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点着我们说：“听好了。有一次，邓丽君开演唱会，邀请观众与他联唱，没想到请上来的是一个农夫。农夫见到邓丽君，崇拜的不得了。就对她说：‘丽君小姐，我是种田的，捏锄头把子的，你是唱歌的，名气如日中天。我们俩联唱，各取一个艺名。好啵？’
“邓丽君不知是计，问道：‘取什么艺名呢？’
“农夫说：‘我就叫锄禾，你就叫当午，好吗？’”
毛红光说到这里，自己忍不住先笑起来。
邓竹友不理解地问：“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曹志高在重点字上加重语气说道：“锄禾日当午呀！”
邓竹友突然生气起来，恼火地对毛红光骂道：“**！你就牛x吧！”
毛红光觉得老邓的火的莫名其妙，不可理喻。反击道：“你知道什么叫牛x？我看你今天是小母牛劈叉，牛x增大了！”
我和曹志高禁不住哈哈大笑。毛红光继续挥说：“不服气是吧？有本事你就小母牛骑摩托，牛x哄哄！再不然，小母牛翻跟头，一个牛x接一个牛x！”
我觉得这些话其实正好可以做为毛红光今天表现的注脚。他一连说了这么多的牛x，是把那个音节当成一种快感放在嘴里咀嚼呢。
这种无聊中寻找刺激的办法可鄙可怜！
乒乓球比赛实行淘汰制，谁赢球谁称皇，输了下台。下一个轮上的要“考球”。考取了，才取得打一局的资格。毛红光手脚灵活，他一加入进来，就霸占了皇位。邓竹友笨手笨脚，打球姿势丑陋，轮到他考球，毛红光一拍子就把他打死了。邓竹友要求“挑高鼻子”，意思是放他一马。毛红光嘴上答应，球一过网，又是一个大力抽杀，杀得老邓呆若木鸡，完全失去反应。如是再三，老邓玩不上，也就失去了兴趣。可是心里却积攒了一口忿气。
傍晚时分，我和曹志高不知说什么来着，为一个字的音起了争执：言简意赅的“赅（gi）”,他非要读作“核”不可。我们这厢正辩论的不亦乐乎，楼下那厢忽然生了剧烈的打闹，一只热水瓶砸碎在什么地方，出“砰”的巨响和唏里哗啦的声音。我和曹志高赶忙跑下楼梯，现毛红光和邓竹友已经扭打成一团。
邢大副和船上其他伙计都下来了。众人经过一番努力，把两个斗鸡眼一般眼圈乌青的汉子拆开来。我拉着邓竹友，曹志高劝着毛红光，邢大副身高马大地站在两人中间，木塔一般，不让他们再次挨近。两人气咻咻的叫骂不停，活像两只情的野种马。邢大副喝斥了一番，口气很严厉，却仍然掩不住敦厚的样子。他让他们说说看为什么打架？
要说清楚打架的原因，还要回到邓竹友在交通艇上展示过的那顶小红帽以及他那些令人惊讶莫名的癖好上。
上船不久，我就现邓竹友有二大奇怪的癖好。第一，他每天晚上洗完脚后要往脚上洒花露水。浓郁的花露水味在低矮的8平米不到的舱室里散着刺鼻的芳香。他费力地搬着脚指头，呶着雷公嘴，瞪着青白鼓凸的眼珠子，把每一个脚丫子都洒到，那副笨拙而又专注的神情好像漫画里的人物一样。我不只一次的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洒呀？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因为让人费解的事情还不只这一桩。他的第二个癖好是搜集童帽。我们在交通艇上已经见识过他玩小红帽的情景。我曾想当然的以为，邓竹友是个做了父亲的人，冒昧的问了一句，才知道想当然害死人。邓竹友年满三十，还是光棍一条。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他经常购买一些风格别致的小帽子。有一回他趁着酒兴，对我打开了他的“百宝箱”，展现在我眼前的景象太神奇了！那一幕令我目瞪口呆，大开眼界，叹为观止。橱柜里满满一整格，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童帽，许多是重合叠套着的，揭开来不止三、五十只之多，也许有七、八十吧？他小心翼翼地掏出那些宝贝，带着与他的形象绝不相配的浓情蜜意，一一向我展示，就好像它们是他的一群儿女似的。我看见那些小帽子五颜六色，各种样式都有。除了那只我们见过的刚买来的小红帽，还有带海军飘带的白色童帽；戏台上地主家的狗崽子戴的瓜皮小帽；各种软帽、硬帽，单帽、棉帽，皮帽……。无论有多少种，大小是一定的，都是七八岁以下孩子的童帽。这么多童帽精彩纷呈，绝不重样，若不是有心搜求，日积月累，是很难形成如此洋洋大观的。
