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所收雍正朝曾静、吕留良一案，读来令人心惊。现行犯曾静招供，他的反清是受了康熙朝吕留良着作的影响，结果吕氏全家获罪。尽管吕留良死去已有46年，雍正仍把他戮尸枭示，子孙被斩。雍正初年刻的吕晚村先生文集，当然亦被抄禁销毁，世间几无留存。前些年，我在北京隆福寺偶然购得一部吕晚村手书家训，线装石印，上下两册，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
十一月上海国学保存会印行的“国粹丛书第一集”。这个团体的主干有邓实、黄节、刘师培、马叙伦等人，他们在1905年还创办了国粹学报，以民族观点提倡国学。主编人是邓实。我没有见过这份学报，猜想是个带有排满色彩的刊物，不是纯学术园地，办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停刊。吕晚村手书家训的原稿先为锡山王氏所藏，邓实得到后付诸石印。邓的名字很陌生，我只在新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才查到，知道他是广东顺德人，1877年生在上海，1951年逝世。神州国光社也是他创办的，并与黄宾虹编印出版了多卷集的美术丛书。看来人们久矣忽略了这位在晚清活跃一时的人物。他在付印吕氏家书时留有三绝，其中之一写道：“摩挲手泽泪潸潸，忌讳之朝例必删。可慨烧书烧不尽，尚留真迹在人间。”这就说明，没有等到清朝消亡，已经有人公开为吕留良鸣不平了，而且即使在雍乾两朝大兴文字狱的恐怖政策下，仍然有人冒了生命危险保存违禁的文稿。书是禁不绝，也烧不完的。
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他的家书主要是写给他两个儿子大火和辟恶的。
这名字有点怪，都是乳名。信中似无多少违碍的议论，不过也有涉及他矢志不侍清室的文字，如郡守曾以隐逸荐他于朝，他立即作出反应，以削发为僧来抗争。这行动当然不是真的出世，而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他在信中曾经规戒家中子孙妇女，不论老少，一律不许烧香念佛，不准与僧尼老佛往来，并且婚丧行礼时，也不许用僧道及阴阳禁忌，等等。可是，一旦上面逼他就范，他又违心地遁入佛门。他给儿子大火的信中说：“昨橙斋得燕中信，云荐举事近复纷纭，夜长梦多，恐将来有意外，奈何吾意及事至则难为计，欲先期作披缁出世之举，庶可幸免。汝在京即今当为布其说，云我厌弃世纲，已决意入山为住静苦行僧，不复与世周旋矣。我且避迹妙山，待燕中为定再作商量耳。”
待他真的出走进山，“一径南行，亲知皆有惋惜之言”，他能不动心吗因道：“人生荣辱重轻，目前安足论，要当远付后贤耳。”吕晚村之受人尊敬，至少他语出真诚，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的节操和品格，后人已有定论。
就在他行动之后的信里，又告戒子孙：“父为隐者，子为新贵，谁能不嗤鄙父为志士，子承其志，其为荣重，又岂举人进士之足语议也。”据载，他的儿子并没按他的家训办，还是走了仕途。他们怎会料到，自己已经归顺朝廷当了官，已故的父亲获罪仍祸及了祖孙三代。残酷的雍正，把吕晚村的儿子也戮了尸，孙子拦腰斩断当然，不论他们是否走仕途，都不会逃过这场灾难。悲剧的命运是注定了的。
吕晚村又是靠什么为生的呢原来他是一位刻书贩书人，用现在的话说，他带着儿子编书刻书卖书，开了书坊，当了出版家。他的家书里难免有些封建说教的内容，也有颇见性情的某些细节。如他劝戒子孙爱护书，不使污损，不能随意折角之类，更有不少贩书的记录，读起来很有趣。他的刻书，看来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他以明遗民自居，因此编选刻印了不少明人的诗文选集。他与桐乡人的张履祥共倡程朱之学，自然刻印的这类书亦多。他一方面卖书求生，一方面借以传播自己的治学思想和政治主张。雍正看透了这一点，恨之入骨，人死了也要治他重罪。
为了访书卖书，他与儿子常分别出差南京，家书中时有通报书市信息的文字。他写信给儿子：“程墨目下趱工，然须五月成书耳。书局有气色，甚慰知寻得旧文十余种，乐不可言，此难得之珍也。寄时须缄固，付的当人方可，启岸尤稳，不可草草，更多方购寻之国表国门广业尤要。几社文有友云，有至六集者，恨未之见也见朱子语类即收买，不嫌其重，友人须此者多也。”他有意搜访前朝的遗文，自己到了南京回报家中：“程墨大题此间随印随发，苏州、杭州、芜湖、宁国皆来要书。因待北客，未尽发去，故未暇寄回。”又一信，记他在南京购得印书的纸张40篓，并让店中补运大题3捆，共270部来。信中谈业务，安排书坊生意者所在多有，如：“知言集尚在搜罗，动手当在秋冬耳。语孟说已在分抄，来月可寄还矣。
