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时予以参考：
一、检察机关对本案提出质疑的情节在于：华宇手持木棒被施龙打了一砖头，之后被后期赶到的被告弟弟宋振库打了一链条，被害人华宇手中的木棒脱落，跑入人群。按被告供述经过，此时被害人已身负刀伤，假如说指控被告是在被害人手中木棒脱手后刺的被害人华宇一刀，显然事实不够充分。兴隆商店李秀梅证：“我从兴隆商店跑出来，见电线杆子周围一圈人，看不清里面有谁。华宇从人群中跑了出来，没几步就倒下了。”如果说被告人是在此时刺的被害人，当时的能见度是很高的，而在场的人没有一人能证实是在此时刺的被害人，岂不怪哉！另据证：“当时我发现电影院前一堆人，接着响了一枪，不一会儿人就散了。”（卷116页证）也正因为如此，本案历时两年半时间，几经退补侦查，时值今日也说明不了被害人被刺的时间、空间和双方所处的状态。同时，对被告人供述即‘在其威胁到生命的情况下所为’也无充分证据予以否认，望对此恳请法庭能够进一步查实，因为这一情节的认定，能判定被告人行为是否具有防卫的性质，从而，对被告人的量刑具有很大的影响。
二、 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辩护人不持异议，但对起诉书中提请法庭适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有关规定予以从重处罚，辩护人则不能同意。因为这一认定是与司法实践相悖的，当然也是与本案案情相悖的。首先，故意伤害罪情节恶劣的是指有的致死，有的致残；或手段残忍，折磨人致人死亡；或致死多人。如果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前一种情形的话，也只是致死一人而不是多人，轻伤一人伤而未残。
三、另外提请法庭注意的是：本案中的受害人既是本案的被害者，也是肇事者，通过阅卷大量的证据证实，案件的起因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被害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入场时，华宇、刘庭安相互搂抱着撞了被告的妻子，不但不赔礼道歉，反而哈哈嬉笑（卷97页施龙证）。当被告的弟弟宋振平指责二人行为时，二人欲殴打宋振平，在这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被告人及时赶到，先是制止其弟，然后向华宇赔了不是。电影散场后，被害人华宇聚集了数十人手持木棒、凳腿儿等在电影院正门口等宋等人。施龙见状，劝华宇别打了，华不听。（卷78页施龙、108页胡德胜证）宋等人怕打仗，出场时说：“走北面的侧门，别走正门。”在被告欲取自行车回家时，遭到被害人华宇等人的围追堵截，（卷121页卢海龙、92页谢兴旺证）被告是一让再让，极力想息事宁人，被害人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用临时带在身上准备送给武警的军刺，刺了被害人华宇一刀，此举实属义愤伤人。对此怎么能认定被告的行为是“情节恶劣，罪行特别严重”呢？如交通肇事案，如果被害人有过错，对肇事者亦应从轻处罚。我认为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伤害案件上。
四， 被告人有投案自首情节。
综上所述，恳请法庭能够依法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法庭最后进入被告人做最后陈述阶段。事前，我准备了长达6千多字的陈述词，此时，庭审已近四个小时，审判长见我拿来挺厚的一沓纸，足有近一本的陈述词，说：“宋振岭，你的陈述词我们会给你装入卷宗，你简明扼要地读一下，就不要长篇大论了，行不行？”我觉得也可以，反正案情已经辩的很清晰了，否则的话，按照法律的规定，被告最后陈述不受时间限制。我捋顺了一下情绪开始做法庭最后陈述：
“审判长，陪审员，我陈述前，暂不论案件的是与非。首先，由于我的行为致使造成被害人伤亡的惨重后果，被告人深表歉意。如果按当时的情形讲，我用两个词组来概括比较恰当，就是：情急、不知所措。加之我右手伤残未愈，受身体机能的限制，且左手拎着刚从地下拾起的军刺，被迫刺向被害人腹部一刀。纵观整个案件经过，当被害人调戏我爱人时，我是以一种包容谅解的心态劝解此事的。因为这只是一般的流氓侵害行为，但后期发展到威胁到生命的状态下，其不法侵害行为可能造成我爱人伤亡后果的情形下，刺了被害人一刀，目的是遏制事态后果的发生，我与被害人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因此，对其应伤害到什么程度，实施行为前，没有充分地预知准备。虽然值今没有直接证据体现被告人当时所处的状态，但是从案件的全过程中被告的行为迹象已经表明：被告是一再忍让，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会反击伤害被害人的。关于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是情节恶劣之说，显失公平。
本案历时两年半的时间方开庭审理，案件的复杂性不是在其本身，而是被害人亲属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华氏亲属两代人中，有六、七人就职于我地区的公、检、法机关，甚至身居要职。因此，本案在一审中能否得到公正审判，被告人保留意见。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青年，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我坚信，随着我国法律的日益完善，最终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庭。