邓竹友只让我看过这么一次，就再也不肯亮宝了。而且展览的时候只许看，不许摸，如果我想拿一顶他的小帽子在手里玩玩，那是不允许的，就连抚摸一下，好像也不可以。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独自欣赏。有时我从外面进来，看见他站在橱柜前一副白日梦的表情，从姿态上可以判断，他正打算把一些小帽子拿出来细细玩赏，见有人进来，就取消了他的保留节目。他把橱柜的门慢慢合上，脸上带着讪讪的笑容，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人拿个正着似的。他嗫嚅地说：
“我，我喜欢……”
我心里滚过一阵酸楚的东西，意识到一个人尽管可以相貌丑陋，语言粗鄙，看上去既没有思想，又没有文化，宛如木偶泥塑一般。可是他也有美的追求，他也有温柔浪漫的一面，他也是爹妈赋与的血肉之躯啊。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其实并不比一个蚂蚱与另一个蚂蚱之间的区别更大。这种现让我震惊不已。而此前，我对邓竹友的理解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的。
有一次我与邓竹友一道上岸，回来时漏乘了下午4点半钟的那班交通艇，再下一班要等到晚上十点。正不知如何打时间，邓竹友忽然扭捏起来，他似乎想要一个人单独行动，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或谎言甩开我。最终，他打定主意对我说：
“杨，杨光，我领你去看一个人……”
他把我带到南京港客运站四号码头前那片熙熙攘攘的地方。桔黄的大灯下，有无数上船下船的旅客，还有一些卖瓜枣的小贩，人们行色匆匆，谁也顾不得别人。邓竹友领着我踅进一条巷子，来到一个丁字路口，路灯下有一方铺着塑料桌布的茶水摊，守摊子的是一个脸庞大而扁的女人。邓竹友叫她：
“史姑娘！”
我看见那女人？我的眼神带着一股邪念。她的脸好像睡醒来没有洗过那么埋汰。我很不喜欢这个场面。然而，邓竹友已经在茶桌旁坐下，喝起一碗茶，叫我也喝一碗。我站着，心里觉得那茶也是不干净的。碍于老邓的面子，我端起碗来，乘他们说话没留神，悄悄地把茶水泼在电线杆子上。邓竹友跟那个表情和身份都有点暧昧的女人聊起来没完，我看出那女人对老邓并不十分友好，有点看不起他的意思。而邓竹友没有一点儿自知之明，一味地上赶着讨好她。那种样子让我看不下去。我说：“老邓，我去热河路工人文化宫。不陪你了，十点钟在河校码头见，别再迟到了。”说完留下老邓，一个人走了。
走到巷口拐弯处，我扭头瞥了一眼，看见老邓正跟那个史姑娘动手动脚的，被史姑娘一巴掌打落了魔爪，暗夜中传来一声娇嗔的喝骂：“死相样子！”邓竹友并不恼，痴痴地笑。我猜他们接下来该有好事情做了。
邓竹友跟毛红光打架，为的是毛红光讥笑那个史姑娘脸盘子像个烂柿饼，怀疑她是个“鸡”。老邓信誓旦旦地洗刷她的清白：
“人家是真正的姑娘，真正的。我见过她的元红的。”
毛红光蹿掇道：“嘿，说说看，说说看。那是怎么回事。”
邓竹友抓了抓脑袋瓜子，有些不好意思：“她的身体白花花的，像豆腐脑儿一样，一碰就碰破了。破了就淌血了。”
毛红光说：“那不是元红，是月经吧？”
邓竹友骂道：“去你妈的！你晓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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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红光意犹未尽，继续调侃道：“你拿什么碰人家的呀？是不是烧火棍？”
邓竹友骂道：“你才夹个烧火棍呢！”
毛红光嘎嘎地笑，又问：“你们既然连哪事都做了，那她为什么不嫁给你呀？”
这个问题把邓竹友问住了。是呀？她为什么不肯嫁给他呢？毛红光看见邓竹友动脑筋时一副傻瓜相，笑得更加意味深长。他顺手拿了一顶邓竹友没有来得及收起来的邮递员小帽子，把它扣到自己头上。宣布道：“我叫邓竹友！”
邓竹友急忙来抢，张牙舞爪的，没有抢到帽子倒把毛红光的脸抓伤了。
“什么鸟玩艺，值这么拼命！脸上都给你抠出血道子……”毛红光护着脸说。