北盟会编亦应收之书，但价昂则不必，非不易得者也。”另函称：“局中生意不佳，想非其时，亦旧书行将阑耶。若气色不旺，相急宜出新书帮衬之。”出新书就要投工备料，积压资金。有时看准市场，还把刻版带到书籍集散地的南京来刷印，可以节省开支和往返运输的时间。不过也有波折：“今日始发书至坊，北客尚未到，而坊人口角看火色颇佳，云去年秋冬北客问程墨不绝口，虽数千册亦早去矣。但，有一说可虑者，云此间坊贾止许外路人来此卖书，不许在此间刷印，未知此说如何且看光景作商量耳。”这表明吕晚村处事干练，不是一个只尚空言的书呆子。请看他的另一封信，俨然一个富有经验的书贾：“此间北客陆续有到者，要等全场会墨出方买书，而金陵姑苏近地买者甚众，气色殊噪也。吾所最快者得黄俞邰、周雪客两家书甚富，而恨不能抄尽耳。今寄归李伯纪梁谿集九本，可向曹亲翁处借福建刻本一对，无者方录出，亦可省些工夫。又晁说之嵩丘集七本，书到即为分写校对，速将原本寄来还之，两家极珍惜，我私发归者，当体贴此意，勿迟误，勿污损也。黄家有杨铁崖集，比吾家本子多数倍，吾欲查对抄全此间书一发完即归矣，然书籍留人，恋恋难释，意且在此结夏，大约秋初作归计耳。”贩书者应是爱书人，吕晚村可谓当之无愧。“书籍留人，恋恋难释”指的怕是佳本良册的诱惑，而不单纯为了生意经。这种访书得书的愉悦情怀，亦见于家书中收的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
“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直换银。
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
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钉钱。
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磨禅。
祁氏恭临济宗”
我不知道吕晚村先生文集中是否收了这诗，有兴趣者可以据此作一藏书诗话了。所有家书中的这些记载，当是吕氏传记的第一手资料，亦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明末清初江南书市的风景。
吕晚村对卖书一事曾经向子孙作了自白：“吾之为此卖书非求利也，志欲效法郑氏则其为衣食制度之本，不可不先足备，正欲使后世子孙知礼义而不起谋利之心，庶几肯读书为善耳。若必置文章而谋治生则大本已失，所谋者不过市井商贾之智，孟子所谓跖之徒也吾向不忧汝钝而忧汝俗，此等见识乃所谓俗也。医俗之法，止有读书通文义耳。”最后，他的结论是：“与其富足而不通文义，无宁明理能文而饿死沟壑，此吾素志也，亦所望与汝辈同之者也。”晚村先生是不是把儿辈的有关矛盾解决了呢，恐怕没能办到。
因为他的儿子不是到底从了政，不再去卖书了吗
金陵卖书记
金陵卖书记，光绪28年1902出版，是清末一位出版家版书的自白，内容很有趣，让我们看到了九十年前出版界一位同行的种种活动。
早在三十年代，阿英为了寻找这本金陵卖书记便费尽了心思，不知盼了多少时间。他同沪上旧书店的人一向很熟，托了不少人去找。有一次听到粹宝斋书店的主人说，记得进过这本书，不知压在什么角落里了。阿英岂肯放过这个机会，即与店主蹲在地上一本本地翻检起来。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翻到最底层，“历数小时，始得之于乱书堆中，其快慰之情，殆可见矣。”见阿英：海市集事隔半个世纪，此种淘书的乐趣已难再现，我们只能从前人的记载中去间接感受了。
有幸的是前几年我也得到了这本书，乃是别人赠予的，除了书友的情谊可感之外，虽然亦兴奋一时，却没有当年阿英先生那样可资谈助的消息了。
一种是亲身体味挖掘和发现的快乐，一种是天外飞来，坐享其成，还是前者的经历更有兴味。
本书的作者署名公奴，从字面理解好像颇具民主思想，当然这只是从形式上妄断。作者原名夏清贻，字颂莱，号公奴。据室名别号索引一书的编者陈乃乾先生介绍，夏是清末上海开明书店的主持人，但其生卒年月及籍贯等均不详。光绪30年1904，开明书店还印了他编撰的英特战纪一书。阿英先生说，李伯元在所着小说文明小史第二十四回，讲到一个到济南考场赶考的书商，一边卖书，一边也参加应试，是个“维新的豪杰”，事后作了一部济南卖书记。显然这个人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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