最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日判决
正文 第七章 拥抱死神（三）
更新时间:2014-3-10 17:05:28 本章字数:2348
在返回看守所的路上，我感到很疲劳，浑身无力，仿佛压抑了许久的委屈、积怨，顷刻间全部喷泄了出去。
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兴安岭地区审理的刑事案件中，刑事被告人有条有理地辩解能引起旁听观众的响应的，今天尚属首例。
就在我开庭不久，枫的弟弟小平也下起诉了，通过武警战士将小平的起诉书传过来观看，指控的事实也比较严重，是按故意杀人认定的。事发原因是邻居李四将妻妹曾介绍给小平处对象，后来，李四又不同意妻妹继续和小平来往。这日，小平感到憋气，有一种被耍弄的感觉，晚饭时，在家里喝了一斤多酒，临去李四家身上带了一把尖刀，想问一问李四不让妻妹与他处对象的原因。到了李四家正赶上吃饭，李四让小平坐下来再喝两口，本身小平来时酒已喝的过量，加之憋了一肚子气，坐下来两杯酒下肚，已经神志不清了。在和李四理论时，争吵起来，李四的爱人见小平动怒，便跑到枫处找小平的家人。枫忙赶到李四家让小平回家，小平不走，因此，枫便说了小平几句，枫怕小平耍酒疯吓着孩子，随后，抱起李四家孩子准备回家。
小平在神智不清醒的情况下，受到枫语言的刺激，在枫抱着孩子欲推门出屋时，失控的小平从炕上扑下来，顺手刺向枫背部一刀，枫转身准备往下放孩子时，小平又向枫的胸部刺了一刀，枫被送到医院抢救，因失血过多死亡。小平回到家里躺在地下便睡了过去。具小平说，他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绳子捆着，在公安局躺着了。他回忆说，他记得和哥哥吵嘴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小平问我能判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他，从起诉上的情况分析，很可能死刑。小平说不能判死刑。他说，这事儿只要家里找找人，怎么判也死不了。我知道他家的状况，条件很不好，，母亲一身的病，父亲脑血栓，家里还剩下三个未成家的妹妹。于是，我对小平说，想保命只有唯一的一条出路，让他母亲搀着半身不遂的父亲，领着三个未成年的妹妹，到法院找院长，两个儿子现在死一个了，恳求法院留一个养老的。院长不答应，就睡在院长办公室不回来，直到法院答应或下判决为止。因为从小平犯罪的情节应判死刑，但法院如果考虑家属的追诉，可能会给小平留口气儿，也就是死缓。我让小平开庭时，就这样安排他母亲这样做。或许能保命，当时小平答应了，只可惜，开庭时，小平只让家里找人，并没有按我告诉的那样去做。
1989年12月26日早晨，看守所的看守员刚刚交完班，值班的看守员就开始往出提人，武警战士说，今天是公审大会。我是最后一个提到值班室的，其他人都已被押上警车。我进值班室后，审判长吴万林在屋里，所有的看守员都躲到别的屋子里去了。地上放着个38斤重的脚镣子。我心里明白了，这是判我死刑了，所有的看守员都了解我的案情，他们分析给我带镣子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麻烦，我也不会让他们这么老实地给我带上镣子，再者，看守员有不想得罪人的，也有对这起案子的处理结果有意见的。
我看人都出去了，而审判长吴万林也跑到门外站着去了，我索性坐在了沙发上，我要看看怎么往下表演。吴万林见半天儿无人给我带镣子，他喊来另一个人看着我，自己到所长办公室去了，他是找人给我带镣子去了。
约有4—5分钟左右，看守所的管理员杨得峰管教来了，他不到五十岁的年龄，操着山东口音说；“孩子，这老这么挺着也不是事儿，听话，还是大叔先给你带上吧，你也不用吵不用闹，有什么话等高院来人，你再说，你现在再吵再闹，最后也得给你带上，只能二审再说吧。”
我考虑了半天，觉得说的也在理儿，于是我坐在地上，让杨得风管理员把镣子用铆钉铆在了双脚上。走出看守所，预审科的韩江和刑警队的一名刑警把我扶到了一辆汽车上。在行驶途中，韩江多次提醒我，告诉我别扯别的。我心里想：什么叫别的，案子判死刑的结果，已经严重的不公正了，所有的人都心明镜似的，对其他的死刑犯怎么没这么对待呢：带镣子没人愿意给带，看押我，还特意安排了两个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人，担心怕控制不了我。
我没有吱声，到会上再说吧。我心里想。
公审大会地点是铁路文化宫，押着我的车是最后一个到的，文化宫外面人山人海，我被押进大厅等待宣判时，我发现能容纳千余人的场内早已座无虚席。外面的人看来是进不来了。
通过大喇叭可能听到，场内是区基层法院对有期徒刑的二十多人依次进行宣判，随后，把我带入场内，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宣判。我仔细地听着认定的事实：
判决书中的前半部分和起诉书中指控的事实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后半部分认定：“被告人在殴斗中用军刺猛刺华宇一刀，见华宇倒地口吐血沫后，喊了声：”快走！“便逃离现场。被告人宋振岭在缓刑期间杀死一人、伤一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前期没有执行的三年七个月零二十九天合并执行，决定执行死刑。