邓竹友把他的宝贝抢回来：“小帽子，你不能动！”
毛红光的倔劲上来了，说：“老子偏要动。”说着，一把夺过那顶绿帽子抛向垃圾桶。
这一下，就像捅了马蜂窝，老邓一下子光火了。他拔出箍在墙上的热水瓶朝毛红光砸去。若不是毛红光躲得快，这一瓶开水可够毛红光瞧的了！
“这表子养的！这表子养的！”毛红光痛揍了邓竹友，自己反倒很受伤的样子。他大声诉说原委，气得呼呼直喘。
邓竹友一副有话说不出的表情，他觉得憋屈，唇吻乱抖，鼻翼一扇一扇的。
“为什么呢？不为个什么嘛！”邢大副总结道，“算了，算了。谁也不许再闹了。”
毛红光在邢大副的命令下上楼去了，人们慢慢散开。我看见邓竹友捂住眼睛，瘫坐在床脚下，呜咽地哭泣起来。
我郁闷地坐在船尾的系缆桩上，听着江水流过船舷的细微的声音。邓竹友这个人在我心里就像一团迷，他让我看到了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我却不能很好的解开这个迷，对他的行为做出明确的诠释。
什么是生活本质？那种鸡毛蒜皮的快乐，无耻无聊的笑话，卖大碗茶的姑娘，毛红光和邓竹友打架……。难道这些东西就是构成我们生活的本质？不！我相信它们仅仅是一种表象。在表象之下，还有一些美好的东西。
但是，美好的东西往往是脆弱的，害羞的，弱不禁风的；远不如丑陋的东西更强大，更气势，更肆无忌惮。美好与丑陋不能交手，一交手美好就败了。比如邓竹友收藏那些小帽子，我相信其中包涵美好动人的情愫，这种情愫在现实中遇到讥讽，很轻易就转化**们的笑料。还有邓丽君的歌声，那样美妙的感动也经不起一个猥亵笑话糟蹋。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是生活。我所经历的生活美在哪儿呢？我要从生活的底蕴中汲取的到底是什么呢？
江水在黑夜的船舷边急地流走了。船上的灯火照亮的一小块地方可以看见水流的波纹，可是更加广大的江面完全沉浸在不可见的黑暗之中，成为无法言喻的过去。
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渴望得到拯救那样，渴望摆脱郁闷。
第五章
第五章
到了正式薪的日子，我的工资表上写着38元5角。还了预借的16元，实际领到22元5角。加上还结余七八元钱，我的兜里总共有三十来元。
这在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第一次揣着这么多钱，就仿佛打了一夏天赤脚的泥腿子，忽然穿上了布鞋袜，那种感觉让人回味隽永。
拿到钱的当天，我乘交通艇上岸，到邮局去给家里汇了2o元。我想像干装卸工的母亲收到这笔钱时的欣慰表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乐和感动。
母亲是下大力的，她干的活连一般男人都觉得吃力。她所在的单位叫装卸营，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企业，却偏偏按部队的建制，营下设连、排。从连排长到普通群众，全是清一色妇女。她们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用肩膀扛起了一个钢铁公司的矿石装卸车作业。
当父亲因工伤撒手尘寰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小弟上小学。大姐大哥刚从农村抽调回城，二哥还在北大荒的林场里，我们姐弟五人就像一串大大小小的倭瓜缀在母亲坚韧而苦难的藤条上。
小时候，我曾看见过母亲干活的模样。一群妇女们个个头戴风帽，围着垫肩，裹着一条斗篷一样的披巾布；装了矿石的小筐高高地越过头顶，她们一手攀住小筐的边缘，一手拽住小筐底下的一条皮尾巴，一步一个脚窝，爬上高高的矿石堆。倒下矿石，拽起小筐底下那条皮尾巴，再走回到铁路上的矿车旁。这一条人流有二、三十位吧？她们一连七、八个小时就这么来来回回，直到卸完一个车。
那种印象是灰暗而沉郁的，没有在我的情感中埋下阴影，完全得益于母亲的乐观态度。母亲曾带着喜悦的表情和我们说到她的劳动。说起大雪纷飞之夜在铁道线上扛箩筐的感受：既遭罪又豪迈，有一点点伤感，又有一点点诗意。
她给我们带回来黄灿灿香喷喷的锅巴，那是劳作之余，一群妇女围坐在工地上的窝棚里，把饭盒放在烤火炉子上，用有意留出的剩饭炕的。锅巴炕得黄焦焦的，又脆又香，那是我们儿时非常喜欢的点心。
