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残酷的自虐，近乎霭理士《性心理学》里所说的“施虐”与“受虐”的性变态。从这里，似可推断傅粉何晏的种种异端，恐怕与他不同于正常人的性心理有些什么关连。
尽管何晏颓废荒唐，言行不轨，生性放荡，恃才狂傲，在公元239年以前，自儿时就憎恶他的曹丕，为帝王之尊时，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任其自便。后来，曹睿继位，这位皇帝也十分讨厌他的浮华，对他“急于富贵，趋时附势”表示嫌恶，但也不曾采取什么箝制措施，顶多就是“抑而不用”罢了。这说明知识分子表现欲的泛滥，有时候，正如孔雀那华丽的羽毛一样，虽然能成为致祸之由，但是，倘不对统治者构成什么威胁，不造成政权安全的危机，也许睁一眼，闭一眼，以示皇恩浩荡；如果超过帝王所能承受的界限，恐怕就不会泱泱大度了。
古往今来的“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在与统治者的这种考验耐力的游戏中，以玩火自焚而败北呀！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玩不好文学，可以不玩，而且哪怕玩得极不成样子，你文学家还不得山呼万岁地叫好；但文学家玩不好政治，就得把脑袋押上。何晏的悲剧就在于他近五十年坐政治的冷板凳，一肚子不平，倒获得相对的放浪形骸的自由。一旦他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就不由自己，即使想退出赛场，重回看台，也由不得你了。
所以，冷落，寂寞，没有掌声和鲜花，未必是坏事。
一热，热到发烧三十八度，倒要坏事，何晏现在肯定忙得顾不上“服妇人服”在洛阳街头乘车遨游了。他现在太得意了，尤其那些轻浮圜薄之徒，沪语所谓“轻骨头”式的文人，得意之后必定忘形，而且也必定像《红楼梦》中所言，“得志便猖狂”的。
“是时，何晏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交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尤其曹爽当政后，用他们的计谋，将司马懿削职虚权靠边站后，更加有恃无恐。何晏也由此飞黄腾达，“用为中书，主选举，宿旧多得济拔”。于是，他在政治绞肉机里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晏等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其作威如此”。为非作歹，横行不法，以至于有人向曹爽的弟弟建议：“何平叔外静而内躁，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以上引文均见《资治通鉴》和《三国志》）
忘乎所以到如此地步，何晏已经成了一个无聊耻的政客，这样，离他生命途程的尽头，也不太远了。
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事件，其实是司马懿发动的一次政变。驽马恋栈豆的曹爽，加之围绕他身边的狡诈奸究，不成气候的浮薄文人，那敌得住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结果被收狱处死，严惩不贷。最高权力的争夺，总是伴随着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大难临头的何晏，于战兢兢间，没想到在砍头前，司马懿还有兴致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居然教他主持审理这桩大案要案。难道他会胡涂到看不出他的下场吗？心毒手辣的司马懿会给他好果子吃吗？但知识分子的习性，最容易患得患失，于是他机会主义地以为网开一面，便马前鞍后，屁颠屁颠地积极行动起来。为了立功赎罪，对他昔日友好，旧时同僚，相契知己，挚亲至朋，加以刑讯逼供，穷追猛查不放，无所不用其极，以此来讨司马懿的好，幻想得到宽恕。到这个时候的何晏，风流倜傥全无，言辩文彩不存，连悲剧意味也统统失去，而成了一个丑角。
案子审判告一段落，何晏呈上去，一方面请司马懿定夺，一方面冀图恩典。谁知翻阅以后，司马懿竖起大指和食指，作八状，意思是要屠灭这个数字的家族，方才解恨。但何晏只报上去丁谧、邓飏等七个要处决的案犯，司马懿一个劲摇头，说还不够。何晏看那张脸，岂有不明白之理，连忙试探：“难道还包括我？”司马懿颔首点头道：“这就对了！”于是，当场逮捕何晏，一并斩首灭门。
何晏著述甚丰，但多散失。传世有《景福殿赋》一篇，与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齐名。另有《论语集解》十卷，是研究《论语》的重要著作。《道德论》二卷，应该是他积数十年清谈大成的得意之作，现只存有部分佚文。据《世说新语》称：“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弼），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假如何晏一生保持这种清醒和自知之明的话，也许不会弄到最后身首异处的下场。
或许，一时的清醒，一时的自知之明，大概不难。一个人，特别是文化人，要求得一辈子的清醒，一辈子的自知之明，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这个目标，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期许或努力为之的么！
殷鉴不远，覆辙长存，能不令诸多舞文弄墨者，引以为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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