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越来越快。
现在回过头去观察公元265年到589年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当时在北中国扬鞭策马、虎视眈眈觊觎中原、干戈不止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包括拓跋氏鲜卑和白部鲜卑、河西鲜卑）、羯、氏、羌，以及柔然、丁零、敕勒、突厥、高车等，都是文化低下、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在不断骚扰和侵袭中原地区的同时，也被高于他们的农耕社会的物质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所影响。于是，在这三百多年里，相继建立过正规的或不完全正规的政权。他们的统治，所以有时间长短不等、地盘大小不一的差别，关键在于他们接受这种汉族影响的程度，有高低不同的区分。
其中，以氏族的前秦，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在全盘汉化方面，最有实效，也就最为成功。苻坚，几乎统一了北方，倘不在淝水之战中被谢安击败，东晋的司马曜就得向他臣服；北魏的版图，一度达到长江北岸，其先头部队，差一点就从瓜洲渡江，到达建康，南朝岌岌乎危哉，来不及要迁都的。他们所以获得这样的骄人战果，一是这些民族求新求变的内在动力，二是他们重视和依靠王猛和崔浩这样的汉族精英。
王猛和崔浩，是历史上为异族服务，担任过高职的汉族知识分子。
一在前秦，任始平令，京兆尹，尚书令，官至相；一在北魏，以三朝元老受封为东郡公，拜太常卿，后迁司徒，参与军国机谋。他们如同希腊神话里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将汉文化传播到这些走出蛮荒的少数民族，使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游牧部落，建成封建国家。
史书上对这些背离本民族，为异族政权做事者的心声，未着笔墨。但依据汉民族奉正朔、存正统的儒学精神，可以想象，那些衣冠南迁后，仍留在北方，不肯阿附新朝的汉族精英分子，会打心眼里蔑视这两位先生。不过，当时的北中国战乱频仍，朝秦暮楚，政权走马灯般更迭，易主而事已成家常便饭，今日为这个渠帅效力，明日为那个首领劬劳，也许不存在失节，背叛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对他们二位来讲，已不算得什么一回事。
可他们真正的内心隐痛，却是他们在异族政权中的少数地位和外人感觉。《晋书苻坚传》中，记载了一次氏豪和王猛的冲突，特进樊世，氏豪也，有大勋于苻氏，负气倨傲，众辱猛曰：‘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当使君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尔者，终不处于世也。这些少数民族中既得利益集团，和极端分子，不但始终怀疑他们的忠诚，猜忌他们的做法，甚至有恃无恐的进行抵制。
在这方面，崔浩比王猛的处境要更不好一些，所以，他的下场更悲惨。
氏族的苻坚，羯族的石勒，羌族的姚襄，匈奴的刘渊（此人甚至跑到洛阳与文人才子，吟诗联句，很儒雅的），由于长期混居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统领部落，来去如风，不断骚扰中原，饱掠人财，但有机会接受到较多的汉文化影响。于是，就像我七十年代在苗寨所见到的那样，人们眼界开阔以后，必然产生出对于优势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在意本民族的文明和进步，努力融入中华文化。
拓跋氏，鲜卑族的一支，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许多陋习，直到公元四世纪末，迄无变化。其野蛮程度（这是崔浩最感到挠头的），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先进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明白禁止同姓通婚的必要性。
恐惧文明，也就越远离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这种野蛮的民族习性，甚至到了很晚的后来，也不能根除。从《北史韩凤传》里，可以看到一位权要对汉人的仇视心理：“恒带刀行马，未曾安行，瞋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剉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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