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者和高层官僚眼里，其实比屁都不如，找你来谘询，和找戏子来唱堂会，意思是差不多的，要你讲让皇帝开心的话，而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不是分明在找不痛快吗？
作为一个能出入宫门，得睹天颜的文人，有幸接近最高权力中枢，最聪明的状态，莫过于做黄花鱼，尽量溜边。上头让你助兴时，你可以扯开嗓子，大唱赞歌；最高命你举杯时，你可以上蹿下跳，狂呼万岁。谨记一条，切莫卷进上峰勾心斗角的漩涡，切莫与其他臣工竞逐领袖的恩幸，尤其不能存有分一勺残汤剩饭的幻想。
屈原就吃过这亏的，他自视甚高，认为只有他才能挽救楚国，结果，楚怀王不买他的账，嫌他碍手碍脚，放逐出都城，流浪在汨罗江边。既没人请他签名，与他合影，也没人邀他演讲，请他指导，喝不上鱼翅，吃不到海鲜，嘴淡得出水，心冷得瑟缩，他只有孤苦地咏唱：“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嫉妒，是人类的致命伤，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这种人性的基本弱点。蔡邕所犯的错误，与屈原同出一辙，四个字，“高标见嫉”，遂种下了杀身之祸。岂止那些嫉妒的官员，要收拾他，即使他的舞文弄墨的同行，也不会放他一马的。因为经过汉桓帝，汉灵帝的两次党锢之祸，汉末的知识分子，像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都削剪得所剩无几了。于是，蔡邕成了亮度最强的灯泡，别的文人，都是小瓦数的灯泡，在他的强光前，不由得黯然失色。加之，他太拔份，太冒尖，太无所不能，太抢大家的风头，可想而知，那些嫉妒的同行，会用什么样的卫生眼球看他？
熹平四年，他要立万世名，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辆，填塞街陌”。他老人家，站在太学门口，按照时下常规，必然被摄像机照着脸，被麦克风堵住嘴，被滚烫的赞颂塞满耳，被穿旗袍、大胸脯的礼仪小姐贴身搀扶着。汉代也许没有这一套仪式，但那成功的感觉，凯旋的感觉，晕晕乎乎的感觉，应该是同样的。
类似这样的盛会，不但古代有，当代也有。在那里，既能看到过被谀者那张幸福得意的面孔，也能看到过谀人者那张天花乱坠的嘴巴，但更能看到会场外的撇嘴不屑，过道里的窃窃非议，洗手间里的摇头骂街，电梯间里的声声冷笑。尤其那莫测深浅的一笑，确有司空图评诗所云，大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蔡中郎大概认为人们挺爱他，其实，这种在公开场合的捧场和叫好，比奶油点心还甜蜜的话语，是当真不得的。
汉代兴不兴给评论家塞红包，未敢悬拟，但要一个作家，免费而且真心地去赞美同行的作品，是非常难的一件事，用《圣经》上的譬、喻富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来形容，不算过分。只有绝对的大师，肯对比自己大不如的同行，有一点施舍的慷慨，可以说几句好话；否则，只有绝对的小师，因为实在没有值得骄傲的资本，才会五体投地对所有比他强的同行，叫好不已。
除此以外，那些依靠权力使文章增值的作家，用钞票将自己堆成巨匠的作家，过去曾经发达、如今业已过气的作家，压根狗屁不是、自我感觉好得异常的作家，诲淫诲盗、赖裤裆里那玩意讨生活的作家，述而不作、耍嘴皮吃白相饭的作家……所有以上这些在创作上徒有虚名的作家，其共同点，就是妒火中烧，酸性大发。对于同行，尤其比他强的同行，必视为仇雠，必不共戴天，必想尽力、法灭了，才罢休的。
因此，蔡邕的倒霉，还不仅仅由于他有资格附在皇帝耳边说话，遭政治家的忌；他的学博今古，涉猎文化艺术的各门各类，其造诣，其成就，无不臻于顶峰般的极致，也遭到那些处于颓势、无法振作的同行嫉恨。这也不奇怪，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比较缺乏竞争精神，比较信奉平庸哲学，比较习惯你比我好不到哪块去，我也比你差不到哪里去的生存状态。这样，大家才能彼此彼此，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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