作者的序，后有本书校录者朱荫龙的跋。朱氏的斋名“甘寂寞室”。章先生在序言中说，在重庆时，于右任曾劝他作词，还送给他好多种词曲书籍，终于不能。这次游桂林，遇到朱荫龙琴可，年未三十而勤于文辞，尤笃于词，“尽出所藏词类各种本子贶余。余恣读之，且读且作，辄振笔不能休。两月余，成词几二百首。”
章氏又说：“余自少小来粗解行文律令，律令于诗古文辞靡不然，于词何莫不然”作者如此看重词的写作，他的词写得的确自然，没有什么卖弄，如永遇乐北大同学招饮市楼用稼轩韵：
“二十年来，重重师友，都无寻处。不合时宜，肚皮放大，出入由他去。偶然杯酒，宛然秋水，尔我书生如故。祗当年、愿持风气，世间妄道如虎。诸君无恙，沙滩笼月，醉后尚堪回顾。
一脉狂泉，几番钩党，彼是纷难主。吾今老矣，旧曲中郎，只许墙阴摇鼓。未须问，先生那里，作冯妇否”
看来，他对当年社会上以他办甲寅杂志，封面上有虎头图案，故而称他为“老虎总长”，以及关于学界纠纷，即女师大学生运动事尚有保留，强调自己不过是书生而已。
又有水调歌头与人论诗作，开头便写道：“诗者求诚事，无物莫轻涂。人间遍地禽犊，何必以诗呼。”这说明他对写诗作词看得极其严肃。
可惜这本词集只收词七十五阕，有不能尽兴之感。
癸未1943夏，先生有峨眉之行，途经沪州，又有游沪草诗集问世。门人冉仲虎于1944年作序并为刊行，共收诗作五十余题。书中附游沪草后集是随行的潘伯鹰所作，仅二十余首。章氏有过江津怀独秀一首，诗曰：
“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我是山阳江上客，怕嫌闻笛失寻邻。”
世人皆知，三十年代初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入狱，章士钊为他作辩护律师，并手编了一本陈案书状汇录，由亚东图书馆印行。这行动出于正义，受到人们的尊敬。潘伯鹰同时亦有所作，题为舟过江津行丈有诗吊陈独秀鹤山坪葬处同作一首，诗中写道：“鹤山名不着，地僻人罕寻丈人舟行过，倚栏久哀吟雾迷江波涌，低徊天色阴。”真实地写出章氏当时的心情。
在章行严的诗词集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怀念诗友之作，如赠刘禺生、汪旭初、沈尹默、叶遐庵、吕方子、乔大壮诸人者，其中不乏近代文史逸话。当然，笔者所见甚微，章氏是否仅仅出版过这两本诗词集，我就不敢肯定了。
思暗诗集
少年时走在天津的大街上，随处可见华世奎写的商店匾额，尤其是“劝业场”三个大字，简直无人不知。
前些年在琉璃厂旧书肄，见到华世奎的一本诗集思暗诗集，1943年由华的后人在天津印行。线装一厚册，可喜的是以华氏的手迹付梓，既可读诗，又可欣赏书法，我便买了下来。
思暗诗集分上下两卷。华氏在1902年进京入军机，诗则从辛亥后写到1939年为止。民国后他返居津门，思绪暗淡，显然与心境落寞、生活不得意有关。近人郭则沄在华的诗集序中说的好，华氏每以前朝遗民自居，常常在酒后“纵谈兴废事，辄痛哭不能自制”，翻翻他的诗集，便知道这话是不错的。如1915年，即辛亥革命后四年，华氏从天津第一次重访故都时，他写了一首甲寅九月入都有感，笔墨间就表现了他对旧朝的思恋：“又御风轮入帝阊，凄凉天气近重阳。秋林红叶春争艳，昨日黄花今又香。何处楼台寻旧梦，谁家儿女唤新娘。夕阳无语空惆怅，姑向黄垆醉一场。”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遗老遗少，在天津作寓公的不在少数，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若想了解这些人的心态，华世奎的思暗诗集也是一个代表。
诗集中除了怀念前朝岁月，又有不少伤时哭穷的诗，是他卖字求活的写照，而且是愈老愈艰难。他在六十岁生日的述怀诗里写道：“一年睡梦一年酣，六十年来百不堪。心似丧家无主犬，身如缚茧可怜蚕。抚松元亮空三径，刻木丁兰剩一龛。忠孝我今都已矣，泣题斋额曰思暗。”情绪至为悲观，甚至形容自己如丧家犬，仍自视为前朝的遗民吧。乙丑1926年除夕写道：“产薄丁繁政又苛，一年负债一年多。已穿茅屋终须补，岁暮能牵几处萝。”
