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引《魏略》载：“太祖（曹操）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见宠如公子。晏无所顾忌，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曹睿）立，颇为冗官。”于是，我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才华人品、无不出众的何晏，直到年齐王曹芳登极，曹爽亲政以前，近五十年间，始终处于抑郁不得志的状态之中，所形成的悖谬逆反心理。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士”，与多一个立人旁的“仕”，只不过时序早晚的差别。仕，首先是士；而士，也必须以成为一个仕为目的。所以，“学而优则仕”，是士的必由之路。但“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耐不得寂寞者，倘不是化为自怨自艾的沉沦嗟叹，就是生出自暴自弃的莫名躁惘。何晏的表现，属于后者，便是张狂了。
但知识分子中的轻薄之徒，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高估自己。由于自我评价与实际值的背离，便会感觉所获得的报偿远远不足。由于这种以为欠他太多的债权意识，不满情绪愈益增加，轻则乖戾张狂，重则敌对抵抗。而统治者才不在乎知识分子的作乱犯上，让你蹦，又能蹦得多高？只要老子高兴，不过像捏死一个臭虫那样，顷刻间便化为齑粉。因此，何晏的结果可想而知，不是以卵击石，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事实，也正是如此。
《资治通鉴》载：“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才’，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诸己也。”他认为：夏侯玄深识远鉴，所以能精通天下的才志，司马师虑周谋全，所以能把握天下的大势。至于不用费力而飞快向前，不用行动就达到目的，能够出神入化者，我听说过这样的形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物。他之引用《易大传》里这三句话，前两句比喻重量级的夏侯玄和司马师，后一句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突出他自己。看来，何晏已非一般的自负，而是头脑膨胀，不可一世，是注定要失败的了。
在政治上比不上夏侯玄的雄厚资本，权势上比不上司马师坚强实力，何晏只有在文化领域里，倚仗其才智，施展其口辩，驰骋一时之雄了。于是，“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到他做了尚书，有了位望，自然更是门庭若市，谈客盈坐，成为当时朝野清谈的一位精神领袖。“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更有一群声气相投的诸如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之流，相鼓吹，共煽惑，满嘴空话，信口雌黄，虚无飘渺，大言不惭。这些人，视放荡为通达，以信守为顽固，能苟安为高尚，性刚正为欺世；脚踏实地为庸俗，荒诞浮夸为超脱，循规蹈矩为无能，淫佚腐朽为飘逸。然后，就在社会上产生出一批所谓的名士，或过度饮酒，终月不醒，或装痴作狂，全无心肝，或赤身裸体，满街横卧，或长啸狂歌，凡人不理……当时，作名士，是一种潮流，而名士，若无怪行异举，奇谈怪论，也名不起来，于是，在名士们竞相比赛地放浪形骸之下，社会风气也日益地随之败坏。
最严重的，莫过于何晏所倡导的寒食散的流行，为患一时了。《世说新语言语》载：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寒食散论》曰：“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持此说法：“晋人多服寒食散，今《千金方》中有数方。”苏轼曰：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以济其欲。凡服之者，疽背，呕血相踵也。由他带的这个头，以致造成声势，实在是害人不浅的。这多少有些类似“文革”末期，人们不知从何兴起了喝红茶菌，打公鸡血，站鹤翔桩，练特异功的一窝蜂式狂热，又与晚清的义和拳运动，坚信刀枪不入，而扶清灭洋的愚昧行为，同属人们陷于世纪末的迷茫中，寻求刺激的癖嗜。凡属上升的，健康的，理智的社会，这些不值一嗤的歪门邪道，根本无立足之地。
从《晋书皇甫谧传》里，看到他服用寒食散的痛苦，就略知遗患之甚了。由于他“违错节度（想必是药剂过量或配伍失衡的错失），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瘟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见出，妻息长诀。”这和如今那些上了“大气功师”招摇撞骗的当，而走火入魔者，纯属没病找病，活该倒霉，丝毫也不必去同情。所以，清人俞正燮说：“晋人之散，唐宋人之丹，其为鄙恶，直近时雅片烟之比。”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也讲过：“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绝对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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