稍大一点我读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里面描写主人公彼施柯夫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为挽救沉船和大家一起扛了一夜麻袋，清晨到来，由衷地感到一阵劳动的喜悦。这时我就想起母亲，想起母亲走上矿石堆的样子，我感到母亲是伟大的，劳动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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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父亲的家庭倒了擎天大树，母亲一手拉扯我们姐弟五个，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事隔多年之后，母亲说，她记得总是在下班的路上买那些“倒包的”豆芽瓣子，回家掺上自家腌制的雪里蕻咸菜，炒成一盆，作为一家数口唯一的菜肴。母亲说豆芽瓣子虽然便宜，却比豆芽茎营养更好。
我初中毕业，以4门功课312分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许多成绩好的同学升入了高中，不上高中也选择中专，我却选择了一所中等技工学校。因为技工学校不仅免收学费，每月还有16元5角生活津贴。除了包伙用去15元，另外下来1元5角供零花。这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当然，我也可以选择师范，师范也有津贴。可是我对教师生涯心存敬畏。我更喜欢流动的生活，喜欢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在我报名的学校里除了南京河运学校，记得好像还有一个苏州铁路司机学校的。
我的班主任老师想法显然不一样。她是个肤色鲜艳的大连女子，穿着时髦，被同学们取了外号叫做“三包一尖”。人虽洋派，还有点娇骄二气，心肠却是热火的。她放下尊贵的架子来到我家，劝说母亲让我上高中，因为“杨光考大学肯定没问题。”
母亲非常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却是铁了心，要尽早飞出家门，独自走上谋生之路。就这样，我十六岁离开家乡，二年后完成河校学习，正式加入水手生涯。
终于，我拿到了自己挣来的第一笔钱，这是一个心灵上的盛大节日。我给母亲寄钱的时候，感觉无比快乐。如果说“有一种幸福叫做奉献”是一句大话，那么大话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假话。一般来说，人们无法从奉献中感觉到幸福，说这话的更多是矫情和作态。假如，一个人真的从奉献中体会到了幸福的话，那是一种最纯粹、最高级的幸福。与它相比，其它世俗享乐构成的幸福，就好像从喜马拉雅雪峰向下俯视，再青葱别致的山峰美景也是“一览众山小”了。
曹志高拿到钱的第一个月给自己做了一套藏青色的学生装。
八十年代初，文革中盛行的草绿色军装已经过气了。草绿色显得村气，不再是时髦的颜色。在青年中一度流行起来的是学生装。学生装左胸一个敞口的兜，下面两个带盖的兜，衣领做成下垂的叶尖形，好像两只耷拉下来的狗耳朵。最要紧的是它的颜色是比较高贵的藏青，显得沉着和庄重，又透着一点儿俏皮和变化。
马军在河校上学时就有这么一套。他的家境比较富裕，团长转业的老子舍得在他身上下本钱。马军个子高，虽然长的算不上多么帅，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人靠衣装，马靠鞍装嘛！马军穿一套新潮的学生装，在学校里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不仅我们这些男生羡慕，更引得全校仅有的船电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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