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射金陵卖书记的作者公奴。
光绪二十八年在南京举行的壬寅乡试，可谓规模空前，因为这一年是补行庚子、辛丑因政治动乱而中断了两年的乡试。应试者到了足有两万多人，这也是书商向知识分子推销书刊的好机会。据有关的史料记载，恰好这一年，光绪皇帝又正式提出了取消八股文的旧例，改为首场考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二场考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三场考试四书、五经义。考试内容的改革，势必要影响应试者要寻找流行的政治新书来参考。书商公奴大概得风气之先，提前作好了准备，特地从上海“担筐挈箧”地贩来大批应时新书，满足了应试者的急需，生意眼是不错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如果说清末也有较大规模的书市的话，那么一年一度的书市大体是设在乡试的考场以外，与乡试同时举行。南京考试后，下一年的乡试在开封举办，是时书商们又云集开封。
开明书店的一位股东王维恭，也仿公奴的金陵卖书记，事后作了一部汴梁卖书记。
公奴的边应试、边卖书，堪称文人经商之一例。如果他只是个卖书的商人，或许就不会写出一部金陵卖书记了。他在序言中说：“岁七月，以长者命赴试金陵，非始愿也。”看来他并不重视功名，对于卖书似乎兴趣更为浓厚。用今天的话说，他不单是个注重经济效益的出版家。他认为各地拥来的应试者，等于集中了全国各地知识界的代表，借此售书，也是“传播文明种子”的大好机会。事后检验他销书的结果，足证他的预见。书市历时月余，售书三千余册，提倡维新的书最为畅销，如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加藤弘之的物竞论等都是人们争购的热门书。又“明治政党小史，尤见特色”，而且这些热门书都是“单行小帙，价廉易销”。
总之，这次贩书活动，适应了读者要求维新的思想，反映了当时读书界的动向。
我因此联想到另外一件事，在金陵举办乡试和书市的这一年，鲁迅本来正在南京求学，但在开幕的前三个月，他已离开了金陵远赴日本留学。就在他东渡的前夕，从他当时读过的书目中便可找到仁学、天演论、物竞论这三本书，而且他还特别留下来送给了二弟周作人。这种巧合，证明了公奴的调查是有根据的，印证了当时有为青年们的读书风气。公奴所进行的读者调查相当精细，如说购书读者的年龄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仅有数人，绝大部分还是青年读者，因此他不无兴奋地写道：“可知文明之运命，端在青年，而文化之将开，确可预卜也。”这位开明书店的老板不愧一位开明人士。当然，他的书店与1927年在上海创办的同名书店并无联系。据记载，至少到光绪33年1907，这家书店还在印书，何时关闭则不详。在本书问世以前，我们还很少能看到古代书贾从书刊发行的角度来撰写的专书，公奴却别开生面地研究了书籍在流通领域里的得失，探讨贩书的经验，研究读者的心理和书籍市场的信息，实为我国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料。
作者既是参加乡试的一员，他身历其境，现身说法，在本书下卷即生动地描述了赶考士子的种种表现，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人们在考场内外亦悲亦喜的窘态和丑相。正因为作者具有抵触科举制度的思想，因此金陵卖书记也是一部关于清代科场见闻的真实记录，暴露和讽刺了科举的黑暗和一切陋习。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金陵乡试绝不是什么发掘人才的盛举，而是“江南奴隶之制造厂”我很奇怪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收录的清代科场掌故轶闻不少，何独漏掉了壬寅金陵考场的史料也许商先生当年不曾发现这本金陵卖书记吧，或者忽略了本书下卷恰好是写考场生活的。
从发售书刊的角度，书中还列有售书总账和有关表格，分类颇细，如每个部类共销书若干册，记录得清清楚楚。销数最多的书是历史类，包括传记书。作者又分析其原因有两个：“一史皆事实，故译笔皆畅达，便于省览。
二此次科场兼问各国政事，故不得不略求其端绪。”这里说的历史书，当指各国近代历史及有关的政治书籍。
这位贩书者还善于倾听读者意见，及时反馈给写书和译书的人，并向出版家们提出各种建议和应该注意的事项。如说读者对书名只列人名者还不太习惯，认为应在李鸿章、康有为书名后加一“传”字。同时指出译书者应注意：“人地名勿歧出”，“和文名词勿多用”，“附图须精善”等等。看来这些话讲得都很在行。