后来，他从租界里搬出，自称生活落魄，写有哀诗：“肌髓全空骨似柴，此身端合萎蒿莱。”又一首说的更明白：“困守寒毡十七年，当年悔否饮廉泉。春衣典尽余尘桁，破砚磨穿亦石田。独恨此身穷不死，尽多同病苦谁怜。觉来又是晨炊近，检点囊中无一钱。”
旧时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书法家，生活境遇如此凄惨，如果不读他的思暗诗集是无法想象的。这也是诗集中最令人同情的部分。
蟑香馆别记
蟑香馆别记是绍兴陈中岳所写关于严修的一本笔记，共九十四则，癸酉年一九三三线装铅印问世。作者是位诗人，在严氏身边工作近十年，还为严修编过诗集。笔记多为实录，间接得来者也不忘注明出处，大体是可信的。
蟑香馆是严修的书斋名。人们看重他的教育思想，以及他在办南开学校方面做出的贡献。晚年他洁身自爱，注重大节。一九二九年三月天津大公报悼念他的“社评”中说：“袁世凯炙手可热之时，北洋旧部鸡犬皆仙，独严以半师半友之资格，皎然自持，屡征不起，且从不为袁氏荐一人。”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也说：“洪宪时，先生指严修入京见项城，力劝帝制不可为，为袁氏谋者，言无不尽。”蟑香馆别记中关于袁世凯与严修的私谊较深也有记载，这更说明在关键时刻严修的品性和人格。
早在辛亥以后，袁世凯拟请他出任财政部长或教育部长，他就坚辞不就。
我注意到别记中有关严修与戏剧的几条记载，它生动地反映了严修思想的开明和平民化的生活作风，也是有关天津的戏曲史料。别记中说，严氏年青时喜与家人“讲求音律，暇或乘兴弦歌，珠圆至润，宛然常子和、陈德霖、时小福也。公尤工吹笛，声可裂金石也。”而且直到晚年仍乐此不疲。他爱戏曲，能通音律，又不轻视伶人的地位。某年，以编党人碑、桃花扇而闻名的汪笑侬来津演出，在地方欢迎名单上，汪为首席，严为第二。当时有人以为不恭，而严氏竟不介意，座中与汪伶谈笑甚欢。又一九二八年，有人为“老乡亲”孙菊仙与严氏等三人合影，严氏以孙伶年长，甘坐一侧，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早在一九二○年，孙菊仙八十生日时，严修便有赠诗：“少年仗剑去从戎，晚岁赓歌帝眷隆。烂熟五朝闻见录，光宣而上道咸同。”那张与“老乡亲”合影的照片尚留人世，笔者便见到过。
光绪三十年一九○四爱国知识分子潘子寅过朝鲜仁川，有感朝鲜亡国之苦，投海自尽，以醒国人。严修读了他的遗书深为感动，请袁世凯为之代奏朝廷，并邀人把投海事件编成戏剧，教育民众。剧中唱词“仁川江外水粼粼，莫忘通州潘子寅”句，即出严氏手笔。严修比较早地便认识到戏剧的社会教育作用，而且认为编制新剧，“其功不下教育”本身，所以天津奎德社编演的改良新戏洞庭秋、荆花泪、丐侠记、一封书、玉箫缘等，他都参与议论。别记中又说：“南开大学常演之一元钱、一念差等剧亦公所定名也。”此外，他还参加导演新剧：“某岁，天津学界俱乐部试演照妖镜新剧，公与范静生躬自导演。孙子文、李琴湘、邓澄波、马千里等分饰剧中人，一时传为佳话。”严修以一位名高位尊的旧时名流竟能追随“五四”新浪潮实在非同寻常。比如文中提到的马千里，便是当年天津民意报的主编，也是南开学校比较激进的教师，近年曾被邓颖超同志称为亦师亦友的爱国主义者。这些活动已是我国早期话剧史的资料了。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位热爱戏剧、热爱青年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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