我听到这样的认定和判决，我简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不仅仅是不应判处死刑。而且歪曲了事实，我刺华宇一刀后，华宇跑入人群，这面还在厮打，等人散后，我是随着人群一起走的，根本就没见到他倒地，口吐血沫。否则，我一定会给他送到医院的。一审如此认定，无非从性质和情节上发生了变化，让人理解我是草菅人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退一步讲，证据何在呀？当时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形成法律文书的东西，会是这样的。看来法律虽然制定的公平，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庄严、神圣的，但落到小人手里却是那样的恐怖、不讲理。
我愤怒地跳起来，高喊：“冤枉！冤枉！”我要让群众知道，一审的判决不是公平的，而且有人干预了司法公正
正文 第七章 拥抱死神（四）
更新时间:2014-3-10 17:05:29 本章字数:6323
二名看押我的刑警把我强行拽出了会场。当我被押回到警车上，到警车一直开走前，我的身边多了很多刑警。因为我的周围跟着很多人，刑警在清理道路，疏散群众。我看着围上来的群众，有认识的，有许多不认识的。很多人喊：“别害怕，告他们。”“对，告，一定能赢！”
我上了汽车，似乎冷静了很多，下面，我看见了舅舅正和群众冲击刑警们用身体连起来的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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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舅，没什么文化，只会开车、修车。我担心他在感情面前有什么过激行为。于是，忙喊：“二舅，别和他们争执，没什么用，放心吧，我死不了！我还没活够。再说，我也不够死刑啊！”我的喊声，起了效果。二舅和所有的群众都止步观望我。
车缓缓地开动了，我给了亲人及关心我的群众一个笑脸。“放心吧！我死不了！”我继续说。
在回来的路上，预审科韩江说：“回去也别上火，冷静下来，好好把上诉书写出来，按正当防卫的四个基本条件套住了。”随后，韩江对另一个看押的刑警说：“宋振岭的官司如果打赢了，不是说死不死的问题，而且是有罪无罪的问题。”
我回到看守所，看守所并没着急把我送回号里。往回送其他的判刑人员时，给我往桌上放了半盒烟，让我先抽烟。我心里明白，把我放回号里，他们不放心，怕我闹事。所以，按这种情况，看守所得找我谈心，做思想工作，同事，号里得安排人暗中看着我。
当我被送回监房时，发现里面的人员已经调整，但朱佩金没有动。当天是王颍涛管教值班，王管教进来时，我对他说：“王哥，我求你件事儿，我想通过看守所找我的律师，另外，求你转告我家里，给我买二十本稿纸进来。”王管教答应着走了，我回到铺上坐下来。心里除了气愤以外，大脑一片空白。身体靠着墙，紧紧地闭上双眼，回顾今天一天发生的变化。晚上，吃饭的时候，朱佩金劝我吃几口饭，说不上火是假的，但要想坚持把官司打下去，就得坚持住。我一直没有吱声。
晚上，我设法弄了两瓶酒、豆腐卷和花生米。如果按平时，我一瓶能喝两三顿。这次，我自己喝了大半瓶。我让朱佩金陪我喝，他不喝酒，于是我把剩下的酒都倒进了缸子里留着明天喝，说着，他过来抢我缸子，被我摁住了。朱佩金不再吱声，我很快的、几口就把剩下的酒喝进去了。我让号里人把第二瓶打开，朱佩金说什么也不让。
自从我回来后，号里人大气都不敢出，说话、走道都很谨慎。有怕我发火的，有不知所措的。我可以想象出，号里人每过一分钟都是那样的漫长。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问朱佩金：“是不是看守所让你看着我的？”朱佩金说：“你去开公审会时，曲禄太所长就把我提出去了，让我看着你。兄弟，大哥说句心里话吧。能想办法撤就撤吧，不能这样等死吧。”我没有吱声。朱佩金又说：“放心，大哥我不会看你笑话的。人都这样了，自己想办法吧。”我说：“我心里知道怎样做，即使我死也不会这么轻易死的，是爷们就得轰轰烈烈地死。”
这一夜，我没有睡意，即使事前做过很多心理准备，但死刑来临时，大脑还是一片混乱。几次劝慰自己，睡一个好觉，明天稿纸拿来，好稳定情绪，整理材料。可是思维都支配不了神经，一直处在紊乱的状态下。
每天我都是自己起床，洗漱。今天早晨刚起床（我没有起床，盖着被躺在床上），朱佩金让号里人用脸盆给我打来洗脸水，毛巾、香皂，让我洗漱。说我带着镣子不方便，我也就顺从了大家的意见。
朱佩金说：“兄弟，白天整不整两口了？”我说：“晚上再说，白天我得写材料，还得见律师。”也许是昨晚喝了一瓶酒，没吃饭的缘故，胃里有点烧膛。开饭时，我要了大盆苞米面糊糊粥，往里加了奶粉和白糖，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9点钟，陈荣国律师来会见了。他已起草了上诉状，给我念了一遍，写得挺好，问我有没有不当或补充的地方，我说没有意见。其实，陈律师在地方上算是一流的律师了，因为腿有残疾，提到律师界，都知道有个叫“陈瘸子”的律师，辩护刑事案件经验丰富。陈律师让我在上诉状上签字，下午就递交法院。
我对陈律师说：“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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