作者结合书市的现状预卜了市场的前景。如说：“宪法诸书虽亦浅近，但专门学之名目已嫌太多，每有购其书而不能读者。”又说：“外交之书种类太少，果有善本，定可畅行，盖最为内地所欲知者也。”“生理学诸书，以婚姻卫生学最畅销。”这位贩书者观察顾客也相当用心，他描述那些来买男女生理卫生书的读者十分传神：“一见其图，喜跃不自己，然惟恐人见之也，故来购必以暮夜，避师友，屏群众，伺人少时以只身来。其择取之也，指以手而口不敢道也。”我不知道今天书店里的从业人员，有无如此细心地观察过读者
公奴也批评了当时不健康的读者购书心理，如只重形式而不问内容者：“第一先择版式，洋装大字，朗若列眉，则书之善否不暇问矣。”又讽刺出版者为了营利而猎奇书名，他故意说：“予将着无师自通外国史及西政不求人，获利必不赀矣。”单纯从经济效益出发，古人今人在贩书时犯的是同样的毛病。
金陵卖书记的最后部分是上海开明书店发售书刊的目录，或称“书刊广告特辑”。这当然是近代中国出版史的第一手资料。全目共收书三百余种，尤为可贵的是每本书都附有定价。在文艺书中，当然少不了正在流行的林纾译作，如茶花女遗事等。当时开明书店提出的经营口号是：“广开风气，输布文明。”
下一年，即1903年在开封举办的乡试规模要小多了，应试者只有五、六千人。开明书店又带去书刊二百余种，并金陵卖书记一百余册。原来这部金陵卖书记为非卖品，是免费赠送读者的宣传品。书一摆出，立时被应试的士子们一抢而空。这些情况在王维恭写的汴梁卖书记中略有记载，这又为关心古代书刊发行宣传艺术的人们提供了实证。
我至今没有找到汴梁卖书记的原版本，只从张静庐先生编辑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读到了部分内容。不过后者无论从见识和文采来说，都远远比不上金陵卖书记。
为书籍的一生
1963年7月，我从三联书店购得一本很有趣的书，至今一直珍藏着，它崭新得如同刚从书店里买回来一样。书的装帧设计一扫当时的流行公式，封面封底全部乌黑，字体翻白，只有书名的头一个字用红。书的内容稍后便有点犯忌，因为这是为沙皇时代的大出版家绥青树碑立传的。以过去的观点而论，此书从选题到装帧都富挑战性，所以书店默默地出版，读者悄悄地购买，30多年了，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任何有关它的介绍和书评。这就是绥青18511934写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叶冬心译。
叶先生根据前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0年的初版本节译。据介绍早在1922年，作者就把书稿交给前苏联出版局了，一压就是三十几年，后来连原稿也下落不明，尽管当时很多作家支持出版也没用，如写长篇小说夏伯阳的富曼诺夫便称赞：“太有趣啦，哪怕是用来写一部小说都行。”后来多亏家属发现了底稿，使这部书才不至失传。
绥青从14岁起就在莫斯科尼古拉市场的一家书铺里当学徒，从印通俗的木刻图画小书开始，他一步步地熟悉了出版业务和图书市场。青年时代即受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一心要为平民出版定价便宜的好书。他脚踏实地地这么去做了，从而使他走上了成功之路。我读完此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正是这一点。
到十月革命前夕，他的事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1914年绥青出版公司已占全俄罗斯出版物的25即使在这时，他也没有放弃出版便宜的书，坚持把俄罗斯的优秀文化，以及优秀作家的文艺作品推向平民读者。他把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集，一本本有计划地向人民普及。他是书商，又是一个推广民族文化的使者，一个有远见有修养的文化商人。他从不为了赚钱而出坏书。托尔斯泰逝世后，他办的公司在出版托翁的全集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只想出版50卢布一套的彩色插图本，而绥青坚持除了这个彩色插图本外，还要出版10卢布一套的全集。结果呢，出版这种便宜本，诚如他讲的，“一点也没有赚钱。我们的收入仅仅抵了开销。”他之所以要这么干，用他的话来说，不能光图赚钱，还要顾及一个出版工作者在良心上的责任，因为“我们都受到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无限的好处。”
高尔基评价他：“我认为绥青是非常之人，我极其敬重他。”
绥青的成功还有什么秘诀吗有的。他认为，要出书就出丛书。他的经验是，即使再优秀的图书，如果不纳